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虽是一首小令，但景象开阔，情辞酣畅。李格非当时就为女儿的才华喜不自胜，便故掩女儿之名，将词给友人和同僚看，无不为之称赞，有的认为是苏轼所作；有的认为当出自吕洞宾之手，没有一个人想到是出自一位16岁少女之手。沈曾植《菌阁琐谈》中评价李清照“易安倜傥，有丈夫气，乃闺阁中之苏、辛，非秦、柳”。此词语言明白如话，不事雕琢，得自然之趣，令人百读不厌。
张端义《贵耳集》中称赞李清照“皆以寻常语度入音律。炼句精巧则易，平淡入调者难”。在李清照的词作中，炼句精巧，平淡入调的例子却不难找到。“宠柳娇花”（《念奴娇》），“绿肥红瘦”（《如梦令》）等乃炼句精巧的典范；“被冷香消新梦觉，不许愁人不起”（《念奴娇》），“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声声慢》）等，既是“寻常语”，又极具有表现力，它们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词人的思想感情，创造了既是“铺叙”的，又是“典重”的“别是一家”的词境。
李清照总是以自己的生活体验为基础，通过鲜明的艺术形象，以精练朴素的语言，简洁明快的手法，创造出富有感染力的意境。唐人司空图说过：“不著一字，尽显风流。”（《诗品》），即字面不涉及本题，其意却跃然之上，此乃含蓄。清代的沈德潜对作品的含蓄做了更明确的阐述：“只见眼前景，口头语”，却有“弦外音，味中味”（《说诗语》），在这一点上，李清照的词独得其妙。《声声慢》即是这方面的一首绝唱，作者运用了惊人的描写手腕，展示了自己曲折复杂的内心世界。全词除开头14个叠字和下片中的两个呼告句外，全是写景，可是，人们并不说它是景物词，而认为它是一首极好的抒情词。它抒写了词人孤苦无依的生活境况及其内心深处的一种绝望的哀愁，“词人最大的心病，往往就是词中最隐秘，包裹最紧的词核”。它通过残秋景物的描写来渲染愁情，达到了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境界。用王国维的话说，就是“一切景语皆情语也”。
李清照善于把身世之叹寓于所咏之物。梅、菊、荷等都是词人常咏之物。仅有关菊的就有四首：《醉花阴》、《多雨》、《声声慢》、《鹧鸪天》，其中的《醉花阴》貌似悲秋，里面却隐含了词人当时的悲苦。1103年，朝廷连下二诏：宗室不得与元祐奸党子孙通婚；禁止党人子弟居京。此词大约写在1104年的重阳节，写出了享誉千古的黄花比瘦词。结合历史，“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应释为：自己被迫离京而产生的离愁别恨对人的折磨，就如秋风对黄花的摧残；词人的“销魂”不只是悲秋和离愁，抒发的是词人心中真正的块垒：朝廷争斗对她的株连，借“东篱把酒黄昏后”感叹自身未来的命运和心中的不平。
（朱宪玲）
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济南章丘（今属山东）人。父亲李格非，官至礼部员外郎、京东路提点刑狱。出自韩琦门下，曾以文章受知于苏轼，学识渊博，在齐、鲁一带颇负盛名，后被罢官。母亲王氏是状元王拱辰的孙女（一说为汉国公王准的孙女），知书善文。
李清照早年随父亲住在汴京、洛阳，受过良好的文化教养。工书能文，兼通音律，“自少年便有诗名”。建中靖国元年（1101），18岁的李清照与吏部侍郎赵挺之的幼子赵明诚结婚。当时，21岁的赵明诚在太学读书，喜好收集前代石刻。婚后不久，新党蔡京当政，赵挺之升任尚书右丞。他们极力打击旧党，李格非因在党籍而被罢官。
大约崇宁二年（1103），赵明诚出仕。夫妻二人志同道合，“有饭蔬衣练，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经过搜求寻访，日积月累，他们藏蓄的亡诗逸史、古今名人书画和古器物逐渐增多。大观元年（1107），赵挺之死于京师，赵家随即遭受了政治上的灾祸。赵明诚弟兄也面临着失官的危险。李清照便随丈夫回到青州（今山东益都）赵氏故里。
李清照（1084~约1151）屏居乡间的十余年里，他们更加努力地访求古碑文物。大约宣和三年（1121），赵明诚重新出仕，曾出守莱州（今山东掖县）、淄州（今山东淄博），又授直秘阁。这一时期，他们开始编写《金石录》，并继续搜集古物碑铭，并鉴赏考订，在学术上取得很大成绩。靖康元年，金人围攻汴京。次年，赵明诚母死于金陵，赵明诚携书15车南下奔丧。这时北方大乱，青州故第十余屋书册什物被焚，李清照只携小部分文物随人群逃难，从此开始了她在南方的苦难生活。
建炎二年（1128），李清照逃到建康。次年，赵明诚移知湖州（今属浙江）。他驻家池阳（今安徽贵池），赴建康受命途中病倒。李清照从池阳赶到建康时，赵明诚已经病危，不久死去。这时金兵又大举南侵，建康形势紧急，朝廷开始疏散、逃亡。李清照派人先将书册、金石刻送往洪州（今江西南昌），准备去那里投奔赵明诚的妹丈。但洪州又失陷，道路不通，以致大部分文物在战乱中散失。赵明诚病重期间，朋友张飞卿曾携玉壶来看望他。此事竟被传成是他们夫妻以玉壶颂金，并听说有人已向朝廷告发。惊恐之下，李清照决定将家中所有收藏品进献朝廷，以求洗刷罪名。她追随高宗逃难的路线辗转避乱，从越州到明州，经奉化、台州入海，又经温州返回越州，最后在绍兴二年（1132）移居杭州。这期间，她承受着政治上的压力，而且大量书画、砚墨被盗，孑然一身，各地漂泊，境况极其悲惨。
同年冬天，金人南犯，她避乱金华，次年才返回临安，最后在那里孤苦地度过晚年。李清照死于哪年已不可考，但有生之年，她对国事的关心，对文学创作和学术活动的钻研始终没有中断。
《苏东坡集》是宋代文学巨匠苏轼的传世作品集，其中收录了他的大量词作。苏轼字子瞻，眉山人，他的作品是历代文人汲取文学营养的源泉。这位文学天才将传统女性化的柔情之词扩展为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的表现爱情之词变革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他的词表现出对人生的深刻思考。对于如梦人生，苏轼不是消极否定，而是以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态度处之。抒情言志、使事用典、突破音律束缚的作词习惯，均始于苏词。王灼的《碧鸡漫志》指出：“东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
《乐章集》是北宋词人柳永的传世词集。柳永（生卒年不详），原名三变，崇安人。他精通音律，善于铺叙和使用俚俗语言，开了慢词的创作先河，对词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他有很多词反映了中下层市民生活和自己的身世穷愁之感，在当时具有比较深刻的社会意义。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记载：尝见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其流传之广可想而知。
稼轩长短句
辛弃疾（中国·南宋1140～1207）
在辛弃疾笔下，激昂的内容和豪放的艺术风格得到了最完美的统一。
——《宋词浅说》
以“有心雄华泰，无意巧玲珑”的英姿崛起于南宋词坛的辛弃疾，是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爱国主义词人。这位开辟一代词风的大师，一生极富传奇色彩。先天禀赋与后天经历共同造就了他的文韬武略，也使他的词作让所有婉约派的词人望尘莫及。辛弃疾胸藏万卷，对经、史、百家无不运用自如，对前代词人的作品莫不广采博收，因而形成他慷慨悲壮、大开大阖的风格，其中抒发的真情、至情、豪情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辛稼轩，词中之龙也！”清人陈廷焯曾在《白雨斋词话》中这样称赞辛弃疾。辛词内容博大精深，题材广阔，深入反映了当时尖锐的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表现了词人积极主张抗金和实现国家统一的爱国热忱。作品风格雄深雅健，以豪放为主，善于用典，也善于白描，开拓了词的疆域，提高了词的表现力。他确立并发展了苏轼所开创的“豪放”一派，而与苏轼并称“苏辛”。而后，继之而起的辛派词人将词体的表现功能发挥到了最大限度，从此，词作与社会现实生活、词人的命运和人格更紧密相连，词人的艺术个性也日益鲜明突出。而辛弃疾所发扬的“以诗为词”和“以文为词”的艺术手段，也使后世的词人得以用一种开放性的创作姿态容纳一切可容纳的内容，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创作手段和蕴藏在生活和历史中的语言。从而，词体获得空前的解放，并最终确立了与诗分庭抗礼的文学地位。辛弃疾，功不可没！
《稼轩长短句》收录了620余首辛词，数量之富，质量之优，堪为两宋之冠。这些词作表现了辛弃疾深厚的爱国感情，涵盖了广阔的社会内容，有的抒发报国雄心，批判南宋统治集团的苟安误国，有的歌咏祖国的壮丽河山，描绘农村的现实生活，题材广泛，风格多样。辛词发展了苏轼的豪放风格，慷慨纵横，雄奇豪壮而又苍凉沉郁，对后世词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稼轩长短句》体现了辛弃疾词作题材广泛、风格多样的特点，而其中大部分作品以慷慨悲壮的爱国词为主调，被人称为“英雄之词”。
辛弃疾时常回忆起少年时突入金营生擒叛徒张安国的英雄往事。如《鹧鸪天》上片道：“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衤詹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女足银胡马录，汉箭朝飞金仆姑。”辛词还表现出壮志难酬，报国无路的悲愤心情。如《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上片：“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通过看吴钩宝剑，拍遍栏杆的典型动作，使词人的悲愤心情跃然纸上。这类“英雄之词”多体现出激昂悲壮、沉郁雄放的风格。此外，辛弃疾还有一些以乡村景物、田园情趣为主题的词，如《清平乐·村居》：“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另有一些风格婉约，寓意深刻的作品。如《青玉案·元夕》，上片铺叙元宵夜的欢乐场面，下片转写一位幽居自处，不同凡响的女子：“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明写佳人，暗抒词人“自怜幽独”的情怀。
辛弃疾继承了苏轼的豪放风格并加以发扬光大，使之蔚为大宗，是词坛主流的集大成者。他的词具有深厚的爱国感情和广阔的社会内容；他的艺术表现形式更为多样，融进了歌行、散文、辞赋等文体，娴熟地运用书面语言和民间口语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使语言生动丰富，形成了奇肆、博辩而又晓畅的词风，对当时及后世词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那些清新、活泼的田园小词和清婉妩媚之词，同样在艺术上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反映出作者精神生活的不同方面以及多方面的艺术造诣。刘克庄在《辛稼轩集序》中说：“公所作，大声鞺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其禾农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这是比较全面公允的评价。
和苏轼一样，辛弃疾也是在语言技巧上有力的开拓者。前人说苏轼以诗为词，辛弃疾以文为词，这固然有些简单化，但也确实指出：到了辛弃疾手中，词的语言更加自由解放，变化无端，不复有规矩存在。辛词中有非常通俗稚拙的民间语言，如“些底事，误人那。不成真个不思家”（《鹧鸪天》），“近来愁似天来大，谁解相怜？谁解相怜，又把愁来做个天”（《丑奴儿》）；也有夹杂许多虚词语助的文言句式，如“不知云者为雨，雨者云乎”（《汉宫春》），“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贺新郎》）；有语气活跃的对话、自问自答乃至呼喝，如“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南乡子》），“杯，汝来前！”（《沁园春》）；也有相当严整的对句，如“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破阵子》）
概括地说，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一大特色，是形式松散，语义流动连贯，句子往往写得比较长。文人词较多使用的以密集的意象拼合成句、跳跃地连接句子构成整体意境的方式，在辛词中完全被打破了。在大量使用散文句式、注意保持生动语气的同时，他仍然能够用各种手段造成变化的节奏。如《水龙吟》中“落日楼头”两句，意义连贯而下，是很长的句子，但却顿挫鲜明，铿锵有力，绝不是把一段文章套入固定格式那么简单。
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又一大特色，是广泛地引用经、史、子各种典籍和前人诗词中的语汇、成句、历史典故，融会到自己的词里。这本来很容易造成生硬艰涩的毛病，但以辛弃疾的才力，却大多能够运用得恰到好处、浑成自然，或是别有妙趣，正如清人刘熙载《艺概》所说：“任古书中理语、廋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辛弃疾的词不仅是“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而且是任何“意”和“事”都能表达得自由充分。可以说，他的创作完全摆脱了羁绊，进入了自由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