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曝光率。加拿大很少有女性竞选国家或地方的政党领袖职务。因此贝琳达突然宣布参选无疑给政界和新闻界都打了兴奋剂。选择在加拿大全国媒体中具有重要议题设定影响力的两家全国报纸《环球邮报》和《国家邮报》，研究两家报纸自2004年1月13日至当年3月22日（从第一个候选者开始竞选到竞选全部结束为止）对加拿大保守党2004年竞选的报道，结果发现媒体对贝琳达的兴趣远远高于另两名男性竞争对手。即使在新闻最显著的部分标题里，贝琳达被提及的次数也高于另两名。
为什么一场游戏中获得第二名的女性能够获得比男性的胜利者更多的关注呢？原因就在于贝琳达完全符合“新颖”和“意外”的新闻价值。贝琳达出人意料地宣布竞选为她在竞选阶段赢得了超乎寻常的媒体关注度，尤其在宣布竞选初期。如同《全球邮报》专栏评论家李斯思·农（Lysiane Gagnon）所说：“媒体根本无法抵抗一位年轻、金发、富有魅力的女人散发出来的‘明星魅力”。
虽然在数量上有明显提升，但是报道通过更为微妙的架构方式反映或强化了性别偏见。
政治竞选普遍被架构为一场竞赛，竞赛比拼的自然而然是选手实力和名次。Linda Trimble的研究发现，关于Harper主要是“以竞赛为中心的报道”；关于哈珀主要是以政治问题和政策为中心的报道”；而关于贝琳达主要的是“以候选人本人为中心的报道”（28%），而且这方面报道约是男对手的三倍（哈珀：9%；托尼·克莱门特：10%）。尽管贝琳达在报道中没有被边缘化，但相对其竞争对手，报纸过于强调她的背景，从而把公共领域的政治转向私人领域。在这些报道中，通过过分关注贝琳达外表，婚姻状况和家庭生活，新闻对公共事件进行了私化描述。
论及哈珀外表的文章仅占1%，关于托尼·克莱门特的也只有3%，但谈及贝琳达外表的文章占所有关于她的文章的33%。提到她时，报纸反复使用“相貌”（look），“金色”（blonde）和“芭比娃娃”（Barbie）等词。
媒体对男女候选人的婚姻状况和家庭生活的关注度也存在性别差异。所有关于贝琳达的文章中，提到她婚姻状况的文章占(12%)，是其对手哈珀的四倍和托尼·克莱门特的5倍。贝琳达被称作“单身母亲”（single mom），“年轻妈妈”（young mother），或不好听点，“经历两次失败婚姻的女人”（a woman with two failed marriages）。
在获胜能力评价方面，媒体对贝琳达的正面预测很低（6%），原因主要是贝琳达缺乏经验（59%）。的确，与其竞争对手相比，贝琳达无从政经历，但对她在商业上取得的成就，媒体也不置可否，而是使用“父亲的小女孩”，“一个具有特权背景的女人”等词暗示对其自身能力的否定。
综上所述，在对女性候选人的新闻报道中存在以性别为基础的架构和评价。尽管贝琳达受到大幅报道，但大部分报道都在审视她的外表、衣着、性吸引力和个人背景，同时嘲笑她的从政理想和作为政治领导人的资质。这种模式把她打造成与家庭主妇无异的在私人领域活动的人，正符合刻板印象。这种效应反过来对在公共领域活动的女政治人物造成负面影响。加拿大副总理安·麦克雷兰（Anne McLellan）回应媒体对贝琳达私生活的过度狂热时说：“我想我们都有类似的经历。”
相对于文字，政治卡通画更能造成视觉冲击力，以一种最明显的方式达到最佳讽刺效果。自由职业卡通画家约翰·冯恩斯（John Fewings）是加拿大最出色的社论卡通画家之一。比较分析他对贝琳达和其他男性政治人物的讽刺画，我们可见对贝琳达的讽刺主要是质疑她胜任政治工作的资质和能力；而对于男性政治人物，讽刺的主要是他们性格中不太完美的地方或是他们的政策。
第一组图片针对2004年竞选。
运用女性服饰特点——红色高跟鞋暗讽Belinda Stronach利用女性特权获取支持。可见，对女性政治人物，政治卡通画同样侧重：
·描绘她们的个人品质，比如衣服、发式，而不是她们谈论的话题。
·对待她们也比男政治人物苛刻，经常对她们进行负面描绘。如在本案例中，画面重点描绘贝琳达的外表和讽刺她的野心，暗含女人是轻率的，用情不专的。
·使女人看上去没什么能力成为合格的政治人物。换言之，这也是对她们和她们能力的羞辱。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刻板印象的影响，二是社会现实。加拿大政坛中很少有女性担任领导职务，所以不足为奇。不管是公众还是新闻媒体，对领导地位的理解中都透露男性思想痕迹，结果，女性担任政治角色的合理性和有效管理政府的能力都受到置疑。这种架构的结果是维护传统性别秩序，视女性政治抱负为越轨和不当的行为。生活在一定社会文化中的人都受着刻板印象潜移默化的影响，因而刻板描绘是省时和省力的手段。刻板印象中，各社群都有各自的特点。刻板印象也潜移默化地成为自我实现的目标，人们努力追求他们被定义的期望值。
第三节加拿大杂志中的女性形象
加拿大目前有各种杂志约1300种。
因为周期的关系，杂志新闻故事比一般报纸少但更具有深度。同时，杂志的魅力还在于它的视觉艺术。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女性主义者分析女性形象时指出，造成女性形象极端化的原因是再现的角度，即作品是从谁的角度写。男性是观看的主体，而女性则是被看的对象，是人们——男性的一个“景观”。在经典叙事结构中，主动地位、支配权利留给看者，而被动地位、依附意识则被赋予被看者。女人只是充当着男权文化的一种附属物，为男性提供必要的视觉刺激。
针对杂志的特点，本节从女性撰写文章比例、报道对象、广告角度方面观察加拿大杂志呈现的女性形象。对加拿大杂志比较全面的分析数据来自“媒介研究”（Media Watch）对1993年和1994年流行杂志的研究。该研究综合比较了在女性杂志、少年杂志、一般杂志和商业杂志中女性被描述的方式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