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像孔子一样，“自任以天下之重”（《万章下》），身怀治国平天下的远大人生抱负。他大约自43岁起就奔走于邹、齐、鲁、宋、梁、滕等国之间，“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滕文公下》），不断向诸侯王公宣扬自己的仁义学说，直至70余岁止而返，这种自承先贤、身任天下的人生精神，是儒家人文精神最根本的内容之一。它蕴涵着这样一种人生理念：人活着就应该像先前贤达人士一样，把为天下人谋福祉当做自己人生的崇高使命和不懈追求。“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都是后人对这种“身任天下”之人生理念的绝好解释。孟子这种自承先贤、身任天下的人生精神，也大致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德政合一之倾向和泛道德主义之倾向，并造就了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主流性的人生价值取向——治国平天下，成为影响中国文化具体走向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民生为本，仁爱为怀
“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尽心下》）孟子的仁爱为怀不仅是一种政治伦理的要求，更是一种生活德行的要求；它不仅体现在对民众的普遍之心理仁爱上，更体现在诉诸具体行动的对具体人的具体仁爱上，甚至体现在对一切生命尤其是肉体生命的具体仁爱上。他说：“无伤，是乃仁术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梁惠王上》）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下》）可见，仁爱为怀不仅要推己及人，也要推人及物，是对人的普遍尊重，也是对生命现象的普遍尊重。孟子这种善待人、善待生命、善待万物的人生精神，是值得现代人去深刻地反思的。
三、尊德乐义，以义待利
孟子继承了孔子“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的人生精神，主张“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万章上》）
也就是说，孟子要求对人生始终贯彻这样一种严格的生活准则：不符合社会道德要求的，哪怕是一丁点也不能给予别人；不符合社会道德要求的，哪怕是一丁点也不能取于别人。而对符合社会道德要求的利益，孟子认为自己去获取多少或给予别人多少，都不过分。
像孟子这种尊德乐义、以义待利的豁达、健康之人生精神，对医治现代社会所谓“物欲横流”的精神疾病不啻为一剂良药。人活着固然都有需求，都需要利益，而且古往今来人沦为物的奴役的现象也一直存在。但是，人一旦完全沦为了物的奴役，人就丧失了心灵的自主，从而也就必然丧失在社会中的真正自由，丧失在人生中的真正幸福。因而，人应该有自己的德行和品行，尊德乐义，以义待利，只有在法律、道德等允许的范围内追求自己的利益甚至追求更高的生命境界，人才能不迷失自我，不丧失自我，从而也不丧失真正的自由与幸福。
四、崇义尚道，舍生取义
孟子影响后人最深远的人生精神，除了自承先贤、身任天下和民生为本、仁爱为怀之外，毫无疑问就是崇义尚道、舍生取义这一内容了。在《告子上》第十章里，孟子从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说起，论述了生命与道义不可兼得而舍生命以取道义的人生主张。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崇高人生精神，主张把道义看得高于生命；主张为了崇高的道义，宁不苟且偷生；主张为了崇高的道义，宁不屈从避死。
当人们有了崇高的道义追求，有了崇高的精神境界，人们就能自主自由地、合乎礼义地对待外界的种种利诱或威逼了，做到“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尽心上》）。而面对义利的严重冲突，人能“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滕文公下》），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滕文公下》），做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尽心上》），直至舍生取义、以身殉道，这才算是真正堂堂正正、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大丈夫在“天下有道”时就要以此“有道”来完备自身，“天下无道”时就要为了“有道”而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绝不为了人苟活而迁就“道”或牺牲“道”！
孟子这种崇义尚道、舍生取义的崇高人生精神，孟子这种以身殉道的崇高献身精神，后来发展成为泱泱中华的一种昂扬之民族精神。而正是这种崇义尚道、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与忧患以生、自强不息的不懈精神一道，铸就了中华民族浩浩历史上的无数慷慨悲歌。中华民族无数志士仁人的崇高献身精神，都在孟子这里吸取了它源源不断的力量。继承和光大孟子这种崇高的人生精神，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五、忧患以生，自强不息
先秦对忧患意识或忧患精神论述最为深刻的思想家，就是孟子。孟子认为有的人之所以有很高的德行、智慧、本领、知识等，乃是因为他经常有灾患的伴随，由此，孟子深刻地认识到了忧患对一个人乃至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从而认为要忧患以生、自强不息。他认为，人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的艰辛困苦中要想到这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胸怀抱负，坚信理念，从而去不畏困苦，去迎战困苦；孟子认为，人要生存，要有作为，要有出息，就要敢于直面内忧外患，就要历经一番艰辛困苦的磨难，就要历经一番肉体至精神的人生锤炼。
孟子这种忧患以生、自强不息的人生精神，与他自承先贤、身任天下的人生精神是一致的，与《周易》表达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一致的，与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乃至“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的乐观、进取之人生精神，也是一致的。
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认识，深刻地揭示了人生成长乃至是民族、国家发展的一种特定规律。孟子忧患以生、自强不息的人生精神，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应该说，忧患意识和自强意识，忧患精神和自强精神，一直以来都深深地渗透在中国的文化精英的血脉中，渗透在中国的知识精英的血脉中，并扩展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显著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
孟子的人生精神是十分丰富的，它是先秦中国古典文明孕育的绚丽结果，也是秦汉以后中国人生精神和民族性格发展的重要泉源。它同先秦、秦汉、秦汉以后其他思想学派的人文精神一道，共同构成中国之民族精神赖以建构和发展的宝贵资源。（林桂榛）
孟子与自我价值完善方法
孟子是战国中期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孟子虽与孔子相距百年，但孔子的思想却通过子思的弟子传给孟子，孟子本人也曾以私淑孔子自居。孟子主要继承发展了孔子关于“仁”的学说，主张人性善，倡导“内圣之学”。孟子在其人性论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较为完备的思想体系，下面我们就来谈谈孟子关于道德修养与自我价值完善方法方面的内容。
一、修身修心与道德修养
孟子主张人性善，强调“四端之心”根植于人心之中。孟子以先天先验的内心善念来激发唤起人们潜意识中善的本性，极力促使人们通过主体自身的道德修养来达到改造自我的目的。
在孟子看来，要解决任何问题，都要从事物的内部寻求原因，内部原因解决了，其余问题便可迎刃而解，这与孔子所谓的“我欲仁、斯仁至矣”有异曲同工之妙。孟子十分重视“修身”的重要性，把“修其身”看做是治天下的开始，孟子所谓“修身”主要是指道德主体的修为，是提高和完善自我价值的一种个体的主观能动行为，这一行为包括修心、修行两个方面。先有“心”之所思，而后有具体之行为，故修身之要重在“修心”；修身又是齐家、治国的根本，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反过来又以平天下、治国、齐家、修身来达到由外及内的规定来达到改造人的目的。这两种不同的“流程”或“修心”路线实际是一个完整而统一的内部修养循环系统，是“内圣之道”的完全体现，如果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家，国，天下”的事便畅通无阻了。
为了实现通过自我道德修养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目的，孟子突出强调了“心”在这一过程中的绝对重要性，认为尽心不但可以知性，而且可以知天。孟子的修身、修心学说是他改造人、改造社会、治理国家的重要理论手段，也成为与其性善学说相互发明、相互补充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