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法国1802年-1885年）
《悲惨世界》的卷首上印着一句话：“只要这土地上有着无知和悲惨，像本书一样性质的书就不无裨益。”雨果的文学热情，与那些隐匿于自己个人的生活世界中，玩弄着近乎独语的、令人费解的语言文字的所谓现代作家的“高雅矜贵”的气派决然无缘。20世纪被唤做“战争的世纪”，持续不断的悲惨与杀戮，不正是因为失去了照亮全人类的“人性之光”吗？在这个意义上，我相信雨果是值得一读再读、长读不衰的作家。
——日本作家池田大作
雨果是法国资产阶级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人物，他的一生几乎经历了法国19世纪社会政治生活中发生的所有重大变革，他的文学作品是他所处的时代的真实写照。雨果在诗歌、戏剧、小说、文艺理论以及政论等各方面都有突出成就，在法国文学史上享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雨果对世界文学的发展影响巨大，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一流文学大师之一。他的作品早已经得到世界各国人们的喜爱与欣赏，是人类文化生活的组成部分。正如法国著名传记作家安德烈·莫洛亚在《雨果传》中所说：“时间可以淹没小丘和山冈，但淹没不了高峰，人类遗忘的大海淹没了多少19世纪的作品，而雨果的作品像群岛一样，傲然挺立在大海之上，露出它们那千姿百态的尖顶。”
《悲惨世界》是雨果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也是最能代表雨果思想艺术风格的作品。作品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人民苦难进行了真实表现并赋予人物和情节以传奇色彩，表现了作家进步的人道主义思想和美好的社会理想。小说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气势磅礴，在浪漫主义艺术风格中加入了现实主义的某些因素，实现了二者的完美结合，堪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最高典范，被列夫·托尔斯泰盛赞为“法国当时最优秀的作品”。
雨果作为19世纪法国资产阶级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人物，他在高举浪漫主义旗帜的同时提倡作家在作品中“通过真实充分地写出伟大，通过伟大充分地写出真实”，认为只有“真实之中有伟大，伟大之中有真实”，艺术才达到了完美的境界。雨果在创作中体现出自己的理论主张，他的《悲惨世界》正是通过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高度结合，成为历史上一切浪漫主义文学中最辉煌的杰作。
《悲惨世界》真实地描绘了从拿破仑帝国后期到七月王朝初期法国社会政治生活广阔的画面，通过理想化的情节塑造了理想化的人物，表现出作家对现实的关注和进步的人道主义思想。
小说共分五部。第一部《芳汀》讲述了主人公——穷苦的工人冉阿让因为偷了一块面包而被判处五年苦役，又因为越狱而被加重处罚，在监狱中度过了19个年头。他出狱后意外地闯进了主教米里哀先生的家。冉阿让受到米里哀主教的感化，立志为善。他改名换姓，来到蒙特猗城，因为发明制造宝石的方法而致富。他做了很多善事，被选举为市长。他认识了身患重病的女工芳汀。她曾经在被欺骗遗弃后生下了私生女珂赛特，为了生活她来到冉阿让的工厂做工，但却被了解她身世的德纳第敲诈勒索，结果被迫沦为妓女，又受到法律的迫害。冉阿让决定帮助不幸的芳汀和女儿团圆。结果为了不连累被误认为是出狱后又犯了盗窃罪的冉阿让的工人，他毅然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被警察沙威逮捕。
第二部《珂赛特》。雨果在开篇以雄浑的笔力再现了滑铁卢战役，悲壮的战斗之后，是盗尸者在进行卑鄙的勾当。这个盗尸者就是德纳第。而寄养在他家的珂赛特备受他们夫妇的虐待。再次越狱的冉阿让花重金将这个女孩带到了巴黎，隐居起来。但是很快他行善的名声引起警方的注意，又一次被沙威追捕。在一个修道院工人的帮助下，他们过上了平静的生活，珂赛特长大成人了。
第三部《马吕斯》。马吕斯是一个崇拜拿破仑的进步青年，他和顽固的保王派的外祖父决裂并离家出走。他逐渐形成了共和主义的政治信仰。他邂逅了珂赛特并爱上了她。冉阿让在行善时救济了容德雷特一家，没料到容德雷特就是原来的德纳第。德纳第破产后流浪到巴黎，并以乞讨、行骗和偷盗为生。德纳第洞察到冉阿让的隐私，预谋陷害冉阿让。在马吕斯的帮助下，冉阿让得以逃脱。
第四部《卜吕梅街的儿女情与圣丹尼街的英雄血》。冉阿让为了躲避沙威的追捕，迁居到卜吕梅街。马吕斯与珂赛特相遇并产生了热烈的爱情，却遭到了马吕斯的外祖父的阻拦。这时，1832年的人民起义爆发了，马吕斯参加了圣丹尼街的战斗。
第五部《冉阿让》。冉阿让也参加了战斗，却以宽大的胸怀放走了混进街垒被起义者抓住并判以死刑的沙威。在政府军的残酷镇压下，起义即将失败。冉阿让背负着身负重伤的马吕斯逃命的时候，遇见了沙威。沙威在极度矛盾的心理作用下，精神崩溃，投入塞纳河自杀。马吕斯伤愈后，和珂赛特结婚了。但当他们得知冉阿让的真实身份后却疏远了冉阿让并准备完全断绝关系。冉阿让在孤寂中濒临死亡。这时，马吕斯终于认识到冉阿让的高贵品质，他和珂赛特一起探望冉阿让，已经奄奄一息的冉阿让在他们的怀抱中离开了这个世界。
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的典范之作
流亡在大西洋上的盖纳西岛，1861年6月30日上午8时半，维克多·雨果，法兰西一代文豪，完成了他的长篇小说《悲惨世界》。
这是一轴辉煌的画卷。画幅的卷首可上溯到卞福汝主教经历的1793年大革命高潮的年代，卷末直延伸到马吕斯所参加的1832年巴黎人民起义。在这里，整整将近半个世纪历史过程中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都一一展现了出来：外省偏僻的小城，滨海的新兴工业城镇，可怕的法庭，黑暗的监狱，巴黎悲惨的贫民窟，阴暗的修道院，恐怖的坟场，郊区寒碜的客店，保王派的沙龙，资产阶级的家庭，大学生聚集的拉丁区，惨厉绝伦的滑铁卢战场，战火纷飞的街垒，藏污纳垢的下水道……这一漫长浩大的画轴中每一个场景，无不栩栩如生，其细部也真切入微，而画幅的形象又是那么鲜明突出，色彩是那么浓重瑰丽，气势是那么磅礴浩大，堪称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典范。
小说中的画面描绘，远远超出了表现历史背景与叙述人物故事经历的需要，雨果有意识要为后世留下史笔，他所描绘的这个世纪的两大历史事件滑铁卢战役与1832年巴黎起义，就是极为辉煌的两例。更主要的是，他要在小说里写出历史之流迂回曲折、起伏跌宕的巨变，并且在全部历史景象与过程的中心，安置一个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即下层人民悲惨的命运。他在小说的序里就指出了“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因此，可以说，作者要绘制的就是那个世纪中穷人悲惨生活的画卷。
这是一部雄浑的史诗，是一个人的史诗，但又不限于个人的意义。主人公冉阿让的经历具有明显的奥德修斯式的传奇性，他一生的道路是那么坎坷，他所遇到的厄运与磨难是那么严峻，他的生活中充满了那么多惊险，所有这一切都不下于古代史诗《奥德修记》中主人公的历险。与奥德修斯的史诗不同的是，冉阿让的史诗主要是以他向资产阶级社会强加在他头上的迫害、向不断威胁他的资产阶级法律作斗争为内容的。正因为冉阿让要对付的是庞大的压在头上的社会机器与编织得非常严密的法律之网，雨果要使这个人物的斗争史诗能够进行下去，就必须赋予他以惊人的刚毅、非凡的体力、罕见的勇敢机智。不仅如此，他还被作者赋予现代文明社会的活动能力。雨果笔下的这个人物几乎具有各种非凡的活力，他是一个浪漫主义色彩浓厚的传奇性的主人公。
这个人物的浪漫主义色彩，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他的道德精神方面，他的精神历程也像史诗一样可歌可泣。他本是一个本性善良的劳动者，社会的残害、法律的惩罚、现实的冷酷使他“逐渐成了猛兽”，盲目向社会进行报复，以致犯下了真正使他终身悔恨的错事，而这种悔恨却又导致一种更深刻的觉悟，成为他精神发展的起点，促使他的精神人格上升到了崇高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