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传统“五伦”关系中的不平等，特别是“三纲”，该书也从家族制度弊端的角度加以公开批判，并且极为大胆。书中认为，“家族制度最不平等，家族伦理即由宗法而生，故子弟屈服于父兄，犹之臣民服从于君主，而三纲之说以兴。父之责子夫之责妻，虽不当于理亦谓之直，若为子者为妻者以理争之，虽当于理亦谓之曲。使天下之民受屈于空理之下不敢稍违，舍理论势，以势为理，仅弱者对于强者所尽之义务耳。”在他看来，“三纲”之说既非先儒之古论，也不合平等之至理：“家族伦理愈发达，则名分日严，名分既严，则压制日甚。此三纲之说所由起也。夫三纲之说，起于汉儒，西汉以前未闻此说。而五伦之名则甚古，故言三纲不若言五伦。特中国既行三纲之说，故中国人民日受制于空理之中而不能自脱，非改良家族伦理，则平等之制难期实行，而国民公共之观念亦永无进步之期矣”。同时，作者还强调“五伦本对待之名词，非谓为父者为兄者为夫者当立于绝对之地位也，”认定“五伦之说易为三纲之说，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天定，而中国之伦理遂为束缚人民之具。”从而表明了一种相当激进的思想态度。
张纯一著的《（世界的个人主义）伦理学》，则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代表。张氏本也是革命党人，还是日知会的骨干分子，但他当时正信奉基督教，故该书又带有一定的基督教信仰的色彩，并由传教机关的广学会出版。不过，此书最初却并非专为教会学校所写，而是他受聘浙江优级师范讲习期间所作的讲稿。在该书中，张纯一将伦理的最高理想归结为一种“世界新人”的塑造，主张“当世界交通时代，吾侪既为世界之一人，即宜富具世界道德思想，利益世界，完成世界人格——故凡国界种界私见，悉宜破除，务各就所处位置，所任职务，期与世界一道同风，增进文明幸福。则人皆世界新人，国皆世界新国，天下不难一家矣。”为了增进“最大多数人之最大幸福”，该书还特设“备死”一节，对“牺牲”精神大加提倡，又鲜明地打上了那个时代冒死从事革命事业的革命者之精神烙印。
当然，对于公然违背或者有害于前述朝廷教育宗旨的教科书，清廷也并非听之任之，而是规定了一套教科书审查制度。由于伦理教科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尤其密切，故审查也相当严格。从当时的教育官报上，我们可以了解这类审查的一些情况。如1908年《浙江教育官报》第4期，就曾登载当时官方对新编上报的有关伦理教科书的评审结论。其中，对蒋智由那套影响广泛的《中学修身教科书》的评语是：“持论公正，次序分明，颇合中学教科之用”；对前述刘师培的那部《伦理教科书》，则认为：“宗旨未纯，恐滋流弊”。这直接导致了该书遭查禁的命运；对江苏试用直隶州知州郑宪成译编的《最新伦理学》的评语是：“译笔未甚明畅”。同年，学部对中国图书公司所呈之初等小学修身课本也严格审查，指出其认为道德有新旧之分和将“迷信”延至“敬天祭祖”的观点之不当。批示说：
书中有云，际此时代，新道德未成，旧道德已丧，不知道德古今惟一，并无所谓新旧。又云从前迷忘之说不敢不弃。按，古来言道德者并无迷忘之说。至于愚民无知或多迷信，原所当禁，惟辨之不可不明。充近人破除迷信之见，将至敬天祀祖皆可以废，此则变本加厉，不可不防者也。又云主观的养成文明国民优美娴雅之风气，优美娴雅岂遂能赅修身之学？修身课本宜先授以孝悌之道。书中于第十四课始及父母之恩，且附于游戏之后，殊属不合修身教授法及课本，均俟改正后，再呈审定。此批。
可见这种审查，虽包含了对教材编排质量等多方面的具体考虑，但仍以意识形态的有效控制为主要目标。后来，这套教材按此要求作了修改之后，才得以公开发行。
清末由学部负责的教科书审定不可谓不严格，尤其是张之洞掌管学部之后，更是如此。前面我们提到女子伦理修身教科书在清末发行较多的情况，但与此同时，极严的控制也相伴而行。1909年，《教育杂志》就曾刊载说：“学部张相国因为维持风化起见，故对于女子教科书最为注意。日前见有某国新编之女子教科书，多有伤风化煽惑人心之语，实与女学大有关碍。除一面严禁购买外，并拟商同外务部向某国交涉，不准入口，以重女学。”另据记载，前述麦鼎华所译那部元良勇次郎的《伦理学》也曾遭到学部查禁的命运，理由是“中西学说杂糅其中，且有蔡元培序文，尤多荒谬”。
不过尽管如此，仍有教科书敢于违令而行。如麦鼎华译的那部《伦理学》，到1907年时广智书局就已至少发行了8版以上。虽被禁，却并不止，可谓很典型的例子。种种迹象表明，当时清廷的统治能力已然全面弱化，实无法全面控制整个社会了。其所以如此，原因诸多。西方思潮的广泛输入和传播，地方权限的增长和外来势力的渗透，民间文化出版事业的勃兴，学堂急缺教科书的教育市场之作用等等，均为之创造了便利条件。同是世纪之初翻译出版的伦理教科书，樊炳清译的《伦理教科书》与麦鼎华译的《伦理学》在思想立场上差距如此之大，既与译者的立场相关，也与两者出版机构性质有别不无关联。樊译由江楚编译官书局出版，而麦译却由民间的广智书局印行。新兴的资本主义私营出版机构的市场导向、利益原则和较为开明的思想态度，当是我们研究清末新式伦理教育和教科书不容忽视的因素之一。此期私营出版企业最为杰出的代表商务印书馆出版大量新式的伦理修身教科书，特别是革命家蔡元培有关伦理学方面的译著和教科书，在蔡氏遭到清廷嫉视之后，仍得以“蔡振”名义（假蔡元培夫人黄世振的“振”字以署名）继续发行无碍，可谓其中显例。
四、清末学堂伦理教科书的新式特征与现代伦理学学科的兴起
从教育史和学术史的双重眼光来看，清末新式学堂的修身伦理教科书，总体说来已经具备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特征。首先，是在教科书的编排上，一些教科书，特别是不少中小学修身伦理教科书，已相当自觉地注意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即不同年级学生不同的生理和心理特点，采取较为合乎现代教育学理的方式来加以编排，体现出一种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整齐划一并且符合课程定时规定的配套化、系统化特点。这一点，与旧式的伦理教条之汇编如《训诲辑要》、《弟子规》、《五种遗规》、《为人必读》等传统伦理修身书，已有显著区别。
以1905～1906年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供初等小学用的《最新修身教科书》为例。它每学期1册20课，每学年2册，一共10册，前后相接，系统完整。每册都能根据学生特点，讲究内容和形式的配套变化。如在第1册的“编辑大意”里，编者就特意说明：“儿童初入学堂，每以识字为苦，本编有图画，无文字，另编教授法一册，教员按法解图，使儿童易于观感，自无畏难之弊”。
20课的头3课，先言学规；第4课以下，“专言孝弟，以儿童日处家庭最易实行”；第12课以下，则“略言处世接物及立身之要义，皆择其浅显者”。从三年级第5册开始，因学生“已渐解文理，得以文字鼓舞其兴会，故不复每课系图，但其事实可图者皆图之”；同时，本册还根据所谓“循环教案法”，有意重复前面两册已经出现过的一些“德目”，但“隶事较详，陈义较高”，并增添了前册没有的新“德目”。由此可见其科学性追求。
在清末新式蒙学和初小修身课本里，采用与故事相配套的图画来加强效果，是较为普遍的做法，甚为流行。这使得修身课形象生动起来，而不是像以前的道德说教那么呆板乏味。如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初级蒙学修身教科书》，即每课都配有图，立体生动。1905年陈善叙著的修身书即名为《绘图蒙学修身实在易》，由上海彪蒙书室出版。1906年，江楚编译官书局出版了《女子修身教科书》二册，共有图一百幅。1907年，何琪所编的《女子初等小学堂修身教科书》一共四编，“初二两编，每课附图，图在文前，以便先为指示。三编以下，则间附之”。1910年，广东的曾广昭著《修身教科书》二册，竟然只有图而无文。到了学生年龄稍长的高小和中学阶段，随着问题的程度逐渐加深，说理也随之渐深，图画的运用就多被中外名人名言及其事迹的广泛运用所取代了。
不过，相比之下，中学修身伦理教科书在系统性方面就要有所逊色，而高等教育的伦理教科书就更是明显不足。这与后者程度深、学理性要求高，不易编排也有着密切关系。
事实上，清末学堂特别是中小学堂伦理教科书在编排上的科学性和系统性追求，也反映了当时的新式伦理教育对现代教育原理的初期认知与实践水准。1910年，《教育杂志》第7期特发表《修身教授应注意之要项》一文，强调伦理修身教师“宜注重仪范”，“用故事教授”，“以作法教授”，“以训辞教授”；“用偶发事件施教”和“礼堂之训辞”等，可见伦理教育的方法问题，当时确已引起了一定的重视。但是，其实际的重视程度和实施的具体效果，即便是在中小学校，恐怕也不能估计过高。这从20年代初陈独秀等人仍将学校伦理修身科教育概括为不重视实际效果的“教训式”，并将其视为“旧式教育”的典型代表可见一斑。
其次，清末新式学堂的伦理教科书广泛传播了一些新的道德修养观念与价值，提倡和宣传了一些新的伦理道德准则和规范，讲求、界定了现代意义上的伦理学概念，传授了有关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了融合中西的现代伦理学之学说体系的最初步建构，从而在根本上为中国现代伦理学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术语、知识、观念和学理的基础。
在传播新的伦理道德规范、准则、观念和价值方面，清末出版的中小学修身和伦理教科书，由于其直接的宣教特点和教材的特有优势，实作出了至今仍没有引起学界足够重视和应有揭示的重要贡献。因为这些教科书中，普遍都倡导以维护现代主权国家利益为基础和内容的“爱国”之德，宣传享国民权利、尽国民义务，铸就男女平等、独立（部分还宣扬自由、博爱）、尚武之立宪国民人格的观念；鼓吹以社会有机体观念为基础的合群、组织团体之社会伦理，讲求“公德”和“公益”；还倡导“爱惜时刻”，努力“进取”、“竞争”与追求“进步”，戒除“迷信”，重“卫生”和爱“清洁”等等重要的现代伦理价值。与此同时，还因此不可避免地引发人们对于既有的传统道德观念进行反思和再认，从而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伦理思想的内涵。
以提倡“进取”和追求“进步”之德为例。直隶学校司出版的《修身学》（见第1册），191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简明修身教科书》（见第8册），1909年学部编纂出版的《初等小学堂五年完全科修身教科书》（见第6册）等，就都列有“进取”德目。蒋智由编写的《中学修身教科书》不仅专门将“进步”列为“品行”章的最后一节，还从其学理基础、道德内涵和人生价值等方面，对其详加阐述，从中不仅可以概见当时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对于“进化”观念的极端信仰，也可了解其对追求“进步”之伦理道德价值的绝对肯定。这种与循环论相诀别、将理想从系之于上古三代转向于未来的道德信念，无疑蕴涵着某种标志伦理认知初步转型的学术思想意义。其言曰：
天地万物皆循一进化之公例而行。人者万物中之一物，故亦当循进化之例者也。——诚思地球若不进步，则昔日大火大冰之时代，曷为而有今日寒温适度之时代乎？物类若不进步，则昔日大草大木大禽大兽之时代，又曷为而有今日人类首出灵长万物之时代乎？且也，人类若不进步，则昔日蛮野不室处不披服不火食之时代，又曷为而有今日事物丰备之时代乎？即以吾人一身而论，自襁褓之时至今日，其身体之增长若何，智能之增长若何，盖历历然皆有进步之迹乎？可数者也。自今以往，其进步正未有艾，若之何其可以自画也。
夫事业学问，其高深远大，绝无止境之可言。进一境焉，复有一境以相引，——犹登高然。进一级焉，其所见之景象，愈以不同。
夫进步与不进步，其影响大有关系于人之德性者在。盖不进步，则吾日徘徊于旧日之境界中，而无一新辟之境界，以压倒其旧日之境界以过之，则遂以旧日之境界为已足，而骄满之心由之而生矣。非特此也，不进步，则精心志气皆归于无用，而万事因付之因循悠忽之中，如是则暮气生，而偷怠之心，又由之而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