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如一些媒体报道中，女性在有关政治、经济、社会新闻中的出现常常是凸显她们“妈妈”的角色，女性在这种角色中没有名字和个性。在电视上的女性往往是年轻、漂亮、苗条、被动、软弱、没主见、依赖别人，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梳妆打扮上，媒介有意突出她们的“女性特质”，这样的女性被板刻化，在情、爱、家庭上必然属于弱者；或被冠以“女强人”的面貌和姿态，这种女性敢爱敢恨，性格强烈，比男性更为冷血、邪恶，媒体常常强调她们不能同时兼顾家庭与事业，或者刻意突显一些“女人间的战争”，似乎女人之间的吵闹、争夺游戏比男人之间的争夺会更引人注意，更有趣，在潜意识下标识了女人彼此间对身体、欲望、情爱的三角关系的争夺，这种行为甚至会被解释为是为“取悦男人”而争执。
加拿大社会中，尤其是当代女性政治精英在媒体再现上，一直承受着双重“他者化”压力。一方面，在政治领域中，由于男权社会对女性参政的敌意与疑虑，女性面临着长期历史所型塑的被排挤、被边际化的待遇；另一方面，在加拿大大众媒体中，媒体一直关注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女性政治精英的容貌、身材、表情、衣着化妆等，这种透过一连串观看视角、美学修辞所营造的意象，使她们同样承受被刻板印象化、被曲解塑造的宿命。
而在政经新闻中，当女性一旦进入一个完全以男性为主体的领域时，女人的身体、外貌还是最受注意的焦点，而且记者通常会以男性的观点来报道女性公众人物。
戴尔在《作为传播的广告》中指出，对广告的分析表明，社会性别是根据传统文化模式而照常规塑造的：妇女被表现得极其女性化，成为“性对象”、家庭主妇、母亲、操持家务者；而男人则处在凌驾于妇女之上的权威和主导的地位。
同时，女性主义学者还因循认知心理学的框架（Frame）概念的分析路径，重点探讨媒介如何运用符号资源建构社会成员头脑中对“女性”的基本框架，目的在于探讨社会现实如何被媒介文本(新闻、广告、解说词、电视表演等)和话语“框架化”，使人们在这样的框架下理解社会现实。由于在传统和通俗文化中都已有女性刻板印象的定式，已经形成了相对确定和稳定的意义结构，使得受众的解读在这种已成定式的意义结构下进行，必然使本已极端男性化的社会价值观进一步加固，强化了性别偏见与性别歧视。
四、女性语言＝未命名语言？
长期以来，一些现象已经存在，却不被认可，不被命名，斯彭德曾经指出，不命名某一事物，即意味着重否定它的存在或否定它的重要性，也就是否定它。
长期以来，性骚扰（sexual harassment）时常发生，却没有得到命名，因为得不到命名，就不为人知，不引人注目，令人难以确认、思考，并惩罚或阻止这一现象的发生。
为什么这种现象会存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因为长期以来，男性掌握了职场中绝大多数权力，性骚扰于他们而言，几乎不构成什么威胁，人们采用的语言也掩盖了其侮辱女性的本质和丑陋。只有在“sexual harassment”这个词出现之后，人们才将此现象定义为把性与案例、晋升等联系在一起的令人厌恶的行为，也只有在人们具有了这种意识之后，才会想方设法消除性骚扰。
女性主义研究专家南希·F.科特认为，“女性主义”一词大约是在1910年进入英语词汇的，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学者运用生物学观点中的“性别”（sex）和表示人的由社会、文化等众多因素建构的社会“性别”（gender）这两者之间的差别阐明出来。
这个典型的例子说明，命名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存在的现象，并借用符号性指称来思考这些现象，在日常生活中，有些与女性密切相关的现象在语言中并没有相应符号来表现，因而被忽视，这种现象也正在改变。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加拿大，媒介符号系统表达性别观念并且不断复制这些观念，但这些观念并非停滞不前，相反，人们不断改变语言，以体现人们对自我和世界的认识，如果人们发现现有的语言不能胜任或者不合我们的心意，人们就会去故纳新。人们拒绝接受不合时宜的词语，也用新的词语来定义人们认为重要的事实，女性修改语言，也修改人们对女性和世界的看法。
五、女性主义者对媒介符号“能指”与“所指”的改变
女性主义理论研究者的努力，对加拿大媒介符号系统有一定的反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女性主义者对媒介符号“所指”的改变
1918年，在经过长期奋斗以后，加拿大妇女获得联邦选举权，“选举权”一词的所指由专门的男性意义，变成了男女均有的词汇。
1929年，她们推翻了以前的一项法庭裁决，从而打破了所谓因妇女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人身”而禁止妇女担任国会议员的局面。从那时起，加拿大的社会和妇女的生活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国会议员也成为一个男女共用的词汇。
20世纪70年代之后，社会性别(Gender)一词出现，是女性对之前语言符号的反对和改变的结果。有别于自然性别(Sex)，自然性别（sex）是男女的自然属性，即两性的先天的生物差异；社会性别(Gender)，是指社会造成的基于性别(Sex)之上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是后天习得的社会性角色，是由社会建构的差别即性构(gendered)。gender原是语言学上的阴阳名词属性，被女权主义者援用，用以区别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如同自然界中山川日月被赋予阴阳属性，人类的性角色行为模式，也由后天社会界定，且经文化模造产生。最早发现人的社会性别差异的是人类学家米德（M.Mead），米德在对三个原始部落的三种不同性别模式进行研究后，在其著作《性别与性情》（1935）中第一次揭示性别的社会性：两性差异不是生物的，而是社会的，正式提出人非生而为男女。西蒙·波伏娃（Simmor De Beauvoir）在《第二性》（1949）中进一步阐述“女性是后天养成的”。她认为，相对于男子，女性是他者，是第二性的。妇女是男子定义的，在传统的二元对立关系中是客体，与作为主体的男子相对。1972年，欧克莉（Ann Oakley）在《性别、性属与社会》（Sex Gender&；Society）一书中区分了Sex与Gender为两个不同的概念。盖尔·卢宾（Gayle Rubin）在《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The Traffic in Women—Note on the“Political Economy”of Sex)一书中提出性／社会性别制度的概念，认为社会性别制度不是隶属于经济制度，而是与经济政治制度密切相关的，有自身运作机制的一种社会制度。
2.女性主义者对媒介符号系统“能指”的改变
以“淫秽罪”为例。1892年加拿大首次制定联邦刑法时，禁止堕胎，“任何主动提出出售、制作广告、公示广告或拥有用于出售或支配任何意图在于或描绘为预防怀孕或引致流产的药物或用品——的人”，均犯有“淫秽”罪，并受到2年监禁的处罚。
20世纪70年代初期，加拿大堕胎“非犯罪化”的趋势被女权主义者赞颂为是一个重大突破。但那一立法，仅仅在相当有限的条件上交还了女性她们的传统知识和机会的一小部分。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安大略省的妇女终于向这一垄断提出挑战，伊丽莎白·巴格萧Elizabeth Bagshaw(1881~1982)，加拿大首家节育诊所创办人。创办了第一家节育诊所，由妇女而且为妇女而运作。对这家诊所的法律抨击清楚地表明，尽管经过了几十年的积极活动，对女性生育的父权控制仍旧持续存留。
第二节加拿大媒介技术发展与女性解放
媒介技术发展会给人类带来什么？乐观主义者认为，“技术创造文明”，技术进步会带来更加美好的未来，而悲观主义则认为技术会破坏人文价值和生态价值。
媒介技术会给女性带来什么？乐观主义者认为，媒介技术发展给女性带来了新的受教育的机会和发展的机会，而悲观主义者则认为，媒介技术的进步，并不完全与女性地位提升同步，新的媒介技术有时反而是奴役女性文化的延伸。
近几十年来，信息技术的发展，使超越地域、国界的全球传播网络得以建成，当我们从性别视角审视信息技术时可以发现，越来越多的女性已借助于这一新技术参与到政治、经济、传媒等诸多社会活动领域及权力机构中，信息技术为女性的发展带来了大量新的机遇。
在早期人类历史中，人类要接收和储存信息，可以依据的工具不过是人体的器官——眼睛和嘴，人眼所能看，人耳所能听，人手所能感，都是非常有限的，而语言的线条性决定了语言不可能共时地再现立体的、多维的世界，语言的概括性决定了语言不可能充分地表达尽事物所包含的所有意蕴，语言功能的有限性决定了不可能独自地发挥交际与思维作用。因此在中国，有“道不可言”、“言不尽意”、“意不称物”之说，在西方，有对语言困境阐发的理性思考。而之后，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书籍、杂志、报纸、广播、电视、网络都陆续成为人类接收和储存信息的载体，这些载体解放了人类的器官，也有了更大更广的储存功能。《纽约时报（周日版）》（200余页）所含的信息，已经超越了15世纪读者可以获得的书面资料。在加拿大960万个家庭中，电视机已普及到每一个家庭，半数以上的家庭有录像机，99%的加拿大人至少可以收到三个电视频道，80%以上可以收到八个以上的频道。订有电缆电视和收费电视的用户可收到30个以上的频道。加拿大的互联网比较发达。互联网以其适时传播、双向互动、超链接等优势，极大地压缩了时空距离。罗杰斯公司提供基于有线电视网的互联网高速上网服务；而老牌的贝尔电话公司（Bell Canada Ltd.）则提供利用电话的互联网高速上网服务。加拿大的新闻机构一般都有自己的网站。在新的媒介的影响下，女性发展有了不同于以往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