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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梦的解析(2)

弗洛伊德的精神遗产

假如弗洛伊德再版他的心理疗法巨著《释梦》(《梦的解析》),其新版书名很可能是《性、谎言和录像带》。三个主题中的每一个都包含了弗洛伊德的一个释梦方式。虽然弗洛伊德有时让人难以理解,但他论梦的著作却是我们现在通往梦中语言的必由之路。甚至那些已经背离了这条道路另辟蹊径的人,对他的著作也都肃然起敬。

性。要理解弗洛伊德,就得首先理解他认为我们如何成为一个整体。他的最佳命题就是我们人人都是一个由三部分组成的统一体。这三部分就是本我、自我和超我,在我们内心首先表现出来的是本我,这是我们天生的性格,随着时间的推移,自我和超我才发展起来。

这个本我一心想满足你最基本的欲望,不带任何犹豫或羞愧,这种追求受享乐原则的制约。换言之,本我说:“眼下让我感到更舒适的,就是我最想要的。”观察一个小孩的行动就能证实这一理论。小孩子有吃的,待在妈妈身边,有个舒适的环境就会乖乖的,这就是小孩子所受的驱动。人从一天天长大到会解决问题这一现实是由这种追求享乐的原则来解释的。

就性的发展变化而论,是本我在起作用。因为性是人类的最强烈的乐趣之一,所以弗洛伊德提出的理论是,在大多数特定的环境中,性都是人类最重要的驱动力。弗洛伊德并没有把性局限于生殖器的体验,而是把一切产生乐趣的事物都囊括进一个包罗万象的性欲观。衡量一切体验和感情相互作用的基础,是看其能否推动我们靠近或远离满足我们的享乐需求。

举例来说,一个男人结婚之后获得了做菜和使用吸尘器的诀窍,这就是本我行为如何影响自我的弗洛伊德式说明。要得到乐趣,这个男人就想讨妻子的欢心,让妻子欢心就包括做家务,他做家务越多,得到的乐趣也就越多。天长日久甚至做家务本身也变成一种乐趣,什么时候做家务,什么时候就产生乐趣。

因为我们不能变成仅仅由性驱动的人,所以弗洛伊德的理论说,还得有别的东西同我们一起成长,以制约或抑制本我。(有人教给男人这一法则吗?)这就是他自称为自我的那部分性格。性格的这一面规范本我,办法是识别什么是恰当的相互作用,什么是不恰当的相互作用,所谓相互作用,不是指同别人发生的人际间的精神活动,就是指你自己头脑中发生的内心精神活动。自我的任务就是接受本我对它的教导,并对本我所言进行规范,使其发挥最大的效益。

然而,自我需要帮助来约束狂野的本我,于是就有了超我来帮助它。这个超我就是我们的自我约束和社会礼仪意识赖以形成的基础,自我约束和社会礼仪既包括了文雅的事情也包括了犯忌的事情,有悖文雅的事只有在教养人群中做不得。

本我和超我经常处于冲突之中,自我就成了和事佬。当本我说:“一切都要,多多益善”时,超我说:“谨慎为佳,克制方显英雄本色。”自我对这一冲突的调停就成了意识自我,本我和超我就形成了潜意识的两极,自我就介于它们之间,所以具有强烈自我的人往往被看作是“恪守中庸之道”的人。

谎言。弗洛伊德总是说自我和超我是最缺乏坦诚的,本我最坦诚,却被它们压抑了。压抑本我的技术是对本我实行双向攻击。首先声明本我一无是处。超我常常打定主意大声说“不”!第二个攻击较微妙些,自我说本我也许并不全错,它之所以错是由于一些未知因素,如果我们改变或排除了这些未知因素,本我就会变得正确。

弗洛伊德似乎把性格堪称一场权力大争斗,在争斗过程中卑鄙的伎俩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性格的一方需要用来抵消另外两方的一切都是正确的。说到底爱情和战争是不择手段的。性也如此。这些就变成了我们的神经官能症。

最健康的人们能使本我、自我和超我完美地结合,为的是让三者中任何一方都能和其他两方和睦相处,有福同享。最不健康的人们就不能使三者带着和谐的意识结合起来,所以本我、自我和超我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能与其他两方和睦相处或共享乐趣。这就是“谎言”变得重要的根源。性格中最需要补偿的一面,往往试图在睡梦状态中操纵其他两个方面,在潜意识中实现在清醒状态无法实现的目的。这样一来,梦的含义对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就是至关重要的了。

录像带。弗洛伊德总爱在某种程度上把大脑比作一块海绵。他认为最早的童年经历都被记录下来,保存在记忆中,为的是解释日后生活中的事件。在弗洛伊德看来,一个梦就是经过改编的童年的一幕,使之演化为成年的体验。

如果童年是个理想的乌托邦,这就不会有问题。极少数梦才会使人心神不安,而大多数的梦都会有愉快的结局。然而,“录像带”把一切都记录在上面。包括我们儿童时代的一些最怪诞的欲望和焦虑。这些怪诞的欲望和焦虑就包括了弗洛伊德最著名的恋母情结和恋父情结学说(即对父母中异性一方的浪漫眷恋)、阉割焦虑、肛欲期、口唇期和许多其他前青春期的伤痛,这些伤痛造成了人们的该为与欲为之间的冲突。

且听弗洛伊德自己是怎么说的:“做梦就是向做梦者初始状态回归的典型,是童年的复苏,也是制约童年的本能冲突的复苏的典型,还是可以利用的表达方式的复苏的典型……梦保存的思维遗迹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所及。”弗洛伊德把梦看作对我们人生初始状态的回忆,也是要实现我们的欲望和愿望的最真实的自我。这样一来,在你思考弗洛伊德的主要释梦原理时就不会感到奇怪了。(戴维·C·洛夫)

1856年5月6日,弗洛伊德出生在摩拉维亚州弗赖堡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母都是犹太人。他起初的名字是西吉斯蒙德,再加上一个犹太字所罗门,但是17岁那年,改为西各蒙德。弗洛伊德3岁时全家迁居维也纳。父亲雅各布·弗洛伊德的前妻生的两个孩子比西格蒙德大20岁左右,他们没有去维也纳,而是移居到英国的曼彻斯特。西格蒙德是他父亲与后妻生的长子,下面还有2个弟弟和5个妹妹。弗洛伊德的早年生活是在极度贫困中度过的。但是,贫困并没有使弗洛伊德放弃对知识的渴望。在10岁以前,弗洛伊德是在家里接受教育的。弗洛伊德从学会读书的时候起,就对学习历史和文学很感兴趣。对历史的崇高精神的深刻了解,使他从小就能比他的同辈更敏锐地揭示事物的症结所在。在弗洛伊德的家庭生活中,弗洛佛德的这种异乎寻常的眼光,使他的父母都不得不由衷地感到欣慰。弗洛伊德家庭里经常召开“家庭会议”。在这些会上,弗洛伊德往往发表令人信服的意见,以致连他的父母也不得不放弃自己原来的意见,而采纳弗洛伊德的意见。

弗洛伊德(1856~1939)当弗洛伊德9岁的时候,由于具备了过人的智力,加上平时的努力自修,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中学入学考试,比标准的中学入学年龄提早了一年。弗洛伊德在中学时期非常勤奋地学习。他总有强烈的求知欲,总在孜孜不倦地看书。他不仅认真地学好所有的功课,而且喜欢看课外读物。他从来不感到读书是负担。看书和思索成了他的生活中的大部分内容。他也经常同自己的同学讨论问题,探讨书中的真理。有时还为此发生激烈的争吵。他所钻研的读物包括历史、文学、地理、数学、物理、外国语言等各门学科。

弗洛伊德具有学习语言的天分,他精通拉丁文和希腊文,熟练地掌握法文和英文,他还自学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对于他的祖宗的语言希伯来文,他当然也很熟悉。他特别喜欢英语。有一次,他对厄纳士特·钟斯说,在整整10年的时间内他所读的唯一的书就是英文书。可以看出,弗洛伊德少年时良好的教育为他以后创造伟大的理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青年时代,弗洛伊德对一般的哲学和人道主义问题就很感兴趣,但是,他觉得必须有一种严格的科学训练来约束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因此,在一个犹太慈善机构的资助下,他得以进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学习。

26岁那年,弗洛伊德爱上了他妹妹的朋友玛尔塔·贝尔纳斯。贝尔纳斯比弗洛伊德小5岁,出身于汉堡一个颇有名望的犹太家庭,那时正住在维也纳。弗洛伊德很快认识到自己必须干一种比较实际的工作,而不是那种纯粹的研究,于是就进了维也纳医院,当了一名住院实习医生。他三年里在医院的各个部门都工作过,因此在医学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训练,但是他的兴趣则在精神病学方面。在院实习期间,他发表过一些有关古柯碱的综合性研究成果,引起了医学界对这种药物的注意。弗洛伊德发现古柯碱具有麻醉的特性,他向他的一些当眼科医生的朋友建议,在治疗眼疾时不妨可以用用。有一位名叫柯勒的医生发表了这一成果,因而被誉为局部麻醉的创始人。

离开医院后,弗洛伊德以神经病学家的身份私人开业行医,不久又走进结婚的殿堂。他的婚姻十分美满,共有6个孩子,三儿三女,最小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后来也成了一位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还作为神经病学家在一家儿童诊所工作过几年,并出版了两大卷论述各种小儿麻痹症的权威性著作。这样,他成了欧洲重要的神经病学家之一,他在这个领域中多年的工作对他后来心理学理论的形成,具有重大的影响。弗洛伊德博学多才,有着很高的文化素养和十分丰富的知识,他喜欢用它们使自己的论证更加鲜明有力。他精通古典文学,对本国和别国的文学名著涉猎甚广。他对希腊神话极为熟悉,不但经常随口应用,在他的著作中也经常引用。他有非凡的文学才能,因而被公认为德语的散文大师。在家里有几个房间摆满了他收集的文物古器,特别是那些希腊、埃及的古董。这是他唯一的嗜好,他从中得到了莫大的快乐。他对考古发掘工作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在艺术方面他最为欣赏的是诗歌与雕塑,对绘画与建筑也有兴趣,但对音乐的爱好相对小些。他经常要到意大利去消磨时间,潜心研究那里的艺术杰作。凡这类旅行,同去的不是他的弟弟就是他的朋友,因为他的妻子不喜欢旅行,宁愿和孩子们一起守在家里。弗洛伊德在外出旅游之前,总是先携全家去某个宁静的山林胜地度上一个半月的假期,那是他的生活中最最幸福美满的时光。弗洛伊德非常喜欢孩子,总爱和他们待在一起。弗洛伊德个性中还有一个相当突出的特点,就是极富幽默感,而且始终十分犀利,有时还不缺乏讽刺挖苦之意。碰到了恶意的批评,他就不无诙谐地议论上几句,要是换上别人,很可能会愤愤不平,为之动怒。

1913年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出版发行,这本书的重要性仅次于《梦的解析》。通过对乱伦恐惧、情感矛盾等许多特征的研究,弗洛伊德发现这些都是儿童和野蛮人的原始心理所共同具有的特征。他强调了原始人弑亲行为的重大意义,并认为文明、道德和宗教就起源于对弑亲行为的追悔和其他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