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中，在一定时段里信息的密集，会满足听者的信息饥渴，那松散和冗余除了给人以拖沓、焦急，再也不能产生什么求新的希望。而密集适度的信息传播，要求稍纵即逝的广播减少一切中转环节，迅速、快捷地进入信息终端。信息高速公路上极小的坎坷，造成的信息失效都无法挽回。重视信息的密集、迅捷，发挥信息的跨越时空的优势，是广播在网上处于动态运行的不可替代的功能，否则，过度的密集、迟滞的传播，就要扼杀广播的活力，只能成为明日黄花。而且，当地球成为一个村落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信息能够处于屏蔽之内了，那些机要信息只好采取网络难于吸纳的手段予以控制。这时，时效性远比时机性更为人们所重视。
这样，广泛而深入、大量而直接地获得信息，准确而迅捷地择取和传播信息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因此，培养一批训练有素、敏感睿智、“下笔千言，倚马可待”、“学富五车、出口成章”的记者、编辑、播音专业队伍乃是当务之急。传播的竞争，不再是媒介占有、传播专权的竞争，而成了人才的竞争，最善于传播的个性鲜明、捷足先登者，当然会长操胜券。
三
网络文化中，仍然分日常文化、实用文化和高雅文化；传播模式中的多向互动、个人传播者的出现，并不排斥集团传者的存在。广播以其强大的科技能力、高超的传播技巧、汇聚的人才集萃，还可以保有竞争的实力。问题是，竞争的焦点，应该专注于人文精神的终极关怀，这是下一个世纪人类提高生活质量的核心问题。
人文精神的阐释张扬，寄托在群体智慧的凝聚和汇合中。可以说，集团传播者具有强劲的网上张力和永久的风格魅力。
集团传者的传播渠道相当广阔，它们的台标、呼号昭示着有益、有效信息的网址特征和平台风貌。有价值、有信誉、有美感、有权威的广播，在网上一出现，便会使人眼前一亮，耳目一新。集团传者从现在起就要培育、磨砺自己的特色和风格，这样，如何建构自己的美学理想，加强自己的审美能力，便成为下个世纪创造广播美、节目美的螺旋式上升的坚实阶梯。
当下的时髦思维方式是“驾轻就熟”：以快餐文化填充时段，以现趸现卖增添时尚内容，以雕虫小技玩弄时空样态，以花样翻新嘲弄听者期待。这是传播历史上的懒汉和懦夫思维方式，应该一点儿都不能原谅地予以摒弃。
我们必须努力追求“以事省人、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以美愉人”，创造出音美、意美、情美的节目样态，催动民族化、风格化，强化意境美、韵律美，让声音的丰厚负载自然地、畅达地进入人们的耳畔，流入人们的心田。坚持不懈、只争朝夕地锤炼我们的审美眼光、审美笔触、审美听辨、审美表达，让时代的旋律、高尚的道德、民族的企盼、历史的回响、理想的召唤、文明的大纛，融入美的眼睛、美的文笔、美的耳朵、美的语言，在太空的电波中，鸣响着黄钟大吕，声音形象中矗立着中华民族的伟岸身躯。
美学理想的追求，审美能力的锻造，不是唾手可得、一蹴而就的。只有不畏艰苦、勤学苦练才会不断进步。广播播音的重要地位、巨大功能，在这方面应该成为独具特色、备受青睐的专业优势。广播播音，既要在语言上率先垂范，成为国家标准的规范具现，又要在信息高速路上最易感知、最能涵化的渠道上占有一席之地，不断增加信息传播的美学含量，使人在“耳不暇听”中获得“悦耳动听、心驰神往”的审美愉悦，那重点就在语言功力上。我们的播音，不论是新闻播音、专题播音，还是节目主持，都应该成为语言精品，以深厚的语言功力、高超的语言技巧，传播人文精神的内涵，开拓人类文明的视野。
20世纪语言哲学的转向，从“写什么”走到了“怎么写”，从“说什么”走到了“怎么说”，我们再也不能停留在“重文轻语”、“口语至上”的阶段了，再也不能徘徊在“播报好还是谈话好”、“有稿好还是无稿好”的狭小语域里了。更不能误入“播音员时代已经过去，主持人时代已经到来”的“理论”歧途，去追寻无视语言功力的“写作型主持人”、“思维型主持人”了。在网络文化中，传者的“出身”、“成分”分界和“类型”、“人格”差异不再突现在传播的终端，“姓名”浩如烟海，入网者比比皆是，人们审视的中心都放在信息内容与内涵中，在注意的边缘上，那强制传播范围内的数点星辰也化入了万里长空，个性的风采也只会“今是而昨非”，被集团传者的整体风格所笼罩。只有有声语言，在广播中处于永恒的闪光点上，并且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独树一帜的伟人，包括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也不过各领风骚数十年，然后成为新一代伟人居于其上的“巨人的肩膀”。
无论在多媒体中，还是在广播中，只要人们还耳聪目明，就需要声音和色彩。人们在不断完善自身的过程中，维护着自身的判断权、选择权，道听途说和人云亦云的现象将日益稀少。敷衍了事的传播、粗制滥造的传播、哗众取宠的传播、低俗猎奇的传播，在网络文化中只能是被批判、被摒弃的对象。
我们新中国的播音风格还是应该坚持的：爱憎分明，刚柔相济，严谨生动，亲切朴实。它展现了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作风和气派，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的品格的表露。
面对21世纪的机遇和挑战，该做的事还很多，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厉兵秣马，积草囤粮，我们将无往而不适，无往而不胜。面对新世纪，广播播音将向高远的时空走去。
“字正腔圆”的艺术风范——简论夏青的播音艺术
夏青的语言艺术，字字珠玑，真是言不尽意；夏青的播音创作，博大精深，的确书不尽言。
一
播音，是广播电视传播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是一项“出声露面”的创造性劳动，是一种有声语言(包括副语言)的创作。
我们的播音，要传达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要自觉地发挥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功能，“教育和鼓舞”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和最终理想。
夏青的播音，严格而坚定地遵循着这一创作原则。他以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创作态度，字斟句酌、高屋建瓴的创作理念，钟爱祖国、关注时代的创作热情，庄重严谨、铿锵有力的创作风格，不断强化着他的创作活动。从一个字音到一次播音，从日常播出到重大任务，从正常工作到紧急情况，从自己准备到帮助别人，他都毫无例外、毫不放松地全身心投入。
夏青的播音，像齐越的播音一样，已经达到了艺术的高峰。他们从未脱离播音创作的根基，因为只有在这个根基上，才会绽放奇香异彩的花朵。
二
播音创作，绝不仅是悦耳的声音、清晰的口齿就能胜任的。但是，不悦耳的声音和不清晰的口齿肯定不会有上乘的播音作品。
多年来的“重文轻语”现象、崇尚日常口语的自然主义，往往使我们忽视悦耳的声音和清晰的口齿在播音中的重要作用。至今，还有这类观点的影子，徘徊在一些人的心目中。
夏青的播音，真正达到了“字正腔圆”的境界。他那明亮圆润、浑厚坚实的声音，他那清晰纯正、韵律悠扬的词句，造就了一种悦耳动听的形式美。这种形式美，产生了先声夺人、引人入胜的听觉效应，仅此，就使人百听不厌、乐此不疲了。
“字正腔圆”，像宽敞平坦、一览无余的大道，像碧蓝如洗、一望无际的天空，可以包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事、情、理；而字不正、腔不圆，只是一路泥泞和一片井天，灵动的思维和丰富的生活到这里便被滞留和窒息了。
“字正腔圆”是话语的一种美的叙述方式，应该有更多的人学习它，掌握它。拒绝它、贬低它，可能有千万种理由，不过，一言以蔽之，吃不到葡萄，只好说葡萄是酸的。
当然，夏青的“字正腔圆”，还有更深刻的内涵。
三
夏青的“字正腔圆”，不仅隐含着时代的高度、历史的厚度，还呈现着大国的风度。
五千多年的古国文明，传延到今天，广博的积淀，精深的承续，建构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形象。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广播电视迅猛发展的过程中，又展现了她的“爱憎分明、刚柔相济、严谨朴实、亲切生动”的黄钟大吕式的风貌。新中国的播音风格，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广播电视增添了独树一帜的景观。
夏青的播音，在“字正腔圆”中，洋溢着一种阳刚之美。庄重严谨，规整大方，铿锵有力，明快洒脱，形成了巨大的逻辑钳力；主次分明、重点突出，特别精到地运用了停连技巧，既一气呵成，又切分细密，显示了有声语言的顿挫之妙。一顿一挫，放得开，收得拢，声音中止而意蕴丰厚，深化了内涵，强化了节奏，给听众创造了心驰神往的思辨空间。
夏青尤为擅长“宣读式”播音，但绝不照本宣科，而是有的放矢，有感而发，举重若轻，言之有物，既有理性的张扬，又有感性的点染。从驾驭全局到微细处理，都做到了“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毫无粉饰，毫不做作。
语言功力，更集中地融汇着创作主体独特的人生经验、生命感悟和语言习得。夏青的语言功力，沉郁规整，犹如杜甫的律诗，用字老到，出语惊人，是播音中深厚的现实主义风格的代表人物。他在这条路上达到了历史的高度，其中，自有成才的规律在。
四
播音创作，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播出的节目如此，创作的依据如此，表达样式、语言样态更是如此。延安时期的播音风格，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氛围融合；新中国成立以后，又有翻身解放、当家做主和历次政治运动的氛围对播音风格的影响；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使播音风格进入了思辨、丰富的层级。各个时期都有自己的代表作，展现了播音创作空间的深广和播音创作理想的高远，进一步证明了播音创作的党性原则和喉舌功能。60年代初期的“大文章”，文化大革命中的“高调门”，在播音史上，仍有它们的历史意义和认识价值，不应一笔抹杀。割断历史、脱离时代的论述和研究，都不是郑重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利于播音艺术的发展。研究夏青的播音艺术成就，也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历史在进步，时代在变化，人们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方式也在相对真理的长河中追新求异，在大浪淘沙中弃伪存真。广播电视线性单向传播的模式将在网络文化的兴盛中，增加多向互动模式。播音创作在文字的转化和思维的外化过程中，进入节目形态的方式和方法必将充实和丰富话语的叙述样态，语言的精妙也将培养更多的会审美的耳朵。“字正腔圆”，不仅在艺术层面给人以人文精神的涵养，而且会在生活交际层面美化社会语境。
夏青播音艺术的发人深省，确是一种历史性的启迪。
五
从广播电视传播的角度，审视夏青的播音艺术成就，我们认为，夏青正是一位复合型的播音艺术家。他那博古通今的学识，包容着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粹，他那造诣精深的专业，律动着汉语语言文字的美学追求。我们对他的敬佩是久远的。
现在，有些人仰视西方，膜拜港台，对那些被宣扬和炒作出来的节目和人物，大有望尘莫及之感。我想，当有意无意地夸饰殖民者文化和殖民地文化的时候，当有意无意地推崇域外的广播电视节目和“名人”的时候，当说这些名人是全才、是“复合型”人才的时候，是不是还记得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名人”？是不是忘记了本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的齐越、夏青、林田、费寄平，已经拥有了数以亿计的听众？他们是我们的，也是世界的！
这里，我们要特别提起的是，早在50年代，夏青的著名论文《克服报告新闻的八股腔》就已经在指引着后来者根据传播内容进行准确、鲜明、生动的表达了。老一辈播音员们从大量的实践中概括出来的理论，至今还放射着真知灼见的光芒，他们的教诲我们能够忘记吗？当然不能。
西方的和港台的先进技术与传播经验是应该学习和借鉴的，但不能只宣扬“远学欧美，近学港台”，这只会走向片面以至误区。因为，“数典忘祖”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不会鼓励和支持的。若是一心向往的不过是人家的皮毛，就不仅抛弃了对本民族优良传统的承继，而且会丧失对本民族人文精神的关怀。那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成了一句空话，“巨人”便化为虚无。
夏青——也是播音艺术中的巨人。
“字正腔圆”，应成为中华民族语言艺术的风范；
“字正腔圆”，是研究夏青播音艺术成就的起点和归宿。
“口语至上”批判
谈话时使用的语言叫做口语，并同书面语相区别。我们通常所说的“有声语言”既包括口语，也包括书面语的音声化。
广播电视的传播，是以有声语言为主干或主线的，本应该包容两种形态：从内部语言外化形成的口语；从书面语转化形成的语言。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前者被挤压，后者被扩大，造成了必须有文字依据才能进行传播的状况，这不能说同极“左”思潮没有关系。
正是改革开放的形势，广播电视的兴旺发达，才使口语得到了新的生机，“有声语言”才以完整的形态发挥出应有的功能。1984年，我提出“有稿播音锦上添花，无稿播音出口成章”的现实根据就在于此。
可是不久，口语的生机又面临着危机，它被神化的同时开始被虚化，被人化的同时开始被俗化。
对此，仍有不少认同者。有的主管领导还表现出“唯口语为佳”、“独尊口语”的倾向。毫不夸张地说，广播电视界弥漫着“口语至上”的迷雾。我们怎能等闲视之？
一
当人们在共同劳作中到了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时，才产生了语言。开始极其简单，而后逐步复杂。语言产生之后，用以交流思想、沟通感情、交换信息、协同动作，显得非常方便、快捷。我国先秦时期的讲学、游说，学术上的百家争鸣，都离不开语言，可见一斑。
后来，产生了文字，语言有了视觉形式，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发挥的作用更大了。不过，口语和书面语的关系并不完全一致，且时近时远，有时书面语竟似脱离口语而另行其道。这同语言的发展有关，同汉字的特点也有关。我国在历史上存在着大量的“口头文学”，“五四”运动以后，由于“吾手写吾口”、“怎样想就怎样写”的提倡，白话文终于成为主流。
现在人们认识到口语是书面语的根本，同时也知道文学语言具有领导作用，书面语也有它不可替代的优势。不应片面、偏执地认识二者的关系。
口语存在于人们的社会交往中，保有社会契约性的规则，保有个人需求性的意向。口语的鲜活性、丰富性，带来了它的原创性和具象性。但是，由于口语主体的复杂性、即兴性，必然造成了口语的芜杂性、缺损性，使之难于避免当下性和多向性的困扰。
口语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由于运用语言能力的强弱，也是有高下之分的。有的人能说会道、口若悬河；有的人笨嘴拙舌、词不达意；有的人言简意赅、语语中的；有的人贫嘴薄舌、言之无物，等等。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地推崇口语，不一定就是对口语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