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圣彼得堡待了一周后，我就动身去了莫斯科。那里的观众起初不像圣彼得堡的观众那么热情，不过，在此我还是要引用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书中的相关文字：
大约是在1908年或1909年的时候，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我有幸结识了给我留下极深印象的当今两位伟大的天才——伊莎朵拉·邓肯和戈登·克雷格。我去观看伊莎朵拉·邓肯的表演完全是一个偶然，因为在此之前我对她毫无所知，也没有看到预告她要来莫斯科演出的海报。因此，当我看到来看她演出的为数不多的观众里，却有以马蒙托夫为代表的一大批画家和雕刻家，还有许多芭蕾舞演员，以及许多常看首场演出的观众和新鲜事物的猎奇者后，感到非常惊讶。邓肯在舞台上的首次露面并没有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因为我不习惯于看舞台上出现一个几乎全裸的人体，所以很难欣赏并理解这位舞蹈家的艺术。第一个节目演完后，只引起了一阵稀稀落落的掌声，而且还夹杂有零零星星的喝倒彩的嘘声。但是，接下来的几个节目——其中有一个特别具有艺术表现力——演完后，我对其他观众的冷淡反应再也无法忍受了，就毫不掩饰地起身大声鼓起掌来。
到了演出间歇，我已经成了这位伟大艺术家的新的信徒，跑到舞台前去为她鼓掌。让我感到高兴的是，我发现马蒙托夫正与我肩并肩站在一起，而且他的动作和我完全一样。在马蒙托夫身旁，还有一位著名的舞蹈演员、一位雕塑家和一位著名作家。当其他观众们看到带头鼓掌的人当中有莫斯科著名的艺术家和演员时，感到非常震惊。嘘声停了下来，观众开始陆陆续续地鼓掌，直至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随后是多次要求谢幕。演出结束时，剧场里已是掌声雷动，一片欢腾。
从那以后，邓肯的舞蹈表演我一场不落地观看。去看她的演出，是受我内心深处与她息息相通的艺术感受的驱使。后来，当我对她的舞蹈创作艺术和她的好友克雷格的思想都有了进一步地了解后，我才终于明白，在世界上不同的角落，虽然不同领域的人们受到不同原因的驱使，但是，其实大家都在艺术中努力追求着同样源于自然的创造原则。一旦相遇，他们都会为彼此思想上的共同点而感到惊喜。这种感受正是我在此描述的会见中所体会到的。我们几乎还没有交谈一句就已经相互理解了。邓肯初访莫斯科时我无缘与她相识。但当她第二次来时，我就把她敬若上宾了。这次接待成了我们大家的事情，因为我们剧团的全体演员都来欢迎她了。他们终于全都了解了她，并把她作为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来喜爱。
邓肯不知道如何系统、条理地来解释她的艺术。她的种种艺术想法大都是脱口而出，是日常生活中的奇思妙想。比如，当有人问是谁教她跳舞时，她回答说：“是歌舞女神忒耳普西克瑞。我刚学会站立时，就开始跳舞了。我跳了一辈子舞。人们、人类、整个世界都得跳舞。过去是这样，将来也会永远是这样。即使有人想干涉这一切，不愿尊重自然赋予我们的这一本能的需求，那他们是枉费心机。我想说的就是这些。”她用她独特的美式法语结束了讲话。她还谈到有一次刚刚演完了一个节目，就有人进入她的化妆室，干扰她下一个节目的演出，她解释说：“我不能不做准备就去演出。在走上舞台前，我必须要在自己的心灵中装上一台发动机。发动机启动时，我的胳膊、我的腿以及我整个的身体都会摆脱我的意志而自由起舞。可如果我没时间在心灵中安装那台发动机，我就不能跳舞。”那时，我正在寻找那种非常有创造性的发动机，想搞清楚一个演员如何学会在走上舞台前把它安装在自己的灵魂之中。很显然，我向邓肯问这些问题会使她感到厌烦，于是我就仔细观察她的排练和表演。只见她的面部表情随着情绪的变化而改变，她那亮闪闪的双眼充分显示了她灵魂里所发生的一切。回忆当时我们对艺术的几次随意的探讨，再比较一下她的追求与我的努力，我明白了，我们其实殊途同归，都在寻找着不同的艺术门类中的共同的东西。在我们谈论艺术的过程中，邓肯不断提起戈登·克雷格的名字。她认为他是个天才，是当今戏剧界中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他不仅属于他的国家，而且属于全世界，”她说，“他应该生活在一个能够充分展现他天才的地方，生活在一个工作条件和大环境最能适合他要求的地方。他的位置就在你们的艺术剧院。”
我知道邓肯在给他的很多书信中，介绍了许多关于我和我们的剧院的事情，她劝他来俄国。至于我自己，我开始劝说我们剧院的领导聘请这位伟大的舞台指挥来为我们的艺术注入新的活力，就好比在面团里放入更多的酵母。因为在我看来，我们的剧院终于冲破了横亘在面前、阻碍它前进的一堵墙。我必须完全公正地对待我的同事们。他们都很积极，像真正的艺术家一样来讨论事情，决定动用一大笔钱来发展我们的艺术。
我害怕芭蕾舞，却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剧团满心向往。只要没有演出，我每晚都去那里，剧团里所有的人对我都很热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也经常来看我，他以为通过与我深谈，就可以把我的舞蹈艺术变成他戏剧中的一个全新的舞蹈体系。但我告诉他，要想取得成功，必须从孩子们身上抓起。于是，当我再次去莫斯科时，真的看到他剧团里的一些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正努力学习，但效果并不理想。
由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整日在剧院排演，忙得不可开交，所以他习惯于在演出结束后来看我。他在他的书中曾写道：“很显然，我向邓肯问这些问题会使她感到厌烦。”其实事实并非如此，他没有让我感到厌烦；恰恰相反，我倒很乐意跟他交流我的舞蹈理念。
事实上，冰天雪地的气候、俄国的食物尤其是鱼子酱，已经治愈了与托德精神恋爱而引起的憔悴，现在我满心渴望与一个强壮的男人接触。当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站在我面前时，我觉得他就是我要找的人。
一天晚上，我注视着他俊美的身躯、宽阔的臂膀和开始变得花白的鬓角，内心升腾起一股反叛的欲望，我再也不想扮演欧吉利亚了。就在他要离开时，我双手搭上了他的肩，然后勾住他的脖子，他的头低下来，之后我吻住他的唇，他温柔地回吻我，却面带惊讶，好像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我试图进一步挑逗他，他却惊得后退，只是问我：“可是，孩子怎样办？”“什么孩子？”我问。“当然是我们的孩子啊，我们拿他怎么办呢，你想过没有？”他继续严肃地说：“我绝不允许我的哪个孩子在我的管教之外成长，但现在这种状况我们很难做到。”
他关于孩子的严肃态度让我忍俊不已。他有些恼怒地盯着我，神情悲戚地穿过酒店走廊离开了。我整晚都在回味这件事，不停地发笑，可是笑归笑，我还是有些伤心和懊恼的。我终于想明白了，为什么一些优雅的男人在与知性女子约会几次后，不但弃之而去，反而跑到一些声名狼藉的场所去寻开心。我是一个女人，我不能那么做，那天晚上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第二天早晨，我到一家俄国浴室去洗澡，交替的蒸腾热气和冷水使我精神振奋，让我恢复了正常。
跟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不同的是，在金斯基包厢里遇到的那一类年轻人可是很愿意跟我亲近交欢。然而只要他们一开口讲话，我就感到非常厌烦，更不用提什么欲望了。我想，这就是所谓的“理智”吧。显然，在与查尔斯·哈利和海因里希·托德这些启人心智、富有教养的人交往以后，我再也不能忍受那些浅薄的纨绔子弟了。
多年后，我把这件事讲给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妻子听，她也觉得有趣，大声说道，“啊，这倒很像他的为人。他对待生活一直都是很严肃的。”
我后来虽然又发动过几次攻势，但得到的仅仅是几个甜甜的吻，有时还是冷冰的、坚决的回绝，丝毫没有回旋的余地。从此以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演出结束后再也不敢到我的房间里来了。但是有一天，他用一辆敞篷雪橇把我带到乡下的一个饭店，我们开了个单间，在里面共进午餐，我高兴极了。我们喝着伏特加和香槟，谈论艺术。最后我终于放弃了，我想就算是妖女赛克斯亲临，恐怕也无法攻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坚固的道德防线。
我常听人说，进入演艺界的年轻女孩会遇到许多可怕的危险。然而，读者可以从我的艺术生涯中看到，事实并非如此。崇拜者对我只有敬畏和仰慕，这让我哭笑不得。
离开莫斯科以后，我到基辅做了短暂的访问演出。剧院票价高，学生消费不起，他们便站在剧院前面的广场上不让我通过，希望我答应专门为他们进行一次演出。当我离开剧院后，他们仍然留在广场，对剧院经理发泄不满。我站在雪橇上对他们说，如果我的艺术能够鼓舞俄国的知识青年，我将感到无比的幸福和自豪，因为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地方的学生能像俄国的学生这样关注理想和艺术。
因为原来签下的合同，我必须回柏林演出，我对俄国的第一次访问就这样很快结束了。离开之前，我签了一个春季再回俄国演出的合同。尽管这次俄国之行时间短促，但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就我的艺术理念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赞成和反对的都有，就好像在坚定的芭蕾舞迷和热心支持邓肯舞蹈的人之间展开了一场决斗。也就是从那个时代开始，俄国的芭蕾舞才开始使用肖邦和舒曼的音乐，并开始穿古希腊舞衣；有些芭蕾舞演员甚至做得更彻底，像我一样不穿舞鞋和袜子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