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德，不过是吾心之本性。一切人，无论善恶，在根本上都有此心，此心相同，私欲并不能完全蒙蔽此心，在我们对事物作出直接的本能的反应时，此心就总是自己把自己显示出来。“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就是说明这一点的好例。我们对事物的最初反应，使我们自然而自发地知道是为是，非为非。这种知，是我们本性的表现，王守仁称之为“良知”。我们需要做的一切，不过是遵从这种知的指示，毫不犹豫地前进。因为如果我们要寻找借口，不去立即遵行这些指示，那就是对于良知有所增损，因而也就丧失至善了。这种寻找借口的行为，就是由私意而生的小智。
据说，杨简初见陆九渊，问：“如何是本心？”不妨顺便提一下，“本心”本来是禅宗术语，但是也成为新儒家陆王学派使用的术语。陆九渊引《孟子》的“四端”为答。杨简说他儿时已读此段，但是还是不知道如何是本心。杨此时任富阳主簿，谈话中间还要办公，断了一场卖扇子的官司。事办完了，又面向陆九渊，再问这个问题。陆说：“适闻断扇讼，是者知其为是，非者知其为非，此即本心。”杨说：“止如斯耶？”陆大声说：“更何有也！”杨顿悟，乃拜陆为师。
另有一个故事说，有个王守仁的门人，夜间在房内捉得一贼。他对贼讲一番良知的道理，贼大笑，问他：“请告诉我，我的良知在哪里？”当时是热天，他叫贼脱光了上身的衣服，又说：“天太热了，为什么不把裤子也脱掉？”贼犹豫了，说：“这，好像不太好吧。”他向贼大喝：“这就是你的良知！”
这个故事没有说，通过谈话，这个贼是否发生了顿悟。但是它和前一个故事，都用的是禅宗教人觉悟的标准的方法。两个故事说明人人都有良知，良知是他的本心的表现，通过良知他直接知道是为是，非为非。就本性而言，人人都是圣人。为什么王守仁的门徒惯于说“满街都是圣人”，就是这个缘故。
这句话的意思是，人人有做圣人的潜能。他可能成为实际的圣人，只要他遵从他的良知的指示而行。换句话说，他需要做的，是将他的良知付诸实践，或者用王守仁的术语说，就是“致良知”。因此。“致良知”就成了王学的中心观念，王守仁在晚年就只讲这三个字。（冯友兰）
王阳明的“心学”
程朱理学在明初被树立为官方意识形态后，一直占据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明中叶。弘治年间，王阳明创立“心学”，标志着理学统治地位的瓦解，由孔子开创的儒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最重要的著作《传习录》中，阳明把“心”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他直截了当地说：“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者，心即是天，言心则天地万物斯举矣。”又进一步说：“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这就是说，万物都是由人心派生出来的东西，只有用心去关照时它们才会真正存在。这样，“心学”就完成了对理学“天理至上”的颠覆。
很多人以为“心学”与理学是针锋相对的，其实不然。例如阳明说：“心即理。”他并不否认理的存在。他也不反对格物穷理，他说：“区区论致知格物，正所以穷理，未尝戒人穷理，使之深居端坐而一无所事也。”从这个意义上说，“心学”的产生是为了理学的振衰起弊。那么二者的根本区别在哪呢？《传习录》二云：“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可见，阳明认为，理是存在的，但必须由“心”里去求，也就是说，心先于理，按阳明的意思，心不仅先于理，心还先于万物。我们可以拿阳明论君臣伦理的话看出二者的区别。《传习录》云：“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邪？”就是说，有心才有理。而按照朱熹的话来说，则是“一切理都是永恒地在那里，无论有没有心，理照样在那里。”（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二者的区别。
那么，既然心是宇宙万物之立法者，人应该追求怎样的精神修养呢？阳明提出了“致良知”之说，从而把“心学”推向系统完备的理论阶段。《传习录·答陆原静书》云：“良知者，心之本体者也。心之本体，无起无不起，虽妄念之发，而良知未尝不在。”又云：“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业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这就是“良知”的巨大作用，如果找到了自己的良知，治国齐家平天下，全都可以了。那么，良知到底是什么呢？虽然阳明说得玄妙，但我们也可从《传习录》中总结出主要的方面。比如，孝悌礼智信是最基本的良知，而其他更多的方面则需要人们努力寻找。
阳明高举“心学”大旗，其重视个体价值的特点与晚明知识界精英们要求张扬主体意识的内在要求不谋而合，是晚明思想解放的开端。比如泰州学派的王艮、王学左派的李贽都与阳明之学一脉相承。王艮提出“百姓日用即是道”，是一位把“心学”平民化的思想家。据说他曾经后车载以老母，身着战国时代的宽袍高帽在北京城里招摇过市，实是“心学”要求张扬个性的激烈表现。李贽则从心学重视主体的基点出发，提出“夫心者，人之私也”（李贽《焚书》）的大胆言论，表现出鲜明的个性解放色彩。
明清鼎革之际，王门后学空谈心性的学风颇为人诟病，遂兴起王船山等人的经世致用之学。而随着清统治者政权的日渐稳定，统治者大加提倡理学以稳固人心，理学遂再次占据了意识形态领域不可撼动的主流位置。虽有考据大师戴震等人试图对抗理学的努力，但与阳明“心学”相比，终显得力不从心。（佚名）
明代心学代表人物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晚年喜爱越城东南的会稽山阳明洞，筑室而居，自号阳明子，因此世称阳明先生。
阳明先生的生平带有不少传奇色彩。据说这位心学大师出生时，他的祖母梦到神人身着彩衣驾云而来，敲打鼓吹送来一个婴儿，惊醒后便听到孩儿啼声，因此祖父竹轩公将这个新生儿命名为“云”。又传说阳明由母亲郑氏怀胎14个月才出生，直到5岁还不会说话。一天，与邻家小童嬉戏，恰巧有一僧人经过，说道：“好个孩儿，可惜道破。”竹轩公听后有所醒悟，便更改了他的名字，阳明便当即能够开口说话了。
幼年的阳明已经显露天赋，聪颖过人，他开始学说话时，一日忽然诵出祖父平日所读过的书句，家人惊讶地问他是如何学得的，他说：“听祖父读时就已熟记下来了。”可见王阳明的记忆力非同寻常。
阳明的一生，大约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他在28岁以前，憧憬圣学，希望做天下第一等人，行天下第一等事。他本着自己对社会、对政治的热血和执著，以及那种自傲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坚持要对国家及社会人民有所裨益。从28岁举进士以后到44岁是阳明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宦海浮沉，遭受贬谪，来到偏僻的龙场。这一阶段阳明生活极端困厄，情绪抑塞沉郁，思想上则是印证的时期，也是他事业和学说成功的开始。从45岁到57岁病逝军中，是他建立事功和学术成熟时期，也是他讲学立教的极盛时期，这是第三阶段。
阳明一生追求真理，并勇于实践，在朝为官多年，任劳任怨。他28岁在京师考取进士，观政工部，这是他进入仕宦之途的开始。但从此以后，他的职务所辖都是一些小而繁琐的工作，一直抑郁不得志。35岁时，武宗新登基，大家都对新皇帝抱有很大希望，但是刘瑾等宦官乱政，以狗马鹰犬歌舞角抵以娱武宗，武宗便整日沉迷于酒色，废弃朝廷，正直的臣子纷纷遭到陷害排挤，当然包括王阳明。
王阳明因上疏替忠臣戴铣求情，又痛陈刘瑾等人的罪行，这让刘瑾非常生气，于是想办法将阳明贬至贵州龙场，做龙场驿的驿臣。那是个蛮荒偏远的地方，王阳明却凭着自己的意志，在那种充满瘴疠之气的地方生存下来，并且教育那里尚未开化的居民，教他们架木开棘，居住生活。在这种环境下，阳明反而悟出了“心即理”之说，后来的“致良知”也是由此而生发。此后，他的心境慢慢转向坦然。38岁时在贵阳主讲贵阳书院，开始阐扬知行合一之学。由是贵州学风大盛，至今若到贵州仍随处可见“阳明洞”、“阳明祠”等贵州百姓纪念王阳明的遗迹。
到了45岁，也就是正德十一年，王阳明便开始一路升迁，替国家立下不少功劳。他巡抚江西、福建等地，剿平了四省边境多年扰民的顽寇；他平定了叛藩宁王宸濠之变，使东南半壁免于涂炭；他还征服了广西一带的土酋，开拓南疆，绥靖了边陲。这一期间，他仍然不停地上疏向皇帝进谏，并多次请求辞官返家，经过再三恳求，终于得到世宗的首肯。从50岁到55岁，他度过了6年家居的生活。这段时间是他思想的成熟期，四面八方来向他讨教学问的人也愈来愈多。与此同时，朝廷面对着纷乱政局无计可施，想起了立下许多汗马功劳的王阳明。56岁时，阳明又再度奉诏，到两广以及江西、湖广地区征讨。这对他来说是一个艰巨得几乎不可能承担的任务，他却又一次出色地完成了。
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王阳明在回程的舟上与世长辞。家人询问他的遗言，他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王阳明全集》收录了《王阳明年谱》、《传习录》、《王阳明文集录》、《杂著》、《王阳明书》、《王阳明诗集》等，是王阳明作品收集最为完备的一部著作。阅读这部书，会对王阳明的生平思想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宋代大儒陆九渊，字子静，自号象山翁，人称象山先生。他率先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题，经王阳明继承和发展，成为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派别，影响极大。《象山全集》是保留陆九渊文学、哲学作品最详尽的著作，也是全面了解心学一派的必读书。
当代学者张祥浩所著《王守仁评传》，全面而客观地分析了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并对阳明学说的建立、发展和传承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本书语言简洁流畅，说理清晰透辟，资料翔实缜密，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