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现女性觉醒的影片很多都选择震撼性和富有争议的题材，倾泻无以排解的沉默和压抑。在电影中，女同性恋是女性自我认同与变形的另一极致方式。极端的女性主义思想认为女同性恋包含着对女性的欣赏、膜拜和对男权文化的抵制与颠覆。如埃莱娜·西苏(Helene Cixous)所说，女性“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了，她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从而利用“身体”本身摆脱和对抗象征秩序。这种极端的情感表达方式在加拿大女性电影中常用来一方面反映挣扎着与社会体制对抗的绝望女性形象，另一方面反映出挣脱了社会体制束缚的，自我苏醒、自我追求的女性形象。
首先，我们来看挣扎着、与社会体制对抗的绝望女性形象。
在导演莱亚·普尔（Lea pool）的《意乱情迷》（Lost and Delirious，2001）中，当同性恋情曝光后，一方选择了屈服现实，向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男人交出自己的身体，得以过上平静的普通人的生活；但另一方无望后，选择单独用死来反抗现实。银幕中面对之人脸部线条柔美，而倔强的曲线从侧立之人的额头沿鼻梁穿越紧闭的嘴唇到达微翘的下巴，这也许预示着她们对待世俗不同的选择。《意乱情迷》表现了一个社会和个人心理下的双重悲剧。作为特定环境下的弱势群体，她面临的选择只有两种：要么妥协，要么死亡。她选择了后者，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现实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女性的这种困境在加籍印裔女导演迪帕·梅塔（Deepa Mehta）的《爱火》（Fire，1996)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尽管片中大胆镜头引起普遍争议。两名身陷不幸包办婚姻的中年印度妇女同病相怜，继而发展成同性爱人。其中一段对白揭示了在每个文化中都存在着传统和个人情感之间的斗争：Sita：这难道不令人惊异吗？我们这样被传统和礼节束缚。一些人只需按动我的按钮，这些标记为“传统”的按钮，我就像个训练有素的猴子一样做出反应。我的话让你吃惊了吗？
Sita：在我们的语言中找不出一个字可以形容我们。我们认为怎样呢？
Swamiji：我在卧室看到的是上帝和男人眼中的罪恶。再来看反映挣脱社会体制束缚的自我苏醒、追求自我的女性形象。由帕特丽亚·萝兹玛导演的影片《夜幕低垂》（1995）中，卡米拉(Camille)是这一类的代表。
女主角卡米拉是神学院的教授，在厮守多年的神学家马汀和突然闯入的充满热情活力的马戏团表演者帕特雷（Patra）之间最终选择了后者。马汀和派翠是特别设计的对比角色。马丁代表着“男性、教会”这样的社会规范，而派翠代表着自由、热情、热爱生活的人们。神学院的院长，因为自己即将高升，强迫卡米拉和马丁结婚，以方便马丁接任自己的职务。电影进行到此，把教会架构成代表社会规范的压力来源，而卡米拉能否挑战禁忌，挣脱这些枷锁，保持独立意志，追寻真爱，则是故事的主线。于是在某种程度上，卡米拉的选择象征着社会规范和独立主体之间的对立。除了同性恋议题，卡米拉身上也表达了选择自己生活的意志。
通过这些女性形象，现实世界中女性的困境都逼人地呈现在银幕中。在一个由男性掌握话语权的社会里，女性被有意或无意地排挤在社会的边缘，找不到通往主流的路。同性恋和一些极端情愫有时是社会压抑下的心理悲剧，有时又被当成女性探索细腻的复杂情感、寻找自我身份认同的表现方式。
第三节纪录片中的女性形象
加拿大是一个有着非常好的纪录片传统的国家。在国家的长期支持下，加拿大纪录片一直在国际影坛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研究影像和文化关系的人类学学者杰·鲁比（Jay Ruby）认为，纪录片应该是“给失语的人发言的机会”，即描绘受压迫和其他被剥夺制作自身形象的群体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现实。从这一角度而言，纪录片不仅仅是一个艺术形式，也是一种社会服务方式和一门政治艺术。20世纪70年代后，加拿大纪录片的一大特色是，随着女性主义向更大的社会视野发展，影片中的女性也转向关注更为广阔的社会问题。这在女性导演拍摄的纪录片中表现尤为突出。女性跨越了传统性别界限，不仅出现在传统的男性领域中，如政治和科技，而且在这些领域中发挥领导和指导作用。下面几个是加拿大纪录片中刻画鲜明的女性印象。
一、从政治社会生活的旁观者到参与者
女性视角不再局限于家庭或者自身，而是把目光投向大社会，关注并且积极参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中。从政治、和平到移民、色情业等社会问题。
在比佛莉·雪佛（Beverly Shaffer）监制的纪录短片《半壁江山》(Half the Kingdom，1989）中，一群来自加拿大、以色列和美国的优秀女性聚集在耶路撒冷的西墙祈祷。这一史无前例的时刻说明女性从政治和文化的旁观者变成了积极的参与者。犹太女性通过挑战她们在传统犹太教中的位置，努力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中寻找自身积极的社会身份。
具有强烈女性主义意识的女导演邦妮·希尔·克莱恩（Bonnie Sherr Klein）在塑造突破传统意义的女性形象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她的纪录片中，女性专家占据了传统中由男性把持的位置，谈论和平与社会公正。她们从主题、观点和市场观众方面，从女性主义观点对隐性制度偏见表示抗议。例如，在《讲述我们的和平》（Speaking Our Peace）中，一些女性政治高层人物和积极活动分子发动地区和国际抵抗暴力的和平运动；在《玛丽昂·德瓦：与政治的恋爱故事》（A Love Affair with Politics：A Portrait of Marion Dewar）中，前渥太华市议员和市长玛丽昂·德瓦（Marion Dewar）的政治生活被带到聚光灯下；在《核年代的作家：与玛格丽特·劳伦斯对话录》（Writer in the Nuclear Age：A Conversation with Margaret Laurence）中，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劳伦斯（Margaret Laurence）针对核问题与和平发表评论；同样，在《核瘾：罗莎莉·贝特尔博士谈核威慑的代价》（Nuclear Addiction：Dr.Rosalie Bertell on the Cost of Deterrence）中，世界著名低辐射专家罗莎莉·贝特尔接受采访，谈论当今社会面临的核威胁。这些女性纷纷跨越了传统的性别领域，表现着女性的智慧、独立和自我表达意识。
色情业是个关于两性的古老社会问题。在克莱恩充满争议的获奖纪录片《非爱情故事：关于色情》（Not A Love Story：A Film About Pornography）中，脱衣舞女不再仅仅是男性泄欲的对象。她们不幸的命运，生活的困境和对感染传染病的恐惧成为影片的主题。传统观念认为制作色情电影是不侵害他人的行业，但是片中对脱衣舞女群体困境的揭露成功地引发社会反思——什么是色情？色情业怎样影响社会关系？
移民成就了加拿大多元文化的优势，早期移民的生活无疑是一部个人和群体的奋斗史，但少数族裔也是媒介中普遍缺失的群体。在这些女性纪录片中，更多地把焦点对准了外来女性移民的生活，如Alanis Obomsawin的纪录片《多子之母》(Mother of Many Children，1977)中的土著女性；Jennifer Hodge de Silva的《海伦·罗：移民妇女画像》（Helen Law：Portrait of an Immigrant Woman，1979)中来自中国的移民Law女士；莎伦（Sharon McGowan）的纪录片《苏珊娜：一位移民母亲》（Rosanna：A Portrait of an Immigrant Woman，1980)中，一位有着三个孩子的单身母亲在1969年抵达加拿大后，如何适应新的婚姻状况、新国家和新语言。此外，在由Dora Nipp导演、Margaret Wong担任制片人的《寡妇树下：移居加拿大的中国女性开拓者》（Under the Willow Tree：Pioneer Chinese Women in Canada）中，描述了第一批移民加拿大的中国女人远离家庭，与家人永别，登船前往新世界，嫁给她们陌生丈夫的经历。影片从纯女性角度，探讨女人在演绎传统女性角色的同时，还要面对男性的性别压迫和多种形式的种族主义抗争。她们把语言、文化和价值观传输给孩子，确立华裔加拿大人的社会身份。大多数同类纪录片在展示女性移民艰辛的同时，也展示了她们从受尽辛酸屈辱的角色，逐渐成长为具有独立人格和经济地位的新一代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