由于对报纸经营有着直接影响，印刷商的反应很强烈。本·富兰克林说：“我认为它对印刷商的影响，比起任何人都要大。报纸的半张纸篇幅要交半便士的税，每一广告要交2先令的税，这将近拿走了收入的二分之一。而每本历书也要缴纳四便士的税”（转引自Schlesinger，1935：66）。《印花税法案》和《汤森税法》（Townshend Acts）1767年，英国政府又在美洲殖民地实施《汤森税法》主要对茶、纸张、酒、玻璃、铅等征收进口税，这使本来平息下来的美洲和英国之间的争论再次活跃起来，美洲商人们再次签署“不进口”协议，人民只用自己的产品，殖民地人穿上了手工纺织的粗布衣服，并用其他饮品代替茶叶。他们使用自制的纸张，房屋也宁可不粉刷。波士顿群众对实行新法令的反应尤为激烈，当英国海关人员征收税款时，市民们对其百般骚扰，使其受尽奚落。英政府只好将两个军团派往北美保护海关人员。之所以使印刷商如此愤怒而有助于促发革命事件，其原因之一是它们把纸张也纳入征税的进口商品之列。即使抛开重大的原则问题，纸价昂贵本身就促使殖民地印刷商煽动美利坚人的愤怒情绪。对殖民地的印刷商来说，纸张进口极为需要，1769年一些关于抵制进口的革命决议中未列入价格较低的印报用纸，就说明了这一点。
经济上的直接受损，激起殖民地印刷商的反抗。报纸采取各种方式逃避印花税。有的报纸干脆停刊，有的则采取措施加以规避印花税，大多数报纸隐去印期数和出版人的姓名，有时甚至不用报名，这样从技术上说它们就不属于报纸了。《纽约公报与邮递员报》（New York Gazette and Post-Boy）的印刷商则刊载了一封自称其收到的匿名信，说如果该报“毫无理由地畏惧令人厌恶的《印花税法案》”，而将其“有益的报纸”休刊的话，其“住宅、人身与财产”将“立即受到威胁”（Mott，1962：72）。少数报纸没有加贴印花，刊登通告说报社连一个印花也没有买到。有些报纸则不予理睬，继续印刷报纸，尤以新英格兰地区的报纸为多；还有的报纸进行激烈的抗争，大量刊发各殖民地人民抗议“印花税法”的动态消息，以及各种批驳、声讨的文章，引发民众更加热烈的讨论和抗议。《宾夕法尼亚公报》还创造了墓碑式的版式，各栏改用粗黑线以示哀悼，并宣布暂时休刊，“以考虑有无办法逃避那强加于我们的锁链”，后来果真想出了办法，去掉报名，只写“值得注意的事”（Mott，1962：74－75）。爱国派报纸和保皇派报纸阵营第一次泾渭分明，因为后者反对不进口协议并进口纳税纸张（Mott，1962，75）。
对于报纸的煽动能力，政府和保皇派感触颇深。总督哈钦森将塞缪尔·亚当斯称作“本地最伟大的煽动者”，“在公共报纸上反对政府已经接近20年。起初能力不怎么强，但是长时间的实践使得他能力卓著，并具备狡诈地将其对进攻对象的偏见植入读者头脑中的高超能力，超过了任何我所认识的人”（Bleyer，1927：82）。亚当斯经常在爱国派报纸《波士顿公报》上著文立说，在这一时期该报有2000份的发行量。1770年，总督哀叹：“不幸的是，7/8的人们只读这份臭名昭著的报纸”（Bleyer，1927：82）。曾遭《波士顿公报》嘲笑的托利党人竟在波士顿的英国军队中分发书信说应将《公报》编辑埃德斯（Edes）和希尔（Gill）及其作者“问斩，毁坏他们的印刷所，消除他们的影响。他们要因为给我们造成的不幸而成为首批牺牲品”，埃德斯和希尔在信中被称作“煽动的信号兵”（Bleyer，1927：82、81）。1771年之后担任副总督的奥利弗（Oliver）在1769年的一封信中说：“如果没有办法熄灭这些火焰（就照所说的，将他们送往英国按叛国罪受审），他们就会继续通过《公报》的文章把毒素灌输到人们的头脑里”（Bleyer，1927：81）。
深受报纸煽动所害的保皇派当然也懂得利用报纸，《波士顿新闻信》和《波士顿纪事报》被作为保皇党的机关报。哈钦森在一封信中说：“我费尽心思终于找到了可以回应那些对人民造成不幸的报纸上文章的作家，并在卓普尔（当时《波士顿新闻信》的印刷商）的报纸上发表了两三篇文章，除此之外还有一家新的媒体，一位无所畏惧的年轻的印刷商，我希望能产生好的作用”（Bleyer，1927：86）。但是由于形势不利，所以保皇派利用报纸不十分成功，可谓费力不讨好。1781年，爱国派报纸《新泽西公报》（New Jersey Gazette）称：“众所周知，去年英国政府在欧洲和美国花费超过5000基尼雇人利用小册子和报纸来说谎。今年他们的花费可能会翻番，因为他们的情况更为不利；现在我们可能会看到这项从事谬误的工作的费用还会翻番。现在，这种报纸四处都是”（Bleyer，1927：93）。1774年，纽约的副总督考登（Colden）曾向英国政府报告，说英国用于宣传的小册子和言论“在该地受到抵制，因为当地出现了更多的报纸（小册子和报纸），而议会遭遇的反对措施也比所有其他殖民地的总和还多”（Bleyer，1927：94）。
殖民地的革命家们也都是宣传家，他们深知动员民众的重要性。昆西认为，仅仅是公正地思考还不够，在同仇敌忾的公众舆论强大得足以使献身事业的斗士变得不可战胜之前，公民还必须有同样的思想（埃默里等，2004：65）。如何使公众能有同样的思想，当然是要靠宣传鼓动了。塞缪尔·亚当斯在这方面目标更明确：首先，必须证明他们所倡导的路线是正确的；其次，必须宣传赢得胜利后所能带来的好处；第三，必须通过向大众灌输对敌人的仇恨来发动群众——只有群众才是真正的“突击部队”；第四，必须设法反击反对派所提出的任何合情合理的论点；最后，必须用白纸黑字把所有问题明明白白地写下来。只有这样，即使是那些普通如劳工的人，也能够明确了解斗争的目标（埃默里等，2004：63）。在革命派看来，无论是宣传革命路线的正确性、革命胜利的优越性，还是灌输对敌人的仇恨、反击敌人，这一切都要采取书面形式，在当时这是非小册子和报纸莫属了，而亚当斯的主要工具就是殖民地的报纸，他是当时最为多产的报纸政论作家，曾使用25个不同的笔名发表致编辑的来信或文章。
不过在反对印花税时期，宣传鼓动还是小册子和报纸并用的，甚至历书也被用来传播最新的政治消息、舆论和论争。1775年战争打响之时，11个殖民地共有37份报纸。除了7、8家报纸支持保皇派外，其余的都是爱国派报纸。报纸和国家在独立战争期间同患难，战争结束时，报纸也赢得了巨大的威信。南卡罗来那的爱国派人士、历史学家戴维·莱姆塞（David Ramsay）在独立革命爆发后不久即宣称报纸成为《印花税法案》的受害者实乃美洲自由革命之幸事（Ramsay，1789：61－62，转引自Schlesinger，1935：65）。一位反印花税运动的拥护者也认为报纸在政治宣传上的作用是“自报纸出现以来最伟大的作用”（Mott，1962：107）。报纸自身以及政治组织者和操控者都深深地体会到报纸对舆论的巨大影响力。自此，报纸就被看作是政治运动的利器，美洲的所有领导人都重视这一新生力量。终于，“报纸在自己煽动起来的讨论影响下变成了党派的喉舌”，“编辑不再仅仅是传播新闻的人和某些事件的忠实报导者，而成为一个政党的代言人，在政治上发挥作用”（Park，1923：280－281），他们积极参加党派的组织活动，经常列席党派会议或是作为会议的代表，有时还会主管助选部门（Nerone et al.，2003：441）。
这种威信当然也见诸于公众对报纸的重视，报纸已被视为日常必需品。在独立战争爆发之际，“报纸可能进入了近4万家庭；而且，每份报纸都会被传阅，它们在咖啡馆和酒馆被大声诵读，报纸上的文章被民众讨论和全部接纳”（Mott，1962：108）。报纸的“每一个字都被阅读，甚至是很小的‘夹条’和广告也不被放过”（埃默里等，2004：73）。报纸数量与发行量的快速增长也成为报纸影响力增强的有力证据。在1765年，波士顿报纸的平均销量为600份，殖民地可能大约有5％的白人家庭有一份周报。在独立战争爆发前的几年中，报纸发行量显著增加。最高数额为《里文顿公报》的3600份和《侦探报》的3500份。据称《康涅狄格先驱报》在1778年曾有8000份的发行量，这是让伦敦报纸也艳羡的数字（Mott，1962：104）。独立战争之后美国新闻业的发展主要在两个方面：(1)新报纸数量的增加。1783－1801年，新创办的报纸多达450家，但时祚短促的不在少数（Mott，1962：113）。1801－1833年是报纸的扩张期，报纸由19世纪初的200家增加到1200家左右。(2)出版周期的缩短。报纸从周报到半周报、再到每周出三期，最后到日报。
由于报纸数量的增多、页面的增大以及出版周期的缩短，使其取代小册子成为和内战时期相比进行政治讨论的最佳媒介。1793年在《女神报》（Minerva）的创刊号上，诺亚·韦伯斯特（Noah Webster）指出：“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是在英国，也没有像在美国这样，报纸如此普遍”，“因为便宜、出版周期短”，“也许在美国，它们是最有用的出版物”，“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过了杂志和小册子”（Bleyer，1927：112）。塞缪尔·米勒牧师也对1785年前后美国报纸的兴盛作出了描绘（转引自布尔斯廷，1997：442）：
这个社会中即使每天从事劳动的阶级，其中很大一部分人也都能随意经常接触报章杂志，得到有关每一个事件的正式消息，注意政治进程，讨论公共措施，并因此不断激发自己的求知欲和给自己提供不断取得知识的手段。可以确切地断言，同一国的人口相比较，像我国现在政治性报刊的数量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从各方面考虑，这些政治性报刊如此便宜，传播如此广泛，又能如此容易看到，也是前所未有的。
匈牙利人山多尔·福尔考什(Sandor Farkas)在1831年访问美国，他认为正是印行报纸才使得美国能如此迅速地在全国范围提高启蒙水平，在其编纂的《北美游记》中记载有这样的内容（转引自托克维尔，1988：113）：
在欧洲，人们认为美国能如此迅速地在全国范围提高启蒙水平是有魔法相助。在美国生效的这种魔法其实就是印行报纸。例如，公共马车定期运送报纸，在荒野地区有报纸投递令我惊喜交加。任何一个拓荒者都阅读报纸，无论他离文明多么遥远，也不管他多么贫穷。公共马车驶近荒野新近开辟的定居点时，便会吹响喇叭，接着，马车夫从座位下的箱子里取出报纸，扔到路边。这种景象一天到晚不断重复：向路边的定居点(有时不过是一座孤零零的小木屋)扔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