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对于多变的外在环境，主张的是一种轻松面对、游刃有余的生活态度。外在的环境变化多端，一时起，一时落，浮浮沉沉，就是有再好的准备，偏偏人算不如天算，终究是没能逃出命运的摆布。因此，庄子认为，遇上的世事既然不能掌握，不如随遇而安，这样就是这样，不做强求争取，一切依乎天理，多余的反抗天理是一种伤害自己的举动。庄子认为，我们应顺着“固然”，用自己的直觉和经验行事，顺着情势而行，调整自己，才能在烦扰的世事中轻松地游走，若事事与人相争，就有如用刀砍骨头一般，伤人伤己，两败俱伤，是最不明智之举。但是一旦碰到了难关时，仍要谨慎小心地去处理，而不能草率轻忽。最后还要懂得收敛自己的锋芒，小心地自敛其才而不随意地表露在外。
《庄子》一书中包含了大量含义深微的寓言，庄子爱用寓言说故事，是因为了解人性的自以为是，爱好强争胜的缘故，既然如此，庄子干脆借人之口来说，借事来说，来让人易于接受他的想法，这也是庄子处世哲学的一种展现。
庄子一生在沉沉浮浮的乱世中，却能让自己以安安定定的心过完一生。从《庄子》一书，我们可以了解到他的做法和生活哲学，主要是因为他心的位置从不曾因世局的动荡而动荡；他有辽阔的视野，所以从不为小名小利动心，不曾让外界的遭遇影响自己；因为他用游刃有余的态度对待世事，所以他不曾因强求而伤心伤性；因为他看破生死的真谛，所以他不忧生惧死；因为他看破名利的真相，所以不会让自己接受功名的羁绊。庄子的生活态度是对一个面对自己不能掌握的环境时，表现出来的大智慧，人人若都能不争，天下就能太平，人人若都能不以物伤性，就能跳脱许许多多让自己想不开的忧愁。由此可见，庄子的处世态度，在今日，仍旧有值得我们省思的地方。（刘又诚）
半梦半醒——浅读庄子
与古人对话是艰难的。跨越时空的距离，回到远古时代的大背景当中，暂时撇开现代人的粗陋和思维定式，并不是简单的事。尤为困难的是，透过似懂非懂的文言文，以我们的浅见拙识，能在多大程度上解读和把握古代哲人的思想精髓？
庄子生活在燕赵等七雄争斗、相互兼并的战国时期，目睹礼崩乐坏、山河破碎、黎民涂炭，他力图对世道人心的嚣然无序进行某种程度的消解，他所描绘的人与万物和谐共处、无知无欲、纯真素朴的理想天国，既体现了在远古社会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人们对征服限制、威胁人类生存的自然力的幻想，也是对黑暗现实的无奈回避；而逍遥自在、离弃形骸之累、抛弃智慧巧诈、不依恃他人、不求于他人、安贫乐道的理想人生，流露出对生命的眷恋和对自由的向往，也是对他所处时代困境的极端反叛和超脱。
庄子学说纷繁复杂，难以提纲挈领。暂不去论证庄子为得天下者制定的一套无为而治方略的可行性，作为一介布衣，只要每个人做好了自己，国家的治理也就易如反掌了。因此，读《庄子》，重点应放在个人的修养方面。所谓修养，也就是自我开导，“解铃还须系铃人”。人们总是寄希望于哲学和宗教，依赖万能的救世主拯救众生于水深火热之中；甚而幻想把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超脱人生的悲苦和对死亡的恐惧。在庄子看来，生死寿夭、苦乐悲欢、是非荣辱、高低贵贱都缘自空间与时间的局限。在《齐物篇》中，他指出：要达到无差别的精神自由之境，必须超脱世俗观念的束缚，忘掉物我之别，忘掉是非之别。宇宙万物循道而动，非人为操纵，一切存在如浮云过眼，感官体验到的只是虚相，人生本是大梦一场，游于方外无生死。只有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缩减到无穷小，才能以超逸的心态去应对人间的纷乱。众所周知的庄周梦蝶所寓意的就是物我合一的无我境界，蝶中有我，我中有蝶，蝶我共有，变幻自如。《养生篇》中，庄子用著名的庖丁解牛的故事向我们展示了，只有得“道”之助，才能游刃有余，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这一点是积极的和耐人寻味的。
《德充符》中，庄子认为内在的美质可以压倒外形的丑陋，这是一种内心力量、智慧和品格的极度夸张，对树立自信不啻为一剂强心针，值得借鉴。《大宗师》中，庄子通过子桑户、孟子反和子琴张之间交往于无心，相助而不着痕迹，超然物外、内心相契的友情，描述了达到绝对精神自由的境界，比管鲍之交和高山流水遇知音的俞伯牙和钟子期之间的契合更胜一筹。
《秋水篇》是我比较喜欢的篇章之一，其中“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的高洁品性应该成为我们鉴别泾渭的分水岭；而濠梁之辩让人体会到庄子纵情山水、放浪其间的旷达情怀，可谓奇思妙想。《达生篇》中养斗鸡一节让人击掌叫绝：与常人的思维逻辑相反，养斗鸡不是培养鸡的斗志，而是消解它的浮盛和表现欲，最终变得“呆若木鸡”，不战而胜，所向无敌，令人掩卷沉思。《山水篇》中，庄子的追求从现实提升到理想中，他要保持个人的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甚至于在幻想中生活：“乘道德而浮游”，怀道者无往而不乐。这种自由的理想——无人生之累——缺乏现实基础，是不可能真实地和完全地存在着的，但对于处于逆境之中的人，不失为一贴奇效的心理良药。
研读《庄子》，可以领悟道之所在，道是主宰宇宙和人生的自然法则，然而，道不可知、不可闻、不可见、不可言说、不可名指，不能从外部获得，必须通过自悟才能得道。我们应该把庄子推崇的圣人之道，被世人视做非常态的东西，变为生活中的常态，那么，对无常的人世变迁也就不再敏感了。只是，平常人的参悟水平也许很难达到视死如归、鼓盆而歌的坦然和洒脱。以我浅薄的理解，保持平常心，摆脱名缰利锁，“淡泊明志，无欲则刚”即为驾驭道而无往不利的诀窍。
读《庄子》，可以让我们时而变成一只自由的蝴蝶，时而变成扶摇九万里的鲲鹏，沉浸在庄子汪洋恣肆、气势磅礴、纵横跌宕、奇趣迭出的意境里，陶醉完了再及时抽身回到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生活中。愿我也能如庄子般逍遥自在地穿行在方域内外：一只眼在方外，笑看世间百态；一只眼在方内，正视人生困苦。（佚名）
提起庄子，多少给人一种神奇的感觉。他的家世渊源不可知，师承源流不清楚。在当时，没有人为他作传，他也没有自述之文，因而他的身世始终是个谜。幸好，在《庄子》书内，他的学生偶尔散漫地记载着他的一些行为事迹，凭着这些资料，我们可以捕捉到一个特殊的影像。
庄子，名周，战国蒙（一说是今河南省商丘县东北，另一说是今安徽省蒙城县）人，他为人不谄不骄，曾经做过蒙地漆园小吏，史称“漆园傲史”。由于当时诸侯混战，民不聊生，庄子愤世嫉俗，不肯与赃官为伍，便索性辞官隐居，悉心研究学问。俗话说“无官一身轻”，庄子辞官以后，居陋室，穿破衣，捕鱼织履，箪食瓢饮，虽说生活贫苦，倒是心安理得，悠悠自乐。
庄子极端重视人的精神世界的追求，主张人活在世界上不能像儒家那样只知治外（客观世界）而不知治内（主观世界）。为了实现自己治内的目的，庄子把获得最大限度的精神自由作为自己追求的最高目标，把恬淡逍遥的人生视为自己精神的最高享受。
据《史记》记载，楚威王闻知庄子很有才能，便以厚金礼聘，请他做卿相。庄子听说后，笑着对楚国的使者说：“千金、卿相，的确是重利尊位。但你难道看不见用于祭祀的牛吗？养了几年之后，便给它披上绣花衣裳送到太庙作祭品。到那时，它即使想做一头自由自在的小猪，也不可能了。你快走吧，不要玷污了我！我宁愿像一条小鱼，游戏于污泥浊水之中，自得其乐，也不愿为治国理政的俗事凡务所拖累。我将终身不仕，以实现我孜孜以求的精神自由。”庄子鄙弃功名的思想由此可见一斑。
庄子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不屑于平常人那种世俗观念，往往过着超凡脱俗的生活。他对一般人所鄙夷的东西都投注了极大的兴趣，化腐朽为神奇。一次，庄子率领着弟子游历四境，当他们走进深山时，看见伐木人正挥动刀斧砍伐一棵又一棵参天大树，唯独不去砍伐身旁的一棵外观看起来枝叶茂盛的大树。于是，有弟子走上前问伐木人是什么缘故，那人回答道：“这棵树做不成器具，没有一点用处。”庄子说：“这棵树可能就是因为不中用，才能不受刀斧之害，享尽自然的寿命吧！”他们一行人从山里出来之后，来到了朋友家，朋友让儿子杀一只鹅来款待客人。过了一会儿，儿子问：“我们有两只鹅，一只会叫，一只不会叫，到底该杀哪一只呢？”做父亲的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是杀那只不会叫的鹅。”第二天，他们又继续上路，有个弟子不解地问庄子：“昨天山上的那棵树，因为‘不材’，所以能免受砍伐，现在主人家的鹅却因为‘不材’而被杀掉，不知道先生您是怎样自处和处世的呢？”
庄子思忖了片刻，便笑着说：“我将处于‘材’与‘不材’之间。虽然在‘材’与‘不材’之间显得很稳妥安全，其实也是不容易做到的，还是不能免于累患的。要是我能够顺其自然而处世，就不会有这些累患了。以前的黄帝和神农都是以这种方式处世的，不过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这样做了。你们看到了吗？万物有聚合就有分离，有成功就有毁灭，愈是锐利的东西愈容易受挫折，愈是至高至上的地位愈容易倾覆，有所作为势必会有所亏损，愈能的人愈容易遭别人谋算。你们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能偏执一方，凡事都要顺随自然。”
庄子一番话使弟子们感触很深，他说的处于“材”与“不材”之间，即意味着要以审时度势的态度回应事物的变化。它凝聚了庄子的修身处世策略：那就是要以“材”的一面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人生理想；以“不材”的一面应付乱邦之道与暴君之虐，以求全生保性，表现了一种游刃有余的处世之道。
虽然身处乱世，但庄子并没有像当时的一些人一样为了同现实社会决裂，而隐居到山林之中。他鄙视那种存身之道，称其是和时代相背离的举动。他说：“隐蔽并不是把自己隐藏起来，古时候所谓的隐士，并不是把自己隐匿起来不见任何人，也不是缄默不语，更不是放弃自己的智慧。那些举动都是违背时运的。若想要保全生命，最好的办法是：有成功的机会就大行于天下，和道的精神相结合；没有成功的机遇，穷困潦倒时就宁愿沉默地等待。”他钦佩那种德隐而身不隐的人，称赞他们身处市井社会而保存了崇高的精神信念，称赞他们是所谓浪迹世俗之间而存志于山林之中。
庄子一生虽然穷困潦倒，却从不为功名利禄折腰。他把自己的节操和信仰，把对精神自由的追求，看得如同生命一样宝贵。他安贫乐道，视名利如浮云，始终与统治者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表现出了“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的恬淡逍遥的人生理想。庄子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所言：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道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不为福先，不为祸始；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淡然独与神明居。庄子者，古之博大真人哉！
汉景帝时，淮南王刘安主持编著了《淮南子》一书，也称《淮南鸿烈》。参与编著的宾客中著名的有苏非、伍被、李尚等人。据《汉书·艺文志》载，此书卷帙甚多，但流传下来的仅有《内篇》21篇。在综合百家方面，《淮南子》与《吕氏春秋》比较接近。不同之处在于，它更多地吸取了《老子》、《庄子》，特别是《黄老帛书》的思想资料，成为集黄老之学之大成的理论著作。它对道、天人、形神等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还在继承春秋时的“气”说与战国中期稷下黄老之学的宋研、尹文学派的“精气”说的基础上，提倡了“元气论”的概念和系统的宇宙生成论。其中还有不少篇章谈到修身养性的问题，对后人影响深远。
“愚公移山”这个寓言在我国几乎家喻户晓，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寓言出自先秦道家重要著作《列子》。其作者列子名寇，又名御寇，战国前期郑国人，道家代表人物之一，主张清静无为。该书中保存了不少先秦时代的寓言故事和神话传说，题材较广泛，有些颇富教育意义。《列子》上承老子，下启庄子，对中国思想史、哲学史、文学史和科学技术史的发展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