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价值张爱玲作品中的广告随处可见，它覆盖了张爱玲创作的各种文体。但张爱玲是一名作家，她并没有像广告学者那样去探究洋场广告的来龙去脉和演变规律，也没有满足于各色广告的简单展览，而是将自己的思想情感、审美倾向及价值判断融进五彩缤纷的广告中，使广告和人物、故事、生活场景交织融合在一起，并对这些有形的广告的深层灌注着的历史传统、文化色彩进行了富有意义的挖掘。1944年3月16日，在新中国报社社宅举行的女作家聚谈会上，鲁风问张爱玲写作如何取材时，张爱玲回答说：“也有听来的，也有臆造的，但大部分是张冠李戴。从这里取得轮廓，那里取得脸型，另向别的地方取得对白”。张爱玲作品中的广告，明显具有这种取材上的特征。
一、环境描写上使用广告
《多少恨》讲述的是一个孤寂天真的女子与一个情爱失落的男子的悲欢故事，里面交织着爱情纠葛、道德与情谊的冲突。作者说：“这一篇恐怕是我能力所及的最接近通俗小说的了”，因此，小说采取了纯写实的笔法，几近“实录”。作品从一家电影院的门口写起，在对电影院的小环境作了精致的刻画后，转入了主人公置身的大环境的描写：
迎面高高竖起了下期预告的五彩广告牌，下面簇拥掩映着一些棕榈盆栽，立体式的圆座子，张灯结彩，堆得像个菊花山。上面涌现出一个剪出的巨大的女像，女人含着眼泪。另有一个较小的悲剧人物，渺小得多的，在那广告底下徘徊着，是虞家茵。
这几行读来如同看摄影机下的一组镜头，清晰地赋予了我们一种视像感——女主人公置身在广告牌所标志的都会商业景观中。而与此同时，“那巨人似的广告牌上的女人剪影也是勾勒女主人公的物质代码，并把她的故事幻化为一个电影狂想。这样，它又勾连了另一个‘所指’——古典文学的参照，那是在段落末尾几乎不知不觉地渗入的——‘宫怨’；这个词令人立即想到古代中国宫廷里，那些在冷宫里等韶华飞逝的宫女和帝妾，而同时，皇帝本人却在‘别殿的箫鼓’里和他的宠妃寻欢作乐”。在《多少恨》中，广告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小说的背景知识，还为我们展现了情节的进程。灰姑娘虞家茵与自己的白马王子夏宗豫从相识、相恋到分手，广告这个现代都市生活的象征物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二人在广告牌下相识，五彩的广告牌似乎预见了这个现代都市世俗故事的全部内容。孤身一人的虞家茵来到上海，为了寻找工作，根据报上的广告去应征。后来，因女友介绍去做家教而与夏宗豫再度相见。这样，两人因觉得有缘而熟识，而亲近。夏宗豫爱她，而她父亲为了混几个钱，厚颜无耻地跟了来，夏太太也在病中赶回上海，与夏宗豫大闹，虞家茵受到夏宗豫、父亲、夏太太的三面夹击，不知所措，而就在这时，虞家茵看了报上广告去应征的工作有了消息，厦门一所学校为她提供了一个教员的职位。为了道义上的理由，虞家茵几经反复之后，决定舍弃情缘，去厦门教书，了结了一段未了的情缘。
《倾城之恋》中离了婚的女人白流苏不堪娘家人的欺负，听了徐太太的建议去香港寻求命运的转机。而前景如何呢？香港会给她一种什么样的惊喜呢？她与徐太太一家在轮船上一路颠簸，踏上了香港的土地，而香港等待她的，尽收眼前：
那是个火辣辣的下午，望过去最触目的便是码头上围列着的巨型广告牌，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一条条，一抹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窜上落下，在水底下厮杀得异常热闹。流苏想着，在这夸张的城里，就是栽个跟头，只怕也比别处痛些，心里不由得七上八下起来。
张爱玲讲求瞬间印象的捕捉，大红大绿的强烈对比涂抹出了光怪陆离、繁华、喧闹、充满刺激与搏杀的现代都市，也是颓废腐烂的现代都市。这水底热闹的厮杀，就是香港生活本质的写照。在这里，她一方面吸收了印象画派的某些艺术技巧，敏捷地捕捉到香港码头巨型广告牌在水中的倒影，及其在白流苏感觉中的“窜上落下”，“厮杀的异常热闹”的印象，用极富情感的色调涂抹在画稿上，绘制出白流苏在特定情境下的瞬间心理感受，准确勾勒出香港这个“夸张的城”的特异情调。另一方面，她又夸张地运用这种不协调的色彩，把流苏将要在香港这个夸张的城市的离奇遭遇非常形象地衬托出来。白流苏在那个腐朽冷漠互相倾轧的大家庭里饱受屈辱和折磨，于是，她拿自己的命运作赌注，为找“一张长期饭票”，把自己押给了范柳原。她在自己人生的低谷中看到了一丝光亮。而此时的她却一片茫然，前途未卜，到处充满了坎坷与杀机。港口杂乱的色彩正是她心灵的写照，也是她“倾城之恋”的预告和警示。而富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彼此钩心斗角，最终却珠联璧合，让整个香港的陷落来成全白流苏与范柳原的婚姻。
在《中国的日夜》中也有这类用于环境描写的广告：
这道士现在带着他们一钱不值的过剩的时间，来到这高速度的大城市里。周围许多缤纷的广告牌、店铺、汽车喇叭嘟嘟响；他是古时候传奇故事里那个做黄粱梦的人，不过他单只睡了一觉起来了，并没有做那么个梦——更有一种惘然。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振保原本与娇蕊约好去看电影，电影没看成，便在马路上走走，不想遇见了振保素识的一个外国老太太，街头便是这样一幅景象：
天还没黑，霓虹灯都已经亮了，在天光里看着非常假，像戏子戴的珠宝，经过卖灯的店，霓虹灯底下还有无数的灯，亮做一片。
振保与娇蕊之间，不就是如此地假？佟振保一向以“坐怀不乱的柳下惠”自居，但在第一次遇见朋友之妻王娇蕊时，佟振保就被她“一寸一寸都是活的”肉体深深吸引，始终处于欲望与理性的矛盾之中。他喜欢娇蕊，因为她“是一个痴心爱着他的天真热情的女孩子，没有头脑，没有一点使他不安的地方”。但她是朋友王士洪的老婆，娇蕊过于炽热的感情使他难以接受。而和烟鹂结婚后，他又没有爱情，越来越觉得感情空虚。因为早在认识烟鹂和娇蕊之前，他有一个名字叫玫瑰的女朋友，玫瑰对他的影响很大，因此振保才将情人娇蕊称作红玫瑰，将妻子烟鹂称作白玫瑰。玫瑰是一个天真、活泼、单纯的女孩，表面上似乎对振保不在乎，实则爱得深沉。振保也爱玫瑰，但理智地认为：“这样的女人……到中国来就行不通了。把她娶来移植在家乡的社会里，那是劳神伤财，不上算的事。”可见在他的心里，他已把爱情和婚姻、情人和妻子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并严重对立起来了。白玫瑰与红玫瑰，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烈的情妇。“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红玫瑰与白玫瑰》）。振保这样的情爱观决定了他与娇蕊的恋情、与烟鹂的婚姻都是那样虚假不堪。
《金锁记》中，姜公馆一天的生活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开始的：
天就快亮了。那扁扁的下弦月，低一点，低一点，大一点，像赤金的脸盆，沉了下去。天是森冷的蟹壳青，天底下黑魆魆的只有些矮楼房，因此一望望得很远。地平线上的晓色，一层绿，一层黄，又一层红，如同切开的西瓜——是太阳要上来了。渐渐马路上有了小车与塌车辘辘推动，马车蹄声得得。卖豆腐花的挑着担子悠悠吆喝着，只听见那漫长的尾声：“花……呕！花……呕！”再去远些，就只听见“哦……呕！哦……呕！”
二、事实陈述上使用广告
《创世纪》中的潆珠出生在一个有过煊赫过去的家庭，现在一家药房做事。到得早，药房还没开门，潆珠只好在门口等。当她立在门口看钟的时候，仿佛觉得背后有个人在看她，而且一路跟着，看了很久。她想从橱窗的玻璃上看清对方，但看不见，又不知人家看中了自己什么。两个不相干的人站在药房门外：
她一动也不动，向橱窗里望去，半晌，忽然发现，橱窗里彩纸络住的一张广告，是花柳圣药的广告，剪出一个女人，笑嘻嘻穿着游泳衣。冬天，不大洗澡，和自己的身体有点隔膜了，看到那淡红的大腿小腿，更觉得突兀。潆珠脸红起来，又往横里走了两步，立到药房门口，心里恨药房老板到现在还不来，害她站在冷风里，就像有心跟人家兜搭似的，又没法子说明。她头发里发出热气，微微出汗，仿佛一根根头发都可以数得清。
《封锁》中的吕宗桢是“一个老实人”，吴翠远是“在家里她是一个好女儿，在学校里她是一个好学生”，在街道被暂时封锁之前，一切都按社会所要求的次序循规蹈矩地生存着。电车突然遭遇封锁，停了下来，男女主角开始了搭讪：
他低声道：“你知道么？我看见你上车，前头的玻璃上贴的广告，撕破了一块，从这破的地方我看见你的侧面，就只一点下巴。”是乃络维奶粉的广告，画着一个胖孩子，孩子的耳朵底下突然出现了这女人的下巴，仔细想起来是有点吓人的。“后来你低下头去从皮包里拿钱，我才看见你的眼睛，眉毛，头发。”拆开来一部分一部分地看，她未尝没有她的一种风韵。
翠远“她是——个好女儿……好学生……天天洗澡，看报……听交响乐……听不懂也要听”。她知道自己生活得没有错，然而不快乐。“她长得不难看，可是她那种美是一种模棱两可的，仿佛怕得罪了谁的美，脸上一切都是淡淡的，松弛的，没有轮廓。连她自己的母亲也形容不出她是长脸还是圆脸。”普通的式样的头发造型，淡淡的，没有轮廓的脸，是不被人注意的，没入人群中旋即被吞没，外在面具遮蔽了真实的自己。是她与广告的叠置使华茂银行的会计师、一个世俗眼中的好人、领导眼里的好职员、妻子眼中的好丈夫、女儿眼中的好父亲、弟弟眼中的好兄长吕宗桢注意到了她。于是，在封锁的特殊环境中，他们各自的社会角色都消逝了，呈现出“真”的一面：只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而已。在一个封闭的时空里，他们飞快地演绎了一场空心爱情。从起初的虚情到最后的真意，展示着一个实实在在的本我主体。
《烬余录》在描写香港战事期间人们的生活时：
缺乏工作与消遣的人们不得不提早结婚，但看香港报上挨挨挤挤的结婚广告便知道了。
张爱玲说：“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又说：“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自己的文章》），什么是人生安稳的一面？食与性成了战争时期人们最基本、最真实的人生内容。对照《倾城之恋》中白苏流和范柳原的爱情冒险，是香港的陷落成全了一对自私、精刮的男女。乱世中，只有婚姻才是最妥帖的避难所。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非常自信地说过：“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而张爱玲本人的婚姻又如何呢？张爱玲23岁的时候，遇到了比她大15岁、经历复杂、身份特殊、至少已经结过两次婚的胡兰成。二人于1944年2月相识，半年后的1944年8月即结婚，期间，还纠缠着胡兰成与另外两名女子的情感波折。这段千疮百孔的婚姻，算得上是乱世里的姻缘。二人结合，也没有举行仪式，只由好友炎樱为媒证，写婚书为定，文曰：“胡兰成张爱玲签定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婚书上两句是张爱玲撰写的，后两句是胡兰成撰写的。婚书纸是从街上普通的烟纸店里买来的，定价一元。这样的婚书，只是一种民间契约、并无法律效应。他们的婚姻，“真正是乱世里的结合，急迫、轻薄、得过且过，也许一阵风吹过就散了”。不过三年，二人便告分手。
《银宫就学记》在评论电影《新生》时，引用的是电影宣传的广告用语：
《新生》的目的在“发扬教育精神，指导青年迷津”（引用广告），可是群众对于这教育是否感兴趣，制片人似乎很抱怀疑，因此不得不妥协一下，将“迷津”夸张起来，将“指导”一节竭力的简单化。
在张爱玲看来，电影《新生》的题材虽然是七八年前流行的故事，却未尝不是有益的。电影也设法回答了“善”在哪里的问题，虽有点慌乱，却比从前的影片只给你一种虚无缥缈的自新的感觉切实得多。同时，张爱玲也认为《新生》还提出了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大众的初步教育，是否比少数人的高等教育更为重要，更为迫切？男主角的父亲拒绝帮助一个邻居的孩子进小学，因为他的钱要留给自己的孩子入大学。然而他的不成器的孩子辜负了他的一片苦心，他受了刺激，便毁家兴学，造福全村的儿童。张爱玲认为电影缺乏真实性，所以“将‘迷津’夸张起来，将‘指导’一节竭力的简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