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TV：中国新闻的直播时代
2003年3月20日早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CCTV-1）配以同声传译，实时转播了美国总统布什的宣战声明，之后便是连续24小时不间断的实时报道。接下来是中央电视台四套（CCTV—4）和九套（CCTV—9）的前所未有的、长时段的战争报道。对布什和布莱尔讲话、美伊新闻发布会、战况等直播报道和专家评论破天荒地取代了惯常均匀分配的国内新闻。CCTV—4的一位节目主管对法新社记者说：“战争开始前，我们平均每天播出285分钟的新闻节目；战争开始后，我们平均每天播出13个小时（780分钟）的与战争有关的节目。”这一新鲜举动使CCTV—4的收视率在3月20日当天提高了15倍，到3月25日已提高了28倍。让我们自豪的是，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后，CCTV的报道仅仅落后CNN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因此在比较CCTV与国际传媒的表现时，我们完全可以用“里程碑”来描述。
如果说中国媒体在前两次战争中还没有真正进入全球传播时代媒体的状态的话，那么，在伊拉克战争中，中国媒体，特别是作为中国国家电视台的中央电视台则给我们带来了惊喜。凭借其开创性，“新闻直播”的大手笔使其成为最大的赢家，吸引了国人的眼球。
（四）互联网
科索沃战争
科索沃战争被不少国外媒体描述为“第一场网络战争”。这场战争开启了网络媒体参与战时新闻宣传的序幕，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用网络媒体自发地有组织地向全世界报道、发表评论的战争。网络媒体参与战时报道，开辟了控制战时新闻宣传的新天地。
在科索沃战争期间，互联网成了南联盟不少报社对外传播新闻的最重要的通道，它让世界各地的人们了解到了空袭的最真实情况。同时，电子邮件成了南联盟人们表达民意的最好的方式，也为各国各地区的人设立了一个大论坛，让大家讨论和思考同样的问题：战争与和平。
互联网的出现，使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任何人都可以凭借一台电脑、一根电话线、一台调制解调器和一个鼠标“参战”。来自南联盟的黑客纷纷攻击北约的网站，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表达他们对北约的愤慨和谴责。面临美国企图切断南联盟卫星线路的威胁，一家网络公司的主管说：“我们已经作好彻底关闭的打算。我们不怕轰炸和入侵的威胁。但是我们实在不知道，没有了互联网，我们将如何生存下去。互联网是我们所拥有的通往世界的唯一的窗口。”正如科索沃战争时美国《洛杉矶时报》上的文章《战斗蔓延到互联网》中所说：“互联网战争最厉害的方面在于它能够控制消息的传播。在过去的战争中，可以控制消息传播的是政府和新闻机构，这次科索沃冲突呈现出了一个大有前途的新领域。在这里，人民利用电子图像、电子公告栏和黑客的袭击作为战争的武器。”
车臣战争
如果说科索沃战争开启了网络媒体参与战时新闻宣传的序幕的话，车臣战争则第二次将战火燃进了这片“新战场”。可以说两场战争中，参战的某一方能有效或部分有效地管制对方的传统媒介，甚至扼杀传统媒介的喉舌，但谁都无法控制互联网这个新媒介，谁都无法获得网络宣传的绝对控制权。
在车臣战争中，网络宣传被充分重视，俄罗斯掌握网络优势，与车臣非法武装展开了互联网新闻宣传战，并取得了优势与主动，构成了对敌的“舆论强势”。车臣非法武装以设在俄罗斯的“高加索中心”网站为据点，用俄、英甚至瑞典语播发有关信息。“车臣共和国”网站播发的“生涩难懂的”英文信息常常错误百出，一些纯粹捏造的有关战况和俄军伤亡情况的信息耸人听闻，令人难以置信。而俄方也把车臣战况作为政府网站的重要内容加以经营。克里姆林宫政府网站、甘塔米罗夫的网站和“反恐怖分子”网站都及时、准确地向网民发布了有关车臣战况的纪实录像及确切消息，对车臣非法武装的虚假消息予以坚决的回击。车臣非法武装的网站数次被网上黑客攻击。
由此可见，军事冲突对媒体的影响是深刻且显而易见的。实际上，它由此催生了一种被称之为新媒体的媒体——战时媒体。应该承认，这一媒体现象不仅在战时发挥着巨大的功能，而且在战后依然有其伟大的生命力。军事冲突中的信息发布固然受多种因素的制约，但冲突客观上所催生的媒体及媒体报道方式值得我们给以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二、战争对新闻原则、新闻理念的冲击
新闻自由是西方新闻理论的基石。采访自由、传递自由、出版自由和批评自由被认为是衡量新闻自由的四个标准。“自由多元”的西方社会，讲究各种新闻的“公正”、“客观”、“真实”、“多元”，强调新闻报道必须严格遵循事实。然而，“越战”之后爆发的一系列局部战争，特别是在近十年来爆发的高技术局部战争中，这种观念已经受到了严重挑战。西方传媒在信息战中，一方面有意表现具体真实，体现所谓新闻真实性，一方面在整体上则根据战略需要，控制舆论，蓄意制造各种虚假信息，达到误导和欺骗国际公众舆论的目的。
1985年，当美军登陆格林纳达时，美国政府严密封锁消息。科索沃战争中，美国轰炸南联盟之前，CNN突然宣布开除彼得·阿内特——一名著名记者、普利策奖得主，因为他在越战和海湾战争中曾揭露过美军的暴行。1999年3月24日北约开始轰炸南联盟时，为封锁消息，北约将当时在机场采访的记者软禁了三个小时。战争期间，每天由北约主持的吹风会固定时间达六七个小时，再加上可能随时进行的新闻发布会，使记者将大量精力耗费在北约提供的信息汪洋中，而这些信息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任何对敌方有利的信息都会被扣压。伊拉克战争中，“真实性”、“客观性”、“知情权”等新闻理念更是频频受损。战争期间，关于战争的假新闻层出不穷：阿齐兹叛逃、萨达姆之死、拯救林奇等等。而对于讲真话的半岛电视台则实施打击报复，对报道战事的各国新闻记者的驻地实施轰炸，造成多名记者丧生。正如复旦大学教授刘海贵所说，“这次以美英为首的西方新闻界在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上，充分暴露出西方新闻自由观的阶级性和虚伪性，甚至欺骗性。他们的所作所为，对他们历来标榜的自由采集、客观报道的新闻自由观作了一个最新的注脚，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伊拉克战争向媒体和受众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对于战争中的媒体来说，纯粹的客观中立是不可能实现的，尤其是交战国的媒体。马克斯·黑斯廷斯有一句名言：“当一个人的祖国陷入战争时，报道就变成了战争力量的延伸。只有结束封锁之后，客观性才会再度流行。”媒体和记者的定位在和平时期有可能是相对中性的，但一旦涉及所在国参加的战争报道，媒体的倾向性则必然会充分体现出来。从这次战争报道来看，西方新闻界对新闻客观性的忠诚就被爱国主义的激情挤压到了一个狭小的角落。甚至可以断言，在今后的战争中，忠于新闻客观性原则还是忠于祖国的选择一定还会困扰各国的媒体和记者。
其实，西方从来就没有真正的新闻自由，而战争期间的新闻失实实际上是他们一贯的做法和不成文的规定。当然，战时新闻的失实在客观上与战争具有高度的破坏性、危险性和不确定性有关。战地记者由于条件所限，几乎无法自行挖掘新闻事实，而必须完全依赖政府和军方的消息来源，消息来源的背景以及提供者的控制会导致报道倾向性过于明显；另一方面，战争一方的战地记者由于受到战争另一方的敌视，只有在本国军队的保护下才可能展开工作，根本无法直接接触到对立方的人物或事件，无法获得素材，则会自然地在报道中体现出一定的对立性。
主观上，媒体及记者的政治立场、价值观、文化传统等因素会导致其在选择新闻事实时会有所侧重。例如同是美国的CNN和FOX，都绝不承认自己带有立场，也的确能够基本兼容不同方面的信息，但由于他们的价值观迥然不同，其在战争报道中的立场也各异：当FOX大力报道前线士兵的昂扬斗志的时候，CNN却在报道后方战俘家属焦虑的神情，这就产生了报道的主观性。
即使媒体和记者毫无偏见，也必然由于观察角度的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论。拿独立战地记者来说，如果身在巴格达并恪尽职守地报道出美军轰炸下平民死伤的惨状，尽管他的报道是客观的，他的中立地位却很难得到全体受众的承认，至少美军不会觉得他是中立的。反之，如果他在库尔德人地区采访，至少萨达姆不会喜欢。这就是说，能够得到普遍承认的新闻中立事实上根本不存在。
此外，美军在这次战争中采用的“嵌入”政策也使“嵌入”记者们报道的客观性无法实现。嵌入使记者失去独立性，不能居高临下地独立观察，眼界变窄，报道范围缩小，并且还要接受许多审查和限制。而且，由于“嵌入”的记者自始至终跟着一个军事单位一起行动，与所在部队的士兵同吃同住，一起经历战火，必然会导致记者与士兵建立起一定的感情，这也使他们的报道难免产生倾向性。对此，著名主持人丹·拉瑟曾评价说，“安插（即嵌入）和埋葬只有一线之隔。”
总之，从伊拉克战争可以看出，对于战争报道，至少在当代，媒体不存在超然的地位。在战争中，媒介只能做到形式上的“客观”。每篇报道后面都会有一个立场，所谓“客观性”只能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