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看到这样一幅漫画：画面上一位广播或电视记者对采访对象说：“请你谈谈为什么要这样做？”说着，将枪筒般的话筒猛地伸向对方，惊得采访对象瑟瑟发抖，不知说什么好。
这幅漫画尽管有些夸张，但却一定程度地反映了目前我们一些记者死板的采访方式。
如何同采访对象谈话，这是记者（包括通讯员）采访程序中的重要一环。一次采访的成功与否，与记者是否善于谈话很有关系。谢觉哉同志生前曾谈了自己作为采访对象的感受，他说：“我这里常常也有不少报社的编辑记者来谈，有的很会谈，无拘无束，他也不忙用本子记，轻松愉快，谈起来很有兴趣，不疲劳，这是会采访的。也有一些记者，见面先交介绍信，坐下就掏本子，你一开口他就忙于记，当你讲完，他的本子一合就完成任务了，顶多告辞的时候将秘书、办公室电话记下。这些多是年轻的记者，热情、肯干，但办法简单，不善于采访。”
可见，记者会不会谈直接影响着被采访者的情绪，并直接影响着采访的效果。会谈的记者，能营造一个轻松愉快的谈话氛围，能引起被采访者的谈话兴趣；不会谈的记者，则会形成采访者与被采访者之间的无形障碍，影响新闻素材的发掘。
记者在采访活动中，要进行对话的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人，有时是同普通工人、农民、学生对话，有时则需要同科学家、艺术家、教育家对话，有时可能会同高级干部对话。谈话的对象尽管地位、身份、学识、职业各不相同，但记者首先要以平等的态度待人，不能在高级干部、知名人士面前谨小慎微，而在普通工人、农民、学生面前盛气凌人。要努力缩短与被采访者之间的感情距离，使采访对象觉得你是一个可以信赖、可以交心的人。
有了平等待人的前提后，还需要讲究谈话的艺术，对不同的采访对象，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相应的谈话方式。总结自己这些年的采访实践，我以为有以下几种谈话方式可供参考：
一、启发式。这种方法一般用于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当采访对象思路不够敏捷、不善言辞时，记者通过启发，帮助他打开思路，谈出记者欲知的内容；二是有的谈话对象善于夸夸其谈，但不易进入“正题”，这时记者需要通过启发诱导，帮助他把话锋转入“中心话题”；三是当采访对象因种种原因谈兴不浓，觉得无话可谈时，记者可以通过提出能引起被采访者兴趣的话题，启发被采访者打开“话匣”。
为了说明问题，我不妨举一个例子。1983年春节前，本报编辑部拟组织一些反映离休老干部生活的稿件。我前去采访李淑一同志。当时李淑一已82岁高龄，由她儿子扶着到会客室见记者。由于她生病住院回家不久，身体尚未康复，看上去谈话的兴致不高。我没有急于按照我预定的采访内容提出问题，而是先和她拉家常，找引起她兴趣的谈话“媒介”。我说：“老人家，您80多岁，看上去身体还不错呀！”她听了这话，脸上露出了笑容，说：“总的还不错，只是至今还不大适应北方气候。”我接下话茬，问她何时从湖南迁居北京。经这一启发，她打开了话匣，谈到迁居北京后的生活、工作情况。他的儿子也在一旁时而插话，气氛很快活跃起来。乘她谈兴正浓时，我再回过头来提了一些有关她在大革命年代和柳直荀烈士生活、工作情况的问题。根据这次谈话，我回报社整理成一篇题为《怡然不服老，从容度晚年》的访问记，刊登于1983年2月9日的《人民日报》上。稿件刊出后，李淑一同志很满意。我给她送报纸时，她特地让儿子扶着她见我，并带我进她的卧室看有关她和毛泽东、杨开慧、柳直荀之间的书信原件及珍贵的照片。当我看到毛泽东1957年给李淑一的一封信（即《答李淑一》一词的附信）原件中有这样一段话：“开慧所述那首不好，不要写了吧，有游仙一首为赠。”就随口问李淑一：“毛主席当年所说的‘那首不好’，是指什么内容，您记得吗？”李老神秘地一笑，说：“这是一首爱情词，现在看来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我听后觉得有门，就进一步试探：“这首词至今还不为人所知，您能回忆起来吗？”她说，咱们到客厅去谈吧。原来，这是毛泽东当年与杨开慧谈恋爱时所填的一首《虞美人》。由于当时李淑一和杨开慧同在一个学校，看过这首词的原文，所以长期记得很清楚。新中国成立后，李淑一为了和毛主席取得联系，同时顺便提醒毛主席不要忘了杨开慧，故写信假说只记得这首词的前两句，要主席续写全首词。由于主席觉得这首不好，就没有续出来，而写了另一首，即至今仍为人所传诵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得到这至今不为人所知的新情况后，我回到报社赶紧写了一篇散文，刊登在1983年5月22日的《解放军报》副刊上，第一次向读者披露了《虞美人》这首词的全文，引起国内不少读者的注目，一些文摘报刊也摘引了这篇散文的内容。
二、激发式。所谓激发式，就是当采访对象对记者存有戒心，对实质性问题不乐意谈时，记者通过提出巧妙、尖锐的问题，来激发对方的感情，从而使他愿意向记者披露他所知道的情况。1982年初，我随中央纪委的同志到广东沿海地区采访，了解到国家某部深圳进出口公司有严重的走私漏税行为。尽管当时已有调查组调查此事，但是仅凭专案材料是不能形成新闻稿的，何况案情复杂，还需要同有关当事人谈话，核实材料。当记者找当事人个别谈话时，其中有的人思想有顾虑，以“不知道内情”搪塞。在这种情况下，我从国内一些用户的来信谈起。据用户反映，这个单位卖的产品大都质量低劣，坑了不少集体和个人，他们对这个公司的负责人与不法港商合谋害国害民表示气愤。我说：“作为有正义感的国家干部，哪能对不法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一席话，使当事人按捺不住了，他们不仅感到内疚，而且也激起了对本单位主要负责人不法行为的愤慨，由原来不愿意谈变得一谈就滔滔不绝。尽管当时这个单位形势比较严峻，有人甚至声称要给“打小报告”的人一点颜色看，但也常有“知情者”主动找上门来给记者提供情况。根据调查得来的大量材料，我和报社另一个记者一起就这个单位走私逃税一案进行了连续报道，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引起强烈反响。那个不法港商在港信誉扫地，这个进出口公司的主要责任人也受到法律惩处。
三、“非正式谈话”。记者与被采访者的谈话，有正式的谈话，也有非正式的谈话。有些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并非仅仅是在预约的正式谈话中获得的，往往在非正式的谈话中也可意外捕捉到。记者要做这种“有心人”。1986年7月底，我拟订报道计划，想就即将出台的劳动体制改革采访劳动人事部部长赵东宛同志。一天，我应约到该部政策研究室，和该室一位负责同志商谈采访安排问题。尽管坐在我面前的这位负责人不是我计划中的正式采访对象，但是我在同他的闲聊中发现，他对目前我国劳动制度的现状及其弊端知之甚多。而这些情况正是我想采访的内容之一。于是我就“随机应变”，把这“非正式”的采访当成正式采访来看待。从非正式谈话中捕捉有价值的新闻，果真受益匪浅。回报社后，我根据这次非正式谈话的内容，整理出一篇题为《城镇七年安排五千五百万人就业，“七五”劳动就业任务更为艰巨需要摸索新的途径》的新闻，刊登于1986年8月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头版头条。由于这条新闻既报喜又报忧，提出了值得注意的问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天作为要闻进行转播，劳动人事部门普遍反映较好。这条意外得到的新闻，也为一个月后采访赵东宛部长起了铺垫作用，加深了劳动体制改革的报道深度。
总而言之，记者与被采访者的谈话方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更非像本文开头所说的那幅漫画中的广播、电视记者那样生硬地谈话，而是要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情况，相应地采取适当的对话方式。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正确地与采访对象对话，也是记者的一项基本功。
（写于1987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