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说，“他在这里，一方面积极地抹杀并抗拒普罗列塔利亚的意识争斗，他方面，消极地、固执地构成有产者社会之一部分的上部构造的现状维持，为希鲁乔亚汜当了一条忠实的看家狗！”冯乃超也同样地称鲁迅为“武勇的骑士”，“‘恭维’与‘害怕’的强迫性病人”，“中国的救世主”，说他“一出朦胧的腔调”是“泰山鸣动，死鼠一只”，回顾他全部的创作的历史，也无非是“人道主义者的裸体照相”而已！彭康所做的那一套，那纯粹是谩骂文字的游戏，为人齿冷。那是真正的咬文嚼字！他攻击鲁迅盲目无知，所以对人家的批判，不能做堂堂正正的理论斗争，只好咬文嚼字，胡闹乱骂！这结局对鲁迅是必然的。他说：“呐喊”也不过是咬文嚼字，毫无实践意义，所以坐在“华盖”之下，也感觉着“热风”，发起热来，于是愈加朦胧，便不好不“彷徨”。“彷徨”，便批判自己，批判的结果，决意将人道主义式的抗争除掉，，还是不如讲“趣味”的好，但要“讲趣味”只好坐在“黑房子里”，续抄他的《小说旧闻抄》。于是“醉眼也就成为瞎眼了，倘非走动不可”，“碰壁”是当然的事。然而这种必然的悲惨结果，恐怕“除掉”不了，而是他自家不情愿“将自己从没落中救出”，我们自然也无可如何，更只好满不在乎了。文章最后指出：然而他的“除掉”必须“除掉”！
成仿吾以石厚生为笔名的文章，同样对鲁迅实行了人身攻击。他把鲁迅称为“堂·吉诃德——堂·鲁迅”，是英勇的骑士，他骂鲁迅“辞锋诚然刁滑得很，因为这是他们师爷派的最后的武器”。“中国的堂。吉诃德…‘害了神经错乱与夸大妄想诸症”，“自己趺坐在虚构的神殿上”“做神做鬼”，“近来每天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毁誉”。说鲁迅是“只每日坐在神殿上享受人间烟火的小菩萨”，还谩骂先生“冷酷的面孔更加冷酷”。“对于我们小神，时间好比是破旧的钟表永远停止摆动似的”。
“人道主义者不论在什么阶级支配下，都是很得意的，因为它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支配阶级走狗！”“人道主义者的假哭佯啼，直是拙劣的丑角，可以招人冷笑”。他要求鲁迅这个“人道主义者”能够“对眼前的现象加以正确的分析而停止‘卑污的说教”’。成仿吾对鲁迅先生大不敬，一通谩骂训诫之后，他说：
“回到这《醉眼中的朦胧》，我们的英雄的骑士纵然唱得很起劲，但是它究竟暴露了些什么呢？暴露了自己的朦胧与无知，暴露了知识阶级的厚颜，暴露了人道主义的丑恶罢。”
创造社那时与太阳搞联席会议，配合战斗。这肘，钱杏邮也用最尖刻的语言对鲁迅做人身攻击，他写了《批评与抄书》攻击鲁迅对于革命文学家的观察是“和绍兴师爷卑劣侦探一样”，藏着“阴险刻毒的心”，“手腕比贪污豪绅还要卑劣”。他还写了《死去了的鲁迅》，说“阿O时代固然死亡了”，“鲁迅他自己也已走到了尽头”。钱杏邮说：“鲁迅没有政治思想”，“在他的著作里有的只是无聊的思想，刻毒的谩骂”。同时，攻击鲁迅“想借自己所谓的指挥刀，泄他的私愤。这完全是绍兴师爷借刀杀人有手术”。
他们都称自己是“给鲁迅先生最后以一个致命的打击”，称鲁迅为“反动的煽动家”，“自鸣得意的智识阶级”。一连串的文章并不涉及多少实质性的理论问题，并非像历史教科书上所说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论战。
这一段时间内，创造社与太阳社，出版了一连串的小刊物，配合论战。《战线》、《戈壁》、《文化战线》、《我们》、《洪荒》、《澎湃》，可这些刊物同声共气，与《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没有什么两样。像叶灵风在《戈壁》上就画了一幅漫画，附有一则说明：“鲁迅先生，阴阳脸的老人……”。
郁达夫在报刊上看到那么多的报章攻击鲁迅先生，心里极为不舒服。凭着他敏锐的观察和他对先生的了解，他知道那些“革命”的朋友们也太过分了。他知道先生的毅力与勇气，能够挺得住。但作为一个老朋友，他总有点担心，他担心先生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他常常去大先生身边，他坚决站在大先生一边。
啊，先生的学识、勇气与胸怀都令达夫感动与崇拜。
先生精神挺好，依然是那样幽默，轻松。郁达夫倒有点愤愤不平，他抱怨成仿吾他们搞得太过火，也怨恨创造社几个小伙计太欺人了，鲁迅先生在这个时候为郁达夫先生站在他的一边而高兴，不过，他对创造社那个团体群起而攻之，称他为“中国的堂·吉诃德”，并不恼怒。 。
那一天，他们就在先生的家里喝酒，酒逢知己干杯少！他们都微微有了几分醉意，先生笑了笑，对达夫说：
“他们都把我描绘成中目的堂·吉诃德，其实这西班牙的传记人物可爱可敬呢！你读过屠格涅夫的《哈姆莱特与堂·吉诃德》吗？堂·吉诃德倒是位大胆无畏、勇猛自由、信仰真理的英雄！他还为真理而做出牺牲，那种仅仅把堂·吉诃德当作悲剧人物的做法是皮相的见解呢！堂.
吉诃德是一位真正的模范，他无知无识，但他对政治与行政有明确的见解。堂·吉诃德的爱很纯洁，他的意志是钢铁般的意志。”
郁达夫为先生的渊博所感动，是啊，堂·吉诃德有什么不好呢？他赞成先生的看法，但对这种论争有几分厌倦，他最反感的是创造社的那些人与梁实秋共同对他们的人身攻击，并因此起了敌意。
先生笑了笑，说：
“对创造社、梁实秋那些人，我与他们并没有什么仇，但因为他们是代表恶势力的缘故，所以我就做了堂·吉诃德，而他们却做了活的风车！”
他们有感于阵地太少，只有《语丝》、《北新》等，他们早就想联合办．刊，经过协商，他们确定自己的新刊物为《奔流》，彼此准备稿子，郁达夫的四月够忙了，一方面他要翻译辛克莱尔的《拜金艺术》，以回击梁实秋，在《北新》每期连载，还要编校自己的全集第五卷《敝帚集》，取敝帚自珍之意。他们为了《奔流》问世有一个好的开头，决定在六月创刊，郁达夫为了配合鲁迅对创造社的反击，决心同时翻译屠格涅夫的演讲论文《哈姆莱特与堂·吉诃德》，他觉得这篇论文极有分量，有针对性，可以给鲁迅先生极为有力的支持。
鲁迅先生充分展示了他的论辩才能，他的阵地主要是《语丝》，那正是他自己编排的。在战略上，他根本没有把创造社、太阳社一批“革命文艺家”放在眼里，可在实际的论战中，他是十分慎重的。在《语丝》十六期，他发表了《文艺与革命》的通信。他人木三分，认为革命文学家的重要问题，正是“在于不敢正视社会现实中的黑暗”。现在所号称革命文学家者，是斗争和所谓超时代。超时代其实就是逃避。倘自己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又要挂革命的招牌，便自觉或不自觉地要走入那一条路。他还顺便对于三月创刊于上海的《新月》的攻击予以反击，徐志摩在《新月》上攻击“革命的文学偏激”，是他们的态度不容的。鲁迅认为斗争是对的。
先生在《语丝》第十七、十八期上发表了一组文章，《扁》、《路》、《头》、《通讯》、《太平歌诀》、《铲共大观》，那一组文章是他在一天内写就的，对空头的“革命文学”予以反击，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战斗力。
在《语丝》第十九期上，为了进一步反击，他发表了论战檄文《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这是一篇幽默、说理、妙趣横生的论文，对创造社派的弱水、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的东拉西扯给予嘲讽与反击。他从弱水的攻击文章出发，指摘论敌的矛盾与笑话，并且发挥得淋漓尽致，也对他们的“革命文学”理论予以庄严的批评。
论战告了一个段落，创造社也许这一次是回光返照。其实，此时的创造社独木难支，矛盾重重。郭沫若二月出走日本东京乡下；张资平正在筹办他的乐群书店，他对创造社的批评更是耿耿于怀；王独清呢？正在闹分裂，受到后期创造社的集体抵制；郁达夫已于前一年的八月退出他曾经为之献身的创造社；五月间，成仿吾也因风声过紧，也厌倦了这种生活，带上部分经费，转道东京，前往西欧；也就是这一个五月，他的侄儿成绍宗拐了另一笔款子和另一个“革命的女子”——就是郭沫若《瓶》中的女主角，到外面开了间“革命的咖啡店”。郭沫若、郁达夫他们苦心经营了六、七年的创造社，产生了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真正的严重危机……
§§§第四章 从《奔流》到《大众文艺》
一九二八年的五至六月间，对于郁达夫一生来说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生活安定，创作颇丰，与妻子相亲相爱，与鲁迅先生文章醇酒相交相知。天下何为最乐？在郁达夫看来，不过是：文章传世传名，美人陪伴我身，朋友相亲相爱，醇酒如醉如痴。虽然为创造社和梁实秋笑骂，郁达夫的心理却相当平衡，笑骂管它笑骂，我自不予理睬，你奈我何？郁达夫从创造社的朋友处知道，之所以那边对他与鲁迅的攻击那么厉害，的确是受了王独清的挑唆。鲁迅先生与郁达夫自然心地光明，无所畏惧。王独清不是喜欢搞小山头和小宗派么？郁达夫不合与王独清关系搞僵，一怒退出创造社，鲁迅不合在广州大屠杀中没有与他们创造社共同进退，独往独来。先生来到上海之后，与郁达夫又是相见恨晚，互为莫逆之交。这种纯属巧合的进退，确实使创造社的核心产生了不快，创造社的宗派山头也确实厉害了一点，回天乏力。
上海滩，现在文人麇集，那大多是有一点兼职，或教授、或编辑、或委员、或小职员，或者说背后有一点背景，有一个后盾。像郁达夫、鲁迅这样依靠几个稿费，抽取一些版税而生活的实在不多，可以说是开现代文化之先河。中国的新文化发育实在不算快，这版税、稿费的确太少了，能够单单依靠稿费生活的也独此两家——实在有些艰难。郁达夫与鲁迅在生活上现在实在是绝对地相似：鲁迅先生在北京有一个旧式的家，名义上的妻子与他的老母亲，那是他孝顺的心理必须承认的，他在上海有了一个新的家庭，他与许广平从秘密走向公开，如今许广平早已有了五六个月的身孕；郁达夫呢？在富阳有一个家，年老的母亲、分居的妻子、缺乏父爱的儿女，在上海组建了一个新的家庭，到如今也已经是三四个月的身孕。他们仿佛是命运与共，彼此甚是相投。与他们一起往来的还有作家林语堂、北新老板李小峰、周建人、杨骚、白薇、许钦文……还有因参加暴动失败出走上海的柔石等。他们与文学研究会的作家都有交情。郁达夫还得时常招待日本友人，他是内山书店的常客，内山老板常常把一些日本文艺界的朋友介绍给他们。有了几个稿费，就是请客，买书，对付生活……
郁达夫最喜欢交往的朋友之一是妻子的祖父王二南先生。他觉得先生有趣，年已古稀的老先生，那完全是一部百科全书！自他们一起住在民厚南里以来，编写之余，郁达夫更是与他做诗对酒论英雄，谈古说今，纵论平生。王二南先生生于咸丰中，长在缙绅之家，杭州两度落入洪杨之手等故事知道得不少。那时他们家游宦在外哩。少年得意，十六岁人泮，十九岁补廪。可“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自廿一岁开始，一生功名潦倒。从廿八岁开始，先生曾入幕宁波、萧山、绍兴、诸暨、东阳、义乌、嘉善、秀水、宁海、归安，或为吏，或为教，道、咸、同、光间的典故，有什么不知道的？郁达夫对他是敬佩有加，春秋之夜，对酒当歌。王二南先生爱孙女如掌上明珠，对郁达夫也是青眼有加了！当达夫请教长寿之道时，他只浅浅一笑：
“少怒！万事逆来顺受。退一步想，不与人争，寿自然长了。”
郁达夫知道，那是老先生为吏多年的处世之道，也是经验之谈吧。
王二南先生有那么多的技能，使郁达夫惊叹不已，自愧弗如。写法书、刻金石、仿谜语、唱道情、自己缝衣补袜、制印泥、种花木、为孩子缝制玩具。什么都能干，平生最为节俭。可这老人的做法又是多方面的，另一方面他又出奇地要好，衣服整洁，不喜蓄须长发，头十日一剃，须每日必刮，虽为七十五岁高龄，可署名“不须老人”。上哈同的群治大学授课，安步当车，他的书房老是整整齐齐，书笔纸砚，错落有致。对于居室，更是有高大的要求，喜欢宽敞的房屋。他嫌憎民厚南里的居室太隘狭陈旧，不辞辛苦到外面去看房子。在赫德路上，他看定了单幢的两幢房子，那里有一个小弄堂叫“嘉禾里”。嘉禾里内分并列着两条更小的弄堂，前弄是一所东洋房子，没有天井，为一四七六号，后弄是有天井的石库门．门牌是一四四二号。老先生喜欢那宽敞的石库门，而把那租金便宜些的前弄让给他的孙女和孙女婿。
郁达夫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它不在闹市的中心，而是与闹市与郊野的结合部相连接的地方。嘉禾里正好在静安寺公园附近，可看到静安寺公墓，对面是一个电车车场。这嘉禾里附近的居民大都是电车司机、售票员，那正是当局不太注意的一角，上海滩上注重外包装，在这里，这样的年代里是比较安全的。郁达夫自然非常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