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在阿尔及尔召开的第四届不结盟会议上，不结盟国家首次提出“关注大众传播领域里的工作”，以“促成不结盟成员国之间的信息的进一步相互传播”。1976年3月，不结盟国家在突尼斯举行的不结盟国家新闻讨论会上提出了建立“世界信息和传播新秩序”的要求。同年8月在科伦坡举行的第五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通过的《政治宣言》中郑重宣布：“信息与传播新秩序同国际经济新秩序一样重要。”两个月后，发展中国家向第31届联合国大会和第19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提交了旨在建立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议案，正式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国际传播领域的霸权地位提出了挑战。直到1985年，联合国大会和教科文组织成为发展中国家为争取建立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而斗争的主要舞台。1977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了“国际传播问题研究委员会”。1978年召开的教科文组织第20届大会上，通过了《大众传媒宣言》，赋予教科文组织可以在传播自治和政策方面做出贡献的新职能。1980年，“国际传播问题研究委员会”向教科文组织第21届大会提交了名为《多种声音，一个世界：传播与社会，今天与明天》的报告。结论的大部分对发展中国家有利，集中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基本要求。大会还通过决议，决定在教科文组织内制定一个“国际交流发展计划”，以促进世界新闻新秩序的建立。此后，在各种国际会议上经常听到建立世界新闻新秩序的呼吁，而且发展中国家确实采取了各种步骤，使传播新秩序的建立取得初步的成绩。
这一要求当然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发达国家的反对。1981年5月，发达国家在法国塔卢瓦尔举行会议，通过了《塔卢瓦尔宣言》。一场国际性大论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召开的一系列国际会议上展开。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国家认为，世界信息和传播的新秩序是以牺牲“信息自由流通”为前提的。发展中国家认为，发展中国家不是反对信息自由流通，而是反对不均衡的“单向传播”的局面。所谓“自由传播信息”并不是绝对的，而应在尊重国家主权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建立均衡的双向流通的信息传播新秩序，使发展中国家能够平等地行使信息传播的权利。美、英在种种反对新秩序的手段未能奏效后，便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管理混乱和过于政治化为由，先后退出了该组织，这样减少了大部分教科文组织的活动经费。再加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一系列事件，使建立“国际传播和信息新秩序”的斗争陷入了低潮。
但是，随着90年代以后信息革命引起的传播领域的变革，大众传播全球化使国际传播更加不平衡，建立传播新秩序的任务更加迫切地摆在发展中国家面前。
建立传播新秩序的根本途径是经济实力的提升与强大。在目前发达国家设置重重障碍且发展中国家还存在许多内部问题等情形下，经济要想强大起来还有很长的坎坷道路要走。但是，在目前实力相对弱势之下，发展中国家又必须建立传播新秩序。因此，除了继续在联合国大会、教科文组织会议等国际性会议上讨论、抗争外，发展中国家还可以在以下方面采取一些实际步骤，争取传播秩序向平衡的方向发展。
（一）建立传播领域的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大规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近年来，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涉及各个领域。目前，传播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已经大量涌现。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传播领域的非政府组织也开始出现。一些非政府组织立足于对主流媒介的监督和分析，旨在促进言论自由，保护记者的权益；一些组织从事媒介扫盲和媒介教育，通过公共教育系统和成人教育，致力于培育媒介批评意识，以提高民众对媒介价值、规范和影响的认识；还有一些组织投入到和全球传播有关的政策研究中。这些发展中国家非政府传播组织所持的是与发达国家传播逻辑有着斗争和挑战的原则，致力于建立新的全球生产和流通秩序。例如，亚洲信息交流技术组织，是一个由12个国家组成的非营利、非政府性组织，该组织的主要活动是组织和召开大会、非正式讨论会、学术讨论会、散发本地区新的投资信息等，其目的是推动亚洲地区信息技术产业的提高与发展。虽然到目前为止，传播非政府组织在发展中国家还比较少，力量还比较弱，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实力的不断强大，人民意识水平的不断提高，这样的组织数量会不断增多，实力会不断壮大，所起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大。其潜力，有待相关领域的人士进一步挖掘。
（二）建立区域性传媒联合体
单个发展中国家的传播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且又无法在短时期内强大起来，这就需要建立联合体，将各个国家的传播力量聚合起来，形成区域性的联盟强势，共同维护彼此的利益。联合体内部进行新闻信息交换，并且在交换时摆脱大国的干涉，将新闻重点放在联合体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在寻找合作伙伴以达成广播电视节目交换协议。通过这样的交换，各国可无偿地从其他国家获得节目，从而节约国内制作节目的预算；同时，还可以增加播出总时间，不必再去购买西方的节目。例如，1976年在新德里，发展中国家的新闻部长们建立“不结盟新闻共享机构”，目的是希望改善并扩大“有关不结盟国家的正确的、真实的信息交流和传播”，该机构成立之初有30个成员国，80年代后期增加到80个，每天交换六万多字的新闻。1983年5月成立的泛非通讯社，成员国已经由最初的6个发展到44个，交换文字由七千多达到了两万多。亚洲国家也合作成立了亚视新闻交流中心，有航空运输和卫星转播两个渠道，每年大约交换五千条新闻。此外还有亚太广播联盟，有30个国家的36个大众传播机构参加；非洲广播联盟，会员有43个；阿拉伯国家广播联盟，会员22个；亚洲新闻交换网、拉美特稿社等。这些区域性传媒联合体涉及通讯社、广播、电视等各传播领域，覆盖了娱乐、新闻、节目等各方面内容。发展中国家携手合作，建立地区性信息交换组织是与西方进行斗争，建立传播新秩序的一个重要措施，是目前抵御西方信息入侵的较为有效的方法。随着联合体数量的不断增多，实力的不断强大，程序的不断完善，这一措施发挥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大。
（三）加强互联网建设
今天，互联网作为发展最快的信息传播手段，在全球传播中的地位已经至关重要。麦克卢汉曾经说过：“一种新的传播媒介出现本身，就带来一种新的信息，预示着某种社会结构的变迁和人们观念的变化。”第四媒体互联网的出现，使人们很容易与世界连接，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极大地拓展了新闻信息的传播空间，也不再受纸张或频道对信息量的限制，大大降低了传播费用。互联网的出现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一方面意味着这些国家将比以往更多地接受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信息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为发展中国家传播自己的信息，让世界更多地了解自己带来了机遇。它为发展中国家通过网络建设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与可行性。
首先，网络媒体的技术特点是其对国际传播秩序影响的根本所在，它实现了信息世界由广播模式向交互模式的重大转变，使个体作用于国际传播秩序的环境和方式都发生了彻底改变，从而降低了媒介弱国传播的经济门槛，给各国提供了平等的传播和交流平台。网络将传播之外的干扰因素减少到了最低。
其次，网络传播是对传统媒体资源的融合、共享与超越，已逐渐成为全球传播系统中的强势媒体。在传统媒体主导的国际传播活动中，西方社会占尽优势，但是在新的媒体互联网中，这种绝对优势并不如前者那样明显，从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话语权。
第三，战争等突发事件使发展中国家网络媒体的声音更加突出。这在科索沃战争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自空袭开始，北约军方封锁了南联盟所有的传统通讯手段，对南联盟实行全方位的“信息屏蔽”，试图让国际社会只听到看到西方对这场战争的报道。然而，他们却无法控制互联网，南联盟的官方和民间网站向全世界传达北约轰炸南联盟的真实情况，驳斥西方的虚假报道。在整个战争中，互联网承担的功能有新闻传递、民意表达、观点宣传、组织动员、提供服务、黑客攻击、信息沟通等。到轰炸结束，共有98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亿人次的访问。据统计，北约轰炸中国驻南使馆后，互联网上有关这一内容的站点有16万多个，而西方主流媒体的数量仅占1/3，这种比较均衡的站点分布使得互联网上传递的信息要平衡得多。这种平衡也提示我们互联网在未来国际传播活动中的重要性，它将成为弱国对抗强国的利器。
第四，网络传播是双向的，发达国家在普及互联网的过程中，一方面增强了其对外传播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使发展中国家利用网络对外宣传的空间相应扩大。
一个国家的网络化程度提高，整个世界的网络化程度也相应提高，所以互联网的建设是资源共享的，这与传统媒体是完全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免费搭车”，避免了经济实力不强所造成的缺陷。这也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只要互联网基础设施达到一定水平，就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向全球传播自己的声音。种种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加强互联网建设，充分利用世界网络资源，对于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是一条捷径，可以较少受到其他国家和经济等因素的制约，是切实可行的。因此，加强互联网建设，是当前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传播新秩序的当务之急。发展中国家必须抓住这一机遇，利用新兴媒体的强大力量与后发优势、跨越优势、相对低成本优势加强互联网建设，增强网络媒体实力，增加网上信息的输出量，在新传媒中占据一席之地。发展中国家也可通过互联网建设建立更紧密的合作，促进彼此之间的了解，使得网络传播成为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的有效途径。
在经济等总体实力与发达国家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只有团结起来，发挥集体自力更生的作用，才能抓住机遇，努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传播差距，争取向国际传播秩序平衡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