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位工作女性都会遇到相同的经历，即我们从未摆脱因家庭生活引起的焦虑和不安；而这些对于工作着的男性而言，一般情况下，他们在事业起步之时即被告诫要将此类困扰抛在一边。
——玛丽·阿涅斯·费兹吉邦（Mary Agnes Fitzgibbon）
从女性步入社会开始就业的那天起，她们的心里便多了一份不算小的压力——要时刻做好角色的转变，否则要么家庭出现矛盾、要么工作压力变大。女性担负的社会角色有很多，在家里，要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在工作中，要做别人的同事、下属，有时甚至是领导。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既平衡好各种角色不起波澜，又要不甘人后，证明自己，这谈何容易！
在媒体中工作的女性，其工作性质容不得她们有半点懈怠。为了报道“易碎”的新闻，为了心中的新闻理想，她们无法顾及太多而常常超负荷运转。虽然，有时疲惫得想要发狂，虽然，嗓子哑了头发乱了，虽然，有时也想干脆放弃，可最终她们还是心甘情愿地为自己的兴趣继续风雨兼程。
既然人生应该保持弹性，那么，就对生活中随时加入的新目标、新挑战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吧。
第一节女性与社会角色
人自出生时便有了性别，且这一点在人的后天极少再被改变。不断改变的是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在男性与女性之间若干年来不停演绎的社会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思想和观念，要求两性平等的呼吁从未停止。1874年，雨果在其《九三年》一书中借主人公郭文之口表达了这类两性平等关系的理想模式。现在，我们依然在说“平等”——即使在许多年来两性的平等关系取得了一些改善——是因为考虑这一问题的角度在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变化。比如，人们已经意识到：女性的解放与发展和男性的解放与发展是同一场革命，传统的社会性别意识以及因此建构的社会文化，既压迫着女性，也伤害着男性。因此，两性的共同解放与发展才是平等的真正内涵。
由此，人们有了社会性别的概念。在现实生活中，社会性别的差异是指两性的生物差别经由社会制度化力量的作用表现出来的一系列行为规范和社会角色以及性别分层和性别不平等。引用著名女权主义理论家西蒙娜·波伏娃的经典论述：“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
追溯人类的早期历史可以发现，生活在母系氏族制社会中的女性，其社会地位远比男性要高，她们不仅是社会的管理者，也是家庭的操持者。她们既要外出劳作，也要主持家务，独断、旺盛的精力使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不过，这般情形也就止步在了母权制阶段。为此，恩格斯曾说，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
当人类进入奴隶社会，两性的生物差别逐步被扩大化，继而制度化，男性成了建构和维持以等级为特征的社会性别关系秩序的主人。而且，这种关系秩序若干年来被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着。历史就这样遗憾地告诉人们，男女与生俱来的性别差异，造成了其后天上的处于社会中的不平等地位。
一位中国的女权学者认为，正是《易经》把两性关系分为了乾坤、阴阳、天地，从而规定了女性对男性的从属地位；而西方则通过创造宗教、用夏娃和亚当的故事，来说明女性不过是男性身上的一根肋骨，理当处于从属地位。
17世纪，有个女权主义者叫普兰·德·拉·巴雷，不甚有名，但说出的话却掷地有声：“制定和编纂法律的都是男人，他们（自然）要袒护男人，而法理学家们更是把这些法律上升为了原则。”
19世纪，虽然工业革命的爆发使妇女加入了产业大军，她们也随之有了一定的经济地位，但没有想到的是，男权社会却把妇女走出家庭、走向社会看做是对自己权威的一种威胁，因此他们命令女人重返家庭……
如今，越来越多的女性在努力培养着自己的主体意识，她们敢于向不公平的待遇和权利、向落后的传统观念开口说不；她们试图通过自己的工作实践和努力得来的成绩，说明她们并不是弱者，是和男性一样平等的、社会的一分子。
舞台小社会，社会大舞台。舞台上，有人在扮演着不同的戏剧角色；现实生活中，每一天，每个人，都在扮演着她（他）们的社会角色。所谓社会角色，就是人们对社会中具有某一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以及与这一期望有关的一整套行为规范。比如：对“记者”这一特定身份，人们对其有着一定的行为期望，正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与此同时，社会也会给“记者”制定出与这些期望一致的行为规范，如：新闻报道必须新鲜、真实、客观、公正。那么，上述种种应该就是记者所要扮演的社会角色了。
其实，社会角色也有分类。按照社会成员所处群体及其范围看，社会角色可分为四种类型：家庭角色、职业角色、学校角色和社会中的角色。以女性新闻从业者为例，她们每天要扮演的社会角色有：家庭成员、从业人员、社会成员等。而在这三种主要角色中，尤以前两者不容易扮演好和协调好。
“聪明的女人是指那些知道如何从挫折逆境中走出来的人，而这些挫折往往是因为自己是女人所引起的。当你遇到挫折时，你的家人和朋友帮不上什么忙，你必须要自己去努力，靠自己、也为自己去闯出另一条路。”
女性的人生是社会、家庭、个人的三维立体人生，不论时代如何改变，在社会中生存的职业女性，在其职业发展的过程中，总会难免家庭角色和职业角色的冲突。职业女性注定要在这个矛盾统一体中踯躅前行。她们势必要在这多重的角色中行走，合理的进行角色定位、角色调试，才能使自身得到更有成效、更全面的发展。
第二节加拿大媒介女性：
行走在不同社会角色间开始写这一节之前，我一直在想，女性的职业发展轨迹是怎样的？这个轨迹与她所要扮演的各种社会角色之间有着怎样的相互关系？女性在处理这些关系时的态度是怎样的——乐观或悲观、积极或消极、继续或放弃？
循着这样的思路，我开始找寻问题的答案。
通常情况下，女性在从事某一职业前，都要接受一定的、良好的教育熏陶，然后再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以及社会为其规制的就业范围，来选择想要从事的工作。早期职业女性可选择的工作种类大多都被认为是适合女性做的，比如教育、文秘、行政、销售、医护助理等等；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需要，女性开始渐渐涉足一些由男性主导的职业领域，比如本文的主体之一：新闻媒介。
从事新闻工作，所遇到的主要问题是：起步难。
19世纪末期，初入加拿大报界工作的女性，大多是从最简单的工种开始做起，她们甘心拖地板、端咖啡、当打字员、当资料员、做助理之类。之后，如果她们对新闻报道感兴趣，且有着一定的文学素养的话，她们可能会被调到报社的妇女版（Women's Page）担任编辑或记者。
伊思贝·罗斯(Ishbel Ross）——多伦多《新闻报》的记者。她这样回忆她的求职经历：当时，她带着在多伦多《环球报》（少儿版）工作时的一些作品剪报去《多伦多明星报》应聘，可报社的总编辑约翰·伯恩(John Bone)却丝毫不感兴趣，还转问她，会打字吗？能在不问路的情况下从报社去布鲁尔街(Bloor，多伦多著名商业街)吗？当她正犹豫不知如何作答时，约翰·伯恩大声讽刺道，到底是什么让你觉得你能成为一名记者？伊思贝·罗斯二话不说，径直去学习打字，可最终，《明星报》还是没有录用她。后来，多伦多《新闻报》接受了她，让她担任业务经理的秘书，兼任资料室的管理员。再后来，她等到了一个机会——采访艾梅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一个声名狼藉的、激进的女权分子。在采访最初，艾梅琳·潘克赫斯特由于得了喉炎，断然拒绝了她。可伊思贝·罗斯知道，她如果空手回去，她再也没有机会做记者了。于是，她不断地恳求潘克赫斯特，说了一连串不要让她的女同胞失望之类的话。最后，潘克赫斯特终于接受了她的采访，且非常精彩，由此，她的第一篇报道登上了报纸的头版。
后来，伊思贝·罗斯去了美国，成为《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名编辑记者，除了为报纸头版撰写导语外，她还负责犯罪、灾难类的突发新闻报道。她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剖析新闻的深刻角度，连一些男同事都自叹弗如。
当然，伊思贝·罗斯始终没有忘记她生活的目标——成为一名作家。她曾说，在我小的时候，就下决心要成为一名作家。对我而言，生活就是写作。
1936年，她出版了《媒介女性》(Ladies of the Press)一书，在书里，她以编年体的体例，为读者记录了1936年以前的加拿大媒介女性众生相，用文字阐明了女性在新闻事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证明了女性具有着和男性一样的智慧和才干。
从伊思贝·罗斯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略悉端倪。在19世纪末的加拿大报界中，有不少女性是怀揣作家梦想的。当她们在报界取得了一定成就之后，便开始渴望在文学创作上也获得成功。像罗斯那样，先做记者练笔，后来专心写作的女性并不占少数。
阿格尼丝·威瑞拉德(Ethelwyn Wetherald)——19世纪末期，同时担任《环球》妇女世界部的负责人、《伦敦广告人》的主编、女性杂志《妻子与女儿》的兼职主编。即便如此，她仍愿意把自己看成是一名诗人，而多过一位新闻女性。有评论人曾认为，她的诗集《树之屋》(House of Trees)，是当时由加拿大妇女所写的最好的诗集。
露易丝·雷诺兹·克尔(Lois Reynolds Kerr)经是多伦多《环球报》的一名社会版编辑。在她看来，报社的这份工作能给她带来女人需要的荣耀和满足，比如在某家俱乐部里品茶的惬意和闲情。可这并不是她最想要的，她一直想做名剧作家。她把做报纸编辑看成是一份理想实现前的锻炼和磨砺，通过这份工作，她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得以观其言察其行，为她日后的剧本创作提供了丰富扎实、生动形象的文字素材。在她后来的作品中，有四部都是依据她在报社当编辑时的经历作为蓝本进行创作的。
还有相当一批女性，在进入媒介之前都曾当过中学或大学老师。或许，教书的经历和经验，对于其用文字来感染更多的受众更有益处。这其中就有CWPC的第一任主席，加拿大著名专栏作家科尔曼；《周六晚报》（Saturday Night）社会版的主编Jean Graham，后来还成为《加拿大家庭报》（Canadian Home Journal）的总编。
当然，进入媒介比较顺利的，还应该属于出生在新闻世家的女性。
朱迪·罗宾逊(Judith Robinson)是多伦多《电信报》总编罗宾逊的女儿。因为多伦多《环球报》的总编认识她的父亲，因此她的新闻记者生涯即从那里起步。罗宾逊仿佛天生就应该成为记者，因为她每每见诸报端的文字要么能言善道，为读者释疑解惑；要么充满个性，让读者倍感温暖。最终，她成为一名出色的时政评论员。
无论是从普通工作做起、成为报社记者的Ishbel Ross，还是身兼数家报纸主笔、却心系诗歌创作的Ethelwyn Wetherald，还有出身新闻世家的Judith Robinson，这些曾经在加拿大报界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媒介女性，之所以能与新闻结缘，皆出于对文字的兴趣、对文学的爱好。不过我想，在这其中，更重要的是她们对自己的尊重，对心中的理想，也对理想的人生，执著追求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