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广告制作的精巧也得益于广告的正规化发展趋势。外商广告带来了西方广告的先进经验，在西方广告的示范下，中国现代广告逐步走上了正规化的发展道路。“30年代被认为是上海广告业的全盛时期，广告公司运作趋向专业化”。现代广告是集体活动的结晶。早期的月份牌广告画家郑曼陀与徐泳青曾经有过成功的合作。徐泳青擅长风景，郑曼陀善于人物。二人在风景人物画上各抒所长，密切配合，创作了许多个人技法无法达成的作品。1923年，杭穉英创立“穉英画室”，并邀金雪尘、李慕白等参加。“穉英画室”初步形成了现代广告团队作业的传统。在“穉英画室”，大家团结友爱、分工创作、通力合作，面向全市承接“月牌”画稿。由于画稿质量地道，风格新颖入时，交稿及时，颇受中外厂商欢迎，每年出品达80余种。
成立于1930年的联合广告公司在经营上也很讲究，为加强画稿设计和文字撰写，公司聘请了10多位有才能的画家。他们在绘画上各有专长，各有分工，有画彩色的，有画黑白的，也有擅长山水人物画的，互相配合，相得益彰，增强了广告公司的竞争实力。抗战前充斥上海的外商外企为了推销其所生产的洋货，许多大型企业中都设有广告部。在激烈的商战中，民族工业也开始向广告事业投资，规模较大的企业在企业内设置广告部门，特聘专业画家设计广告。像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中国化学工业社、信谊药厂、五洲药厂、新亚药厂、三友实业社、华成烟草公司等实力较为强大的企业，都先后设立了广告部，拥有较强的广告设计和制作能力。而一些规模比较小的企业，虽然无法设立广告部，但也有专人负责广告设计，管理广告工作。
在广告部内，工作也有严格的分工，彩色印刷广告、报纸广告、广告字体、广告花边都由不同的人负责设计。比如，著名的《木兰荣归图》就是众多广告设计艺术家集体协作完成的。整幅作品由郑梅清设计画面、周柏生起稿、杭穉英画花木兰、吴志厂画木兰双亲、谢之光和金肇光画木兰姐弟、金梅生画孩童、李慕白画副将、戈湘岚和田清泉勾勒双马和卫兵、杨俊生作背景、郑午昌题跋。郑午昌在其所题的跋中说：“此图系海上十大艺人精心妙手所合绘。制作精美，用意深长，洵为当代美术画片之杰构”。一些报馆也率先对广告部门进行了细分，各司其职。报纸广告的编排形式也从新闻与广告杂排，发展到设置专版，进而又出现了分类广告、系列广告及连续性广告。张爱玲在《必也正名乎》中就表示“我看报喜欢看分类广告与球赛”。
《申报》登载广告的目的是谋取商业利益，在形式上完全学习西方，这一点，在其创刊当天的头版头条的《本馆告白》中就有说明：“新闻纸之制，创自西方，传入中土。向见香港唐字新闻，体例甚喜，今仿其意设申报于上洋”。1912年，我国著名报人史量才接办了《申报》，史量才重视广告经营，以致《申报》广告的版面位置越来越显耀，广告面积越来越大，约占版面的十分之六七。他率先开辟中缝广告，将广告按等级划分为特等、头等、二等、三等，不同等级的广告发布在报纸不同的位置，占有不同的面积，费用亦不相同。后来，他又增添“本埠增刊”、“常识增刊”、“汽车增刊”、“每周画报”刊发不同内容的广告。同时，他还聘请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对报业经营素有研究的张竹平当经理，扩大广告业务。
张竹平对广告素有研究，致力于广告部门的改进，在报馆内正式创立了以招徕广告为业务的广告推销科，科内设计有外勤和广告设计两组。外勤组负责招徕广告，派遣外勤人员在外招揽广告，一改过去等广告客户上门登广告的做法；广告设计组的设计人员代客设计广告，他们按广告的分类、性质为客户设计制作广告，直到客户满意为止。当时国内还没有广告公司，无代客设计的专业人员，《申报》的服务大受欢迎。史量才的这一举措，开启了我国现代广告的作业形式。也使广告成为了报馆的主要收入来源。据《申、时电讯社十年》纪念特刊公布的数字，到1934年，《申报》固定资产达200万银元。每年营业额也达200万银元，其中广告收入150万银元，占75％；发行收入约50万银元，占25％。《新闻报》则设有准备科，负责确定每日广告的篇幅，具体做法是：在每天齐稿后，计算新闻与广告的比率，以决定第二天是增加报纸出版的张数，还是抽掉新闻让版面给广告。广告公司也非常注意为自己做广告。第一个广告公司的广告——生生美术公司开张时的广告便具有代表性，该公司第一天在《新闻报》只刊出：“各商家欲谈经营发达者请注意明日此报纸”一行文字，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第二天刊出了“生生美术公司营业要目”，介绍生生美术公司将怎样为商家做广告。广告巧设悬念，配以精美图案，引发人们的好奇心，达到自我宣传的目的。当时上海规模最大的广告公司——联合广告公司，在经营上也“很重视画稿设计和文字撰写，聘请了10多位有才能的画家。他们在绘画上各有专长，各有分工，……增强了广告公司的竞争力”。
2.广告手法夸张
夸张，是张爱玲作品中的广告传递给我们的又一广告行业信息。当时的广告设计普遍存在着一种浮夸之风，许多广告为招徕顾客，不惜过分夸饰，有的甚至失真。如《桂花蒸阿小悲秋》的洋酒的广告，自诩是“一城里最好的”；《谈看书》中新出的格软木林牌子汽车广告，号称是“成本最低的美国制汽车”。虽然这些广告都“表示坦白”，但叫人难辨真假。《洋人看京戏及其他》中一张“香闺风云”的影片广告，为了节省广告篇幅，报上除了片名之外，只有一行触目的介绍：“贞烈向导女”。《走！走到楼上去！》寻找离家“出走”的“娜拉式”女子的寻人广告也是惊人：“自汝于十二日晚九时不别而行，祖母卧床不起，母旧疾复发，阖家终日以泪洗面。见报速回”。《银宫就学记》中电影《新生》的广告是“发扬教育精神，指导青年迷津”，可是与电影实际相比，“制片人似乎很抱怀疑，因此不得不妥协一下，将‘迷津’夸张起来，将‘指导’一节竭力简单化”。《〈张看〉自序》中的电影广告牌上画的“是流血的大场面，乌七八糟”。《倾城之恋》中的“巨型广告牌”更是非同一般，“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一条条，一抹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窜上落下，在水底下厮杀得异常热闹”，码头上围列着的这些广告给人什么样的感受呢？“流苏想着，在这夸张的城里，就是栽个跟头，只怕也比别处痛些，心里不由得七上八下起来”。
由此可见，夸大其词是当时广告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据张子静回忆，一次张爱玲与张子静及一帮亲友到杭州游玩，刚到的第二天，她从报纸上看到上海新上演谈瑛的《风》的影片广告，游兴顿消，即赶回上海连看两场。陪她一起返沪的张子静只喊头痛，她却心满意足。其中原由，除了对电影的钟爱，《风》上演的广告攻势也功不可没。《风》的宣传广告，从1934年4月5日到4月30日，在《申报》上都可见到。1934年4月5日，山西大戏院演出的广告几乎占了整个版面，广告中间是硕大的影片名称“风”字，黑底白字，十分抢眼。广告中说：“联华公司最新伟构”，“狂风一般的有力”，“微风一般的醉人”，并列主要演员姓名于其上。1934年4月30日，金城大戏院演出的广告除了列出主要演员的姓名，还刊登了各人的头像，广告宣称是：“十颗亮晃晃的大明星全体总动员合演深刻白热非常精湛作品”，广告中还有“联华影业公司雄视一切”的字样。其他的广告中也不乏“一部珍贵的无上荣誉大作品”、“风的超特场面”等溢美之词。后来，张爱玲写过许多影评，在散文中也有许多涉及电影的篇章，尽管张爱玲当时连看了两场《风》，但其后的写作生涯中并没有留下有关《风》的文字。张爱玲在《谈跳舞》中提到的广告上穿“短裤子舞女”的日本东宝歌舞团，1943年3月至6月在中国公演，其后参与了日中合作的、由李丽华主演的音乐舞蹈电影《万紫千红》的摄制。
据池上贞子搜集到的文献表明，当时介绍电影的英语广告便是“WITH TAKARAZUKA OPERATIC REVUE Show Girls”，即是与宝冢歌剧团共演的。而实际的情形却是，宝冢歌剧团根本没有在中国举行过公演。宝冢歌剧团曾经到美国演出，《纽约时报》给予过高度评价，称她们是“charming looking girls”，“英语广告那样写和宝冢歌剧团在美国广为人知有关”。《申报》刊登的明星大戏院《科学怪人》广告语为“卷土重来，轰动全沪，神秘巨片……有意想不到之离奇、有不可预知之神秘……胆小朋友请勿光顾，胆大儿童一律欢迎”，浓墨重彩，极尽渲染之能事；对刚刚开始走上市场的歌舞有声片的广告是：“王人美黎莉莉银幕上第一次开口，悲壮热烈主旨高超，徘恻缠绵剧情曲折，浪漫派的故事人物，超时代的服装背景，开歌舞片的新纪录”。
1932年5月3日，《申报》第四版刊出了“现代书局二大杂志”《现代》和《现代儿童》的广告，广告中称《现代》是“现代最伟大的文艺刊物”，《现代儿童》是“现代最充实丰富的儿童读物”。有人曾这样评价当时《申报》上所登的广告：“我们观察到当时申报上许多广告为了招徕顾客，往往是言过其实。其中尤以药品的广告为甚，说得天花乱坠，而其效果却委实有限”。像当时中法大药房的老板黄楚九，为推广其药房新研制的“艾罗补脑汁”，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广告宣传，派人四处散发，把广告贴到街头巷尾，还在各大报纸上刊登广告。在广告内容上，更是把这种药品的效果吹嘘得神乎其神，如“补脑汁为康脑益智，补身治病之良药，最能培养脑力，滋补气血，凡神经衰弱，头晕头痛，失眠善忘，脑筋迟钝等症，服之立见功效”、“要用脑筋，求学问，学技艺，起早落夜，煞是苦恼，有了我这个补脑汁吃了，不但可以助补元精，而且能够长益神智……”，“总而言之，在这些广告宣传中，艾罗补脑汁是一种神通广大的药，几乎无所不能”。
为了使这种药品的功效为人所相信，黄楚九还“以三百金”聘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吴趼人撰《还我灵魂记》为其现身说法。吴趼人给黄楚九写信一封，云：“黄楚久兄大人阁下，承赐‘艾罗补脑汁’六瓶，仅尽其五，而精神已复旧。弟犹不自觉也，家人自旁观察得之，深以为庆幸！然后弟自为审度，良然取效于不知不觉之间，是此药之长处。因撰《还魂记》一篇以自娱，录以呈政。弟以为不必以之发表登报，盖吾辈交游有日，发表之后，转疑为标榜耳。勿草奉布，惟照不宣，弟吴沃尧顿首。”黄楚九一看信和五百字的《还我灵魂记》，认为这是鼓吹“艾罗补脑汁”的绝好机会，便在1910年6月29日的《申报》上用大半个版面登出了《吴趼人为黄楚九推广“艾罗补脑汁”》的广告，广告中除了吴趼人给黄楚九的信及《还我灵魂记》外，还有一则《五大药房谨识》宣传药品的效用。遗憾的是，吴趼人在广告刊出几个月后离开了人世。后来，黄楚九为推广一种调养药，特成立九福公司，并把成品命名为“百龄机”。先用风筝撒广告，后觉得影响不够大，便又用飞机撒广告。一时间，上海街头巷尾四处飞撒着从天而降的百龄机广告，人们尚未见过如此情景，纷纷跑上街头抢看广告，以致交通堵塞，城市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扰乱。
没过多久，黄楚力又在大世界召开百龄大会，一百位不知真假的百岁老人亮相台前，接受一位衣着鲜艳的女子的询问：“老伯伯，你们高寿的秘诀是什么呀？”这些老人便异口同声地答道：“百龄机”。女子又问：“百龄机是哪里来？”老人们又齐声答道：“九福公司”。而九福公司才成立不过几天，百龄机也刚刚面世，不知这些老人长寿怎么是因为有了百龄机？上海的澡堂为了引导人们去澡堂消费，照样也用这种第一人称以身说法的方式来告诉人们澡堂的好处：“余昨邀二三知己，至宝善街底石路口新锦园洗澡，见该园气象辉煌，来往浴客皆富商巨贾。浴盆清洁异常，堂倌应酬格外谦逊，且东邻锣声系宝仙戏园，西邻鼓声系天仙戏园，石路口宝善街两门进出，可称二仙寓内锣鼓盆汤。余环游地球24国，眼中、耳中未有如此之大吉利也”，走遍全球24国所未见、未闻，极尽广告吹捧之能事。英商上海电车公司的电车线路运营后，上海市民疑神疑鬼，多不敢坐。该公司便在车身上制作广告“大众可坐，稳平且快”，并雇佣一大批无业游民，穿上特制的服装，终日坐在车上，招摇过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