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由主义女性主义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建立在自由主义赞同个人权利优先的思想基础上，即一个公正的社会应该允许女性个人运用她的自治，实现自我。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认为，既然个人权利优先，那么就要尊重女人的权利；因为女人也是人，有权运用她的自治，实现她的人格。
英国的哈里特·泰勒·密尔和美国的查洛特·吉尔曼是其代表。
密尔敏锐地看到，性别的不平等不是天生的，而是社会习俗和文化传统造成的。她认为解决性别不平等的办法是：女性与男性一样受教育；在各种生产领域女人与男人结成伙伴关系；在立法部门女人与男人平等地参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派影响较大的是贝蒂·弗里丹。她在《女性的奥秘》中戳穿了女性满足于做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的神话，揭示了女性特别是生活在郊区的、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的主妇的悲苦和空虚以及由此引发的生理和心理疾病，鼓励女性进入公共领域。在两性不平等关系上，自由女性主义学派从“性别差异”的角度出发，认为妇女受压迫的问题是由于男性对女性的偏见造成的，而这种偏见深深地根植于法律之中，或者是通过将妇女排斥在某些特定的生活领域之外而体现出来的。
自由女性主义学派批判不平等和剥削的劳工关系及传媒和大众文化中的女性形象，透过对男女两性在媒体上所呈现的频率、特征、形象、所获评价等项目的差异加以对比，多采用内容分析法，即透过对媒体文本中有关性别的项目加以测量，来呈现这些项目在媒体上的显著差异。她们将女性媒体再现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媒体对女性的误现（misrepresentation）与低度代表（underrepresented）上。她们主张采取补救措施，制定男女机会平等的法律以整顿目前的局面。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
19世纪60年代，女性运动中活跃着另一个大流派，那就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坚持认为，妇女受压迫起源于私有财产的引入，这个制度彻底毁灭了人们从前所享受的社群内的平等。被少数人、最初是所有男人占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开创了阶级制度，它的现代表现形式就是集团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对这种状况的思考显示，不仅是更大范围的社会规范赋予男人优越于女人的特权，而且，资本主义本身就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如果要使所有的妇女——而不仅是“例外”的某些人——能够获得解放，就必须以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将属于所有人。妇女不再需要在经济上依靠男人，她们就会像男人一样自由。
三、激进主义女性主义
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则主张革命而非改良，在“个人就是政治”的旗号下，致力于“提高觉悟”和“对性别敏感”。激进主义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舒拉米斯·费尔斯通、凯特·米利特等。米利特认为，女性受压迫的核心根源是“父权制”，父权制的男女关系是一切权力关系的范式；“父权制”确保男人对女人实行统治的各种制度及相应的价值观念；父权制是普遍的、无所不在的，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中，并非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无产阶级的解放不会带来妇女的解放；妇女的解放并不是国家在法律上承认妇女的权利后就能实现，也不是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就自然完成，而是要在一切领域、一切社会体制中改变男女之间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激进女性主义直截了当地针对传统社会中基本的性别制度加以批判。她们指出，由生理特征强行对男与女所进行的性别划分，是导致所有一切阶级对立、压迫的根源。她们把父权制或者男人对女人的统治和约束看做是社会分裂和压迫的最关键的历史形式。而女性自身也因受到父权社会一贯地夸大男女生理差异的影响而不自觉地接受了由男人所建构的“女性意识”、“女人味”，使得在这一性别压迫前提下，一切对女性的平等努力都将失去最基本的着力点。在传播领域，她们批判地关注电视中对传统家庭的描写，并将其作为解决一切病症的方式。卡罗尔·阿楚尔的《日间电视：你将永远不想离开家》是这种激进观点的代表。她对有奖竞赛电视节目展开讨论，揭示了被幼稚化的女性与“令人信服的男性主持人”的对峙。有奖竞赛电视节目“重新创造了女性普遍经济上的软弱无力，以及她们作为消费者所扮演的角色”。正如在为女性而准备的流行电视节目中所暴露出来的那样，一方面利用女性，使她们幼稚化，另一方面又将（实际上是压制性的）父权制家庭理想化。激进女性主义从性别差异的角度反对男性象征秩序，主张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都采取一种女性独立主义的策略。
四、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女性主义
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的目标是反对生物学意义上的二元划分，并通过符号系统，试图理解我们的文化告诉我们的所谓“女性”与“男性”的对峙究竟是怎样的。
这一学派深受法国精神分析学派理论家雅克·拉康的影响，最具影响力的是两位法国女性主义者朱莉亚·克里斯托娃（Julia Kristeva）和海伦娜·西克索斯（Hélène Cixous），她们认为拉康的理论突出了作为父权制压迫之根基的语言，女人在“象征之外”，即在法令的领地、语言之外，被排除在任何与文化以及文化秩序的关联之外。女性生存在话语的边缘，生存于一个他者的、不同于主流的空间。因此，法国女性主义者强调，她们必须解构阴茎的象征秩序，肯定自己的他者经历的价值，以她们的差异性来摧毁、颠覆或解构父权制。
而劳娜·马奥维则将“政治性心理分析”当作一种用来揭示父权制社会的潜意识是如何构成了电影表现形式的政治武器。在她的心理分析系统中，女性形象具有双重性：女性是男人欲望的对象；女性是阉割威胁的能指。她认为，必须消除通俗电视的乐趣，从而使女人们从作为（主动的）男性的（被动的）原料的剥削和受压迫地位上解放出来。她们在传播领域研究的核心是：试图解构男性意义系统，以突出女性的视觉。
五、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
基于对传统男权思想的批判这一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其代表人物为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法国哲学家和“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他在文学评论及其理论、哲学（尤其在法语国家中）、批评理论、历史学、科学史（尤其医学史）、批评教育学和知识社会学上有很高造诣。有共通点，进而形成了后现代女性主义。其代表人物朱迪丝·巴特勒（Judith Butler）认为，对一个范畴的解构并不是取消它，而是要进行深入的探求。在《性别的烦恼》与《要紧的身体》等作品中，她使用福柯的理论，对女性主义的一些核心概念进行了剖析。在她的理论框架中，“社会性别”不是一个名词，也不是一套捉摸不定的特质，“社会性别”是表演性地产生的，而且被其内在的一致所规范的实践所压迫；“身体”已不是生物意义上的“自然的身体”，而是由文化和权力决定的身体；同样，政治也不是一种认同政治，而是“表现性的政治”，没有了绝对的是非、对错，政治不过是一种表现性的使人兴奋的言辞；知识也不再是客观的、理性的和普遍的，而是由权力决定的话语。巴特勒肯定多样性、差异性，并认为不存在单一的“认同”，要对任何一个范畴和理论进行批判。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一样，这一理论更多地看到差异性，不仅有男女之间由于知识、权力、霸权话语而造成的差异性，而且还有不同地域、文化、种族、阶级、性倾向等导致的差异性。在传播领域的研究中，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引入了“话语霸权”、“知识权力”、“解构建构”等说法，为它从多角度、多方面认识妇女因为性别缘故受到不公正待遇提供了分析工具。
第二节加拿大媒介理论
加拿大的媒介思想受美国影响很深，强调务实，非常注重研究竞选、宣传效应、通讯控制、管理操作、广告实务、公关方略、媒体经营、传媒的直接和短期影响等等，打上了强烈的实证主义烙印。充满了思辨的、哲学的、形而上的、宏大叙事的、人文关怀和道德关怀的研究，不太容易打进核心的学术圈子。在加拿大，对世界媒介理论作出贡献的有两位：麦克卢汉和英尼斯。
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Adams INNIS（1894~1952），加拿大地理学家和经济学家，曾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生前是多伦多大学政治经济系主任和加拿大政治学协会主席，是一位研究传播社会发展史的启蒙性人物。以深刻的历史洞察力给加拿大人敲响了警钟，呼吁政府和人民抵制和反抗美国的文化霸权。他把传播学放在人类文明形态的演变中考察，认为传播媒介是一整套传递和储存人类文明的智力形式和有关技术手段。所有的文明都有知识、思想、习惯、实践、仪式、艺术等。从这个角度出发，社会组织的转化、主体性的新形式和知识的重新组织都受到传播媒介的影响。英尼斯一生中只在最后两年留下两本著作：《帝国和传播》和《传播的偏向》，都是分析传播怎样维持权力，建立知识垄断的，即在已知的社会背景条件下，传播形成了有利于一定社会阶级的知识和权力的集中和垄断。
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出生于加拿大埃德蒙顿，加拿大有名的媒介研究学者。至今被人津津乐道的“地球村”的概念是麦克卢汉在1969年出版的《地球村——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 in the Global Village）一书中提出来的。认为，加拿大具有“边疆人”的优势，因为加拿大人可以拉开距离观察美国文化，而且拥有英国传统和北美传统的双重优势。他说：加拿大是“远程预警系统的国家，这是看不见的环境的组成部分。这是一个纯信息的边疆，是各种边疆中独特的边疆……这是20世纪出现的边疆，它改变了我们与自己的关系，也改变了我们与世界的关系。”
除了此两位大师，加拿大的媒介理论也受到美国媒介思想的影响，这些理论包括：自由主义理论、政治经济学理论、社会责任理论，而尤其受后一种影响最深。1981年，加拿大的肯特报业皇家委员会Kent Royal Commission on Newspapers，由参议员Tom Kent任主席，其提交的报告称报业集中为怪兽。的报告，深刻地反映了这一点。
社会责任理论诞生于美国。1944年初，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s)组成“新闻自由委员会”，邀请了12位著名学者担任委员，成立了“哈钦斯委员会”（后来被人们誉为“20世纪最著名学术团体”）。委员会用两年多的时间，对美国新闻自由现状进行了艰辛的调查，前后听取了58家报纸、杂志、广播电台以及多位电影界人士的证词，收集了225人的意见，提出了176份文件和分析资料，召开过17次委员会全体会议后，终于在1947年3月2日发表了第一期报告《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A Free and Responsible Press)。传播学者克里斯蒂安曾指出：“我们称为新闻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就诞生于这些有说服力的综合性研究中。”实际上，它是对自由主义传播理论的扬弃，所以社会责任理论也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报业”。虽然社会责任传播理论根植于自由主义传播理论，却与之有诸多相异之处：自由主义传播理论把政府看做集权统治的继续；社会责任理论则视政府为民主政治的产物。自由主义传播理论认为“管得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社会责任理论则希望政府应主动地去促进自由，必要时，政府应与大众、媒体三者协同一致，共同发挥传播的功能。自由主义传播理论所揭示的自由是消极的，我们通常称之为“不受外界限制的自由”；而社会责任理论的自由则是积极的，它要求拥有能够达到人们所希望的目标的必需条件。自由主义传播理论认为新闻自由纯粹是个人的权利，强调“开明的自我利益”，因此为了满足一己的理性与天赋，要除却一切加诸个人的限制；社会责任理论则强调“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之福利”，权利与义务（责任）已由个人转移到社会，由理性移转到良心与宗教伦理。它的目标在于促使社会更易于发挥各种功能，使人类获得最大的快乐。
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理论在美国本土非常受重视，并未得到很好的实施，却在加拿大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在加拿大，很多人认为，自由主义是必要的，但也反对自流主义传播理论放任自流的做法，加拿大媒介制度受到这种制度非常深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