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 （法国1821年-1880年）
《包法利夫人》一出现，就形成了整个一种文学进展……《包法利夫人》的清澈与完美，让这部小说变成同类的标准，确定无疑的典范。
——法国著名作家左拉
在19世纪的法国文学大师辈出的年代，继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司汤达和巴尔扎克之后，出现了另一位致力于现实主义创作的文学大师——福楼拜。他在艺术上另辟蹊径，立志创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福楼拜不仅丰富和发展了19世纪的现实主义，而且为19世纪后期的作家所师承，在法国文学史上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福楼拜一生著述不多，以一部《包法利夫人》赢得了极大的声誉。《包法利夫人》是世界十大文学名著之一，作者从资产者的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撷取题材，描绘了一幅地道的法国19世纪的外省风俗画。它的艺术达到了新的高度，通过个性化的语言描写人物，用浪漫主义语言展示浪漫主义个性。尤其是作者在小说创作中运用的“纯客观”艺术手法，对后世影响很大。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认为“这部完美无缺的小说”出书以后，“在文坛上产生了类似革命的效果”。
福楼拜开始创作活动的时候，巴尔扎克已经去世。20世纪50年代初期，法国一直没有出现重要的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的发表标志着巴尔扎克之后第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的出现。
小说《包法利夫人》的主人公爱玛是外省一个富裕农民的女儿，她的父母希望她能够受到大家闺秀的教育，把她送到修道院里度过青年时代。结果爱玛深受消极浪漫主义文学的不良影响和宗教的熏陶，头脑里充满了无名的感伤，幻想过浪漫主义小说中所描写的恋爱生活。然而，在爱玛的实际生活中，她身边的人每天庸庸碌碌，为衣食奔忙，和那种贵族社会的“风雅”生活相距甚远。由于父亲对她十分疼爱，因此她不用操劳家务，每天无所事事，只是期待着幻想中的爱情的到来。
这时包法利医生出现了。他治愈了爱玛父亲卢欧老爹不小心摔断的腿，并且刚刚丧偶。卢欧对包法利非常欣赏，并把女儿爱玛嫁给了他。但是，包法利是一个平庸无能的人，他智力低下，性格软弱，满足现状，毫无理想，与爱玛理想中的爱情格格不入。
正当爱玛感到梦想破灭的时候，她在沃比萨舞会上遇到了子爵，爱玛为风度翩翩的子爵所倾倒，但这对她来说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为此，爱玛大病一场。包法利为了解除爱玛的烦闷，便迁往荣镇定居。在这里，她认识了年轻的实习生莱昂，并且两个人一见钟情，但是莱昂虽然对爱玛有意，却胆小怕事，不敢向她进攻就到巴黎去了。爱玛又一次回到了百无聊赖的生活中。这时，情场老手罗道尔弗乘虚而入，用花言巧语骗取了爱玛，使爱玛错把他当成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情人，并且要求和他一起私奔。罗道尔弗本来对她就是逢场作戏，后来对她日益冷淡，最后竟然抛弃了她。爱玛的梦想又破灭了。她试图斩断私情，把精力转向对丈夫和孩子的爱，并且希望丈夫在事业上一举成名。然而，包法利却不争气，还几乎断送了一条人命。
爱玛绝望了。爱玛在剧院又遇见了从前的莱昂，莱昂经过巴黎酒店女郎的熏染，已不是当年含情脉脉、羞羞答答的小男孩了。他们开始了幽会生活，虽然爱玛感觉到情妇生活和夫妻生活一样平淡无奇，但她已经过惯了腐化堕落的生活，并且债台高筑，她把包法利的财产和积蓄都送到了高利贷者的腰包，如果不偿还债款，就要扣押财产了。这时，莱昂对爱玛已经失去了兴趣。爱玛向勒和、公证人、莱昂甚至罗道尔弗求助，却没有人肯帮助爱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爱玛选择了服毒自杀。包法利怀着沉痛的心情埋葬了爱玛后不久，也离开了人世。
小说以简洁而细腻的笔触，再现了19世纪中叶法国的外省生活，描绘了鲜明逼真的人物形象，具有巨大的揭露意义，成为法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一部优秀作品。
爱玛与安娜
我们不妨拿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与爱玛做一个简单对比。安娜为爱情抛弃的一切，正是爱玛毕生追求的梦想：尊贵的地位，豪华的生活，奢侈的物质享受与上流社会的迎来客往。事实上，爱玛的理想就是安娜的现实，真正追求理想爱情的安娜·卡列尼娜，这种追求的热情与纯真使她远离了现实，从而进入了一个超凡脱俗的境界。而爱玛则在热情的浪漫中时时透出一股讲求实际的意味，为自己的是否拥有高雅的气派耿耿于怀，这样，爱玛便失去了超凡脱俗的可能性。爱玛最后被债务所逼服毒而死，安娜则是为内心的热情驱使，最后死于火车轮下。因此，爱玛的悲剧是一个现实生活的悲剧，而安娜·卡列尼娜则是一种真正的诗性的献祭。在这个意义上讲，安娜是高尚的，爱玛则是世俗的。
这其实涉及作家对人生的态度与立场。在对待人生、历史和世界的总体态度上，福楼拜要比托尔斯泰清醒得多。托尔斯泰对现实不满，但在总体上对人类还未失望，他在诅咒贵族的同时却在鞋匠的窝棚里发现了人生的光明，正是这束理想之光，燃烧了他的人文主义热情。但福楼拜对人生却没有如此明媚的信念，他灵魂深处精神的失重败坏了他的心境，犹如站在不顺心的位置上，望出去一切都会变得歪歪斜斜的，以致他所看到的往往是事物相反的一面，看到孩童，脑中立刻浮现老人；看到摇篮便想到墓场；面对夫人，不由得联想她的骨骸；看到幸福，则引发悲思；看到悲伤的事情时，则产生事不关己的心情。他让爱玛的浪漫一步步走向绝路，让人一点没有做梦的企图，同时对我们说：人生、世界并不值得热爱，盲目的爱恋结果只是幻灭。正是这一深刻的厌世倾向使作家承认：爱玛——这就是我！
也正是这一怀疑主义的人生姿态使福楼拜扬弃了人文主义的天真与自信，变得冷静而不动声色。在小说中，我们是看不到那种扁平单一的漫画式肖像，而且故事也不以情节巧妙取胜，只是仅仅将精心选择的偶发事端安置在平稳发展的小说的程序中，犹如一道缓慢的生活流，清澈、明净、洗练，没有大起大落的波动，无怪乎写到爱玛的尸首时，照样用一种从容不迫的叙述节奏，仿佛铁石磨成的镜子那么漠然而不动情，也不值得动情，因为作家对人生的丑陋早已厌倦，以致懒得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