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伽丘是一位伟大的人文主义作家。他在被称为“人生百面图”的现实主义小说《十日谈》中，勇敢地向主宰人们精神世界的天主教会发起了一场进攻战，无情地鞭挞了一部分天主教神父虚伪狡黠和阴险可恶的本性，对荒谬诡谲的中世纪禁欲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抨击。诚然，薄伽丘毕竟是一位生活在中世纪末期的意大利文人，他没有从本质上揭露罗马教廷的腐朽。薄伽丘自己也是一个笃信上帝的信徒，与但丁不同的是，他不承认上帝有主宰世界的神威，也不为一个人离开尘世后的命运担忧或操心，因为在他看来，幸福和欢乐就在人间。
薄伽丘在《十日谈》中提出了自己的人文主义思想体系，主张一切以“人”为本，用人性来反对神性，提倡人道与神道抗衡，顽强地表现了新兴资产阶级欲摆脱封建约束和宗教枷锁的世俗愿望。而人性，在作者的笔下突出地表现在世俗爱情上。他赋予爱情以全新的诠释，将它视作一种新的道德，新的人伦。在他看来，纯洁的爱情是男女之间高尚情愫的流露，理应得到大家的祝福，因为这种真实的情感乃人生中的一个积极因素，是幸福的源泉。
正因为如此，《十日谈》自1471年在威尼斯初版之后，在天主教会发动的一次宗教狂热活动中，《十日谈》的不少珍贵版本，连同其他一些文艺作品，作为“邪书”被扔在佛罗伦萨的广场上付之一炬。尽管如此，《十日谈》在15世纪的印行达10版以上，在16世纪又出了77版。从以上的两个数据，我们清楚地看到，这部以新颖的文学形式写成的短篇小说集在当时深受欢迎的盛况。（张世华）
为人类悬置希望的坐标
接受美学的创始人姚斯说过：“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个时代的每一个读者均提供同样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它更多地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过程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文本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
的确，一部作品的魅力会在某个特定的时期凸显出来。现在重读《十日谈》，我们更能深味其中的道理。
公元1348年，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盛行黑死病，病毒蔓延，十室九空。当时欧洲正处于中世纪时期，基督教占绝对统治地位。基督教强调神权至上，彼岸天国，要求人禁欲赎罪，以求来世。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许多人束手无策，等待上帝的拯救。此时，三个有教养的男青年和七个女青年躲避到郊外一座别墅，他们没有怨天尤人，而是用乐观的心态对待这场灾难，等待灾难的过去。他们每天选举一个“国王”，除了唱歌跳舞之外，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消遣。讲到第十天时，这场瘟疫过去了。这便是意大利著名人文主义小说家和诗人乔万尼·薄伽丘的小说集《十日谈》的梗概。
这一百个故事多描写修道院里的偷情、贵族府第的通奸、市民家庭中的“红杏出墙”以及性的启蒙、性的欺诈、爱的机智、爱的圈套等等，反映了当时意大利的社会现实。这一系列妙趣横生的通俗故事揭露、批判了教会的丑恶行径和虚伪，歌颂爱情，呼吁人人平等，肯定了人的价值，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
薄伽丘是欧洲那场大瘟疫的亲历者。在《十日谈》中，不仅对其可怕的情景做了真实的描写，而且也暗示了这场瘟疫所造成的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有些人以为唯有清心寡欲才能逃避这一场瘟疫”，也有些人的想法恰好相反，以为唯有纵情欢乐，豪饮狂歌，“什么都一笑了之，才是对待瘟疫的有效手段。”薄伽丘正是用辛辣而幽默的嘲讽，达到了“一笑了之”的效果。
我们不能想见这场灾难给薄伽丘带来的危难，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用达信、乐观战胜了这场灾难。是的，正如法国启蒙学者伏尔泰所说：“人类最宝贵的财富是希望。”同样面对灾难，我们不能用不幸的眼光只看到当前的困难，如果那样，我们只会沉沦和堕落。重读《十日谈》，你一定不会空手而归的。（杜娜）
乔万尼·薄伽丘是一位杰出的人文主义者和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他与但丁、彼特拉克同属意大利城邦时代的三位伟大的文学大师，而后两位大师的作品更多地属于知识阶层和上流社会，而薄伽丘的文学却倾向于广大的市民阶层和普通人。这与薄伽丘的出身和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
薄伽丘
薄伽丘1313年诞生于佛罗伦萨，也有人说是一个叫切塔尔多的小市镇。他是一个商人的私生子，母亲身份不明，大概是个社会地位低微的女人。薄伽丘从小在商人和市民的圈子中间长大，自幼爱好文艺，喜欢读书。14岁的时候，父亲不顾儿子的志趣带他到那不勒斯学习经商，后来又学习教会法典，薄伽丘却对两者都毫无兴趣，只是白白耗费了12年大好光阴。但是在此期间，薄伽丘有机会同王公贵族和人文主义者接触并且开始研读古代文化典籍。
薄伽丘早期写的第一部比较成熟的作品是长篇小说《菲洛柯洛》（1336年），用托斯卡尼语散文写成，可以说是欧洲文学中第一部长篇小说。还有被称为是“雏形的《十日谈》”的牧歌《亚美托的女神们》（1341年-1342年）、在欧洲文学中第一次出现的“心理小说”——书信体小说《菲亚美达》（1343年-1344年）、长篇叙事诗《菲索拉诺的仙女》（1344年-1346年）、叙事诗《菲洛特拉托》（1336年）和《苔塞依达》（1339年）。这些作品为他写下巨著《十日谈》做好了准备。
1339年，薄伽丘的父亲遭到了经济上的打击，薄伽丘结束了衣食无忧的悠闲生活，并于1340年末回到佛罗伦萨。在这个城市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他坚定地站在共和政权一边，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他参加了行会，曾在佛罗伦萨共和政体中担任掌管财政的职务，并七次代表共和政权出使其他城邦。1350年，他和杰出的人文主义作家彼特拉克开始交往，两人从此结下生死不渝的友谊。
在写了杰作《十日谈》之后，薄伽丘的思想产生了动摇。大约在1356年写了短篇小说《不祥之鸦》，诅咒了爱情的罪恶，和前期的思想唱起了反调，并表示今后要埋头研究学问。这是他的最后一部文艺作品。从此，薄伽丘转向了学术研究工作。他晚年潜心钻研古典文学，同时在佛罗伦萨为公众讲解但丁的《神曲》，而且写了《但丁传》。他还提出了“诗学即神学”的观点，阐述了诗歌应当模仿自然，反映生活，强调文学的启迪和教育作用，并要求诗人从古希腊、罗马文化中汲取营养，讲求虚构和想象。他的这些文艺理论为文艺复兴时期诗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374年，薄伽丘的好友彼特拉克病逝，这给薄伽丘精神上以沉重的打击。1375年12月21日，薄伽丘在贫困和孤独中离开人间。
与薄伽丘同属于意大利文艺复兴先驱的还有一位文学大师——彼特拉克。他的著名抒情诗集《歌集》是一曲人间幸福的赞歌，表现了人文主义者以个人幸福为中心的爱情观。这部由336首十四行体抒情诗组成的诗体日记，记载了诗人对恋人劳拉忠贞不渝的爱情，歌咏了美丽的自然风光，抒发了渴望祖国统一的理想，并且创造了独特的抒情风格，在艺术上有很高造诣，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是一部在西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独一无二的故事集。一群香客汇集在伦敦泰晤士河南岸的一家小旅店里，他们准备去坎特伯雷城朝拜殉教圣人托马斯·阿·贝克特的圣祠。他们和旅店的主人约定好，在去坎特伯雷来回的路上，每个人讲两个故事，讲得最好的人可以免费吃一顿好饭。于是代表英国社会各个阶层的31位香客开始讲述故事。这些故事真实广阔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寓教于乐，体现出乔叟的人生准则和艺术风格，为英国文学开创了现实主义文学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