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信息人才是关键
数博发展，人才关键。当前我国数字博物馆发展遇到的最大“瓶颈”还不在于资金和技术的缺乏，而在于人才的缺失。
我们来比较一下图书馆和博物馆。在收藏的内容上，图书馆收藏的主要是图书和杂志，并且以纸制为主，博物馆收藏的主要是文物或标本；在信息的获取上，图书馆是以采购为主，博物馆是以考古和征集为主；在服务方式上，图书馆是借阅，博物馆是展览。在信息表达方式方面，图书馆的信息载体是纸张、文字，其信息是显性的，也就是说印在纸上的文字是能被识读的；博物馆的信息载体是各种各样的材质，如书画表达信息的载体是纸张或者绢麻等。陶土、石头、金属等，在博物馆中它们都是信息的载体。它们所表达的信息是附着于这些载体之上的纹饰、图案、造型及其功能，其信息的表达是隐性的。例如该表中的这个器物就是博物馆的藏品，它的载体是陶土，它表达的信息是它的花纹、色彩、形态以及功能。这件器物称为对称花瓣纹器座，是大汶口文化时期的一个彩陶。这些知识是博物馆专业人员对隐性信息进行解读之后，传递给受众的，告诉他这个是五六千年以前存在于山东地区的陶制对称花瓣纹器座。
通过以上主要项目的比较，我认为图书馆和博物馆一样，同是信息的集散地。公众到图书馆去叫做使用图书馆，公众到博物馆去叫做参观博物馆。“使用”和“参观”有很大的区别。“使用”是综合利用了人类机体的各种功能，对某件物体施加影响的过程。就“参观”二字而言，“参”是比较，“观”是看，“参观”就是实地对比地看。在这个过程中，只有我们的视觉器官参与了这个过程，触觉器官、听觉器官都没有参与这个过程。偶尔我们也有参观图书馆的行为，主要是在图书馆落成后我们去参观一下它的建筑，参观其内部的构造、用具等。但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去“使用”图书馆。为什么说我们去图书馆是使用图书馆，而对同样具有使用性质的博物馆，就仅仅是去参观呢？
我们再继续讨论“参观”和“使用”的区别。图书馆让阅读者自己去读书，去思考。图书馆不会对阅览者说：我来告诉你这本书的意思吧，你不用阅读了，你只需要看看放在橱窗里的这本书的样子，其内容已概要地写在旁边的说明牌上了，你去参观吧。图书馆不会这么去做，那么博物馆为什么要这么做？博物馆会说，你来看橱窗里这件东西吧，我来告诉你它是干什么用的。仅仅靠看就能够看懂所有的东西吗？博物馆所解读出来并传递给受众的这些信息就是这件展品本来的面目吗？我想不完全是这样的。比如手机，若干年以后，我们已经没有手机这种通讯工具了，有了另外一种更先进的通讯工具。后人们已经不知道手机是何物了。博物馆就把它放到玻璃柜中给受众看，并告诉他这是手机，它能够打电话。这是手机的全部吗？不是。要了解手机一定要使用它。我们使用后，才知道它有多种多样的功能，有通话记录、文本信息、铃声设定、系统设定、文件管理等，要通过键盘拨号而且要有无线信号才能实现通话。只有这样使用手机，才能真正让受众理解手机所具备的功能，达到这个展品传递全部信息的目的。手机还是我们能够认知的物体。当时代久远以后，某些物品、事件已经从我们人类整体记忆中失去了，对这些物品，我们怎么去认知它呢？就像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件器物，称为对称花瓣纹器座。它真的就是器座吗？在考古工作中有很多出土文物没法解释，或者有很多解释，这是因为这件器物在我们人类集体记忆中消失了，只有靠后来的专家、学者去研究。但是专家、学者对此的认知也是千差万别，博物馆把哪一个认知传递给受众？我们的解读真的就是正确的吗？
博物馆没办法让观众直接去使用展品，尤其是文化历史类博物馆的珍稀展品，仅此一件，不能摸、不能碰，碰坏了摸坏了就没有了。那么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真正能做到让公众“使用”博物馆的只能靠数字技术。使用的过程就是看、听、比较、触摸、操作和体验的过程，因此我提出，博物馆不仅仅要参观，而且要使用。为了达到使用博物馆的目标，在目前的基本技术条件下，只有利用数字技术。
博物馆需要不加修饰地多角度地传递信息。不加修饰就是接近展品的真实状态，多角度就是将多种观点以多层次的方式传递出来。不仅仅要求实体博物馆的展示应完成接近于真实的信息传递，而且要做到有后续的补充信息传递。正如故宫博物院信息资料中心胡锤主任所提到的那个口号：要让观众离开了紫禁城后，还能够回味故宫。对有形的物体而言，我们要面临这么复杂的技术应用，那么对于历史进程信息的传递就更为复杂了。博物馆的形态非常多，对孤立的物体进行组合陈列，可以形成某种艺术馆或工艺馆。通过展品复原来展示一段历史可以形成某种历史博物馆，对历史情景的展示复原则更加复杂。
我认为要达到使用博物馆的目的，应该具备三个要素。第一个就是对数据源的加工，利用数字技术加工后所形成的资源就是数字博物馆中最基础的资源，这是脱离了实体文物本身而存在的信息。这种信息在计算机内是一种非结构化的集合，经常涉及的是图形、声音和影像。当这些数据源达到一定程度时，就需要将这些数据源以不同的技术表现形式提供给受众使用，这就是第二个要素——形式。这个形式包括了技术的表现形式、调用的规则和方式。第三个要素是行为，使用博物馆是博物馆和受众之间互动的过程：博物馆向受众提供相应的数据源和一定的表现形式，受众参与进来通过技术手段来利用这些资源，由此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使用过程。对任何物的使用都是使用者和被用者交互影响的过程。博物馆用一定的形式提供可以使用的资源。只有受众参与使用之后，才能得到使用的结果，而且这个结果是给予受众的。在使用过程中，人体感觉器官所获得的信息通过大脑的加工，得到了一个受众自己的观点或者结论。这种使用的结果最终是由参与者来获取的。这就是使用博物馆的行为。当然这种使用的行为，会受到数据源和技术表现形式的制约。这句话可以这么来理解：博物馆所提供的数据源，如果仅仅是用视觉的方式提供给受众的话，那么他只能用看的方式来使用。如果数据源以触觉方式或者听觉方式提供给使用者，那么受众就可以动手，或者动用自己的听觉来获取信息，因此使用行为是受数据源和技术表现形式制约的。
现在我再谈谈数字博物馆的构成。数字博物馆中有依托实体博物馆而进行信息化的建设，有多媒体展陈技术的应用，有多媒体资源的加工，还有依托网络系统进行资源展示——虚拟博物馆。依托实体博物馆进行多媒体展陈、数字资源加工、互联网上展示，现已广泛采用。国家文物局系统的博物馆都是这样，教育部组织的大学数字博物馆建设也是这样的。依托网络环境而存在，以数字资源为唯一资源的博物馆形态，如中国数字科技馆，我将其称为虚拟博物馆，现在还不多。
我认为数字博物馆不会只是单纯一种模式，而会是以数字技术为主要基础支撑，以聚合、传播信息达到使用目的，综合实体博物馆和虚拟博物馆的多样化模式。这里指的虚拟博物馆，主要是以网络为传播介质。完整意义上的数字博物馆包括了实体博物馆的数字化和虚拟博物馆。在实体博物馆的数字化方面，有两个方向，一个是面向管理的信息技术应用，比如藏品管理信息系统、影像资料管理系统、博物馆办公管理系统等，这与其他机构的信息化应用没有太大的差别；另一个方向是面向展陈及其管理，如以多媒体技术为主的展示应用、多媒体展示点的后台集中管理，还有更宽泛的就是博物馆面向社会公众服务的信息技术应用。
数字博物馆要以不同的模式面向不同的受众群体，提供有差异性的博物馆服务。走进博物馆的大部分受众都怀有一种猎奇的心态，博物馆应该去满足这种猎奇的心态。猎奇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它是一个中性词。人类都有这么一个对新鲜、未知事物好奇的心理活动，我们应该鼓励并满足这种对未知事物进行探索的心态。
我们要利用数字技术手段在实体博物馆中构建两个环境，以达到对博物馆使用的目的：一个是群体的使用环境，另一个是个体的使用环境。在群体使用环境中更多的是以视觉感官为主，大家在一起看一个东西，或者大家同时去操作一个东西。在短时间内为受众建立起一个博物馆将要传递信息的轮廓印象。另外，更重要的是要在实体博物馆中建立起个体的使用环境，利用相应的技术和设备由观众自主地去调用博物馆已经准备好的各种各样的数据信息源。
虚拟博物馆——我这里指的是以网络为依托，存在于cyberspace之上的那种展示平台，是数字博物馆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它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它利用个人信息终端来实现使用，信息表现形式比较单一，仅受制于个体信息终端的技术和资金水平。虚拟博物馆分两个层次向受众提供博物馆的资源，一是针对专家、学者，更加深入地研究博物馆的资源，搜索有关的研究资料。另外一类，我称之为“可融入历史进程的提供者”，简单一句话就是模拟历史。我现在正在构思一个存活在cyberspace中的历史，就是在网络空间中表现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从旧石器时代开始，一直到明清，提取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发展脉络，有主要的历史事件、人物，在遵循史实的基础上把发展模式构建出来，存在于网络之上，并按历史进程的顺序自主发展。这就是模拟历史，但绝对不是戏说历史，而是以接近正史的态度来表现。进入到这种虚拟博物馆里的受众，可以参与到中国历史进程的方方面面，作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员，参与其中的变化。比如参加战争、某次重大的改革，这近乎于游戏。参与者不能在大的发展方向上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不能把三国鼎立变成五国鼎立，但是参与者可以在无关宏旨的方面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展开。比如在吴越之战中，可以参与勾践这一方，打败了夫差，最后的结果不是西施跟着范蠡，而是跟着参与者隐遁西湖了。这时，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进入到了活生生的中国历史发展空间之中。这个参与过程就是使用的过程，通过使用参与者来领会、来挖掘历史，满足探索的欲望。这是数字博物馆应用中一幕激动人心的前景。
今天我谈的是最近一年多深深思考的问题。博物馆数字化建设应改变技术竞争和攀比的趋势，建立起博物馆不仅仅是用来参观的，主要是用来使用的。
注：本文是作者在2009年北京数字博物馆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