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东书局在上海并不是什么出名的书局，它在上海不过是个三流的印书场所。在上海它的牌子没有商务印书馆牌子硬，没有它的底子厚。在河南路的商务印书馆和发行所，无论从人员、场所都蔚为大观，拔头一筹。大名鼎鼎的茅盾便是这编译所中的一员。便是中华书局、光华书局、现代书局、亚东书局也差强人意，也强似泰东书局。泰东书局的老板是赵南公，可这书局又不是他创办的，创办人是政学系的骨干分子。政学系骨干先生们大多做官去了，进入了北洋政府，于是赵南公由经理成了老板。
在一九二。年，泰东书局还是一个小庙，穷得叮当响，只有一块牌子，根本没有出过像样的书，也没有一本属下的杂志。一九二一年的上海，云集着中国新旧文学的一批精英。章太炎、梁启超等一批新旧交替的老辈文人，还有一批初出文坛的弄潮者。上海在这一年的杂志如雨后春笋：有陈独秀主编由北京南下的《新青年》、沈雁冰主编的《小说月报》、郑振铎主编的《文学周报》、宗白华等人主编的《时事新报·学灯》，还有其他的报刊杂志《民国日报·觉悟》、《星期评论》、《建设》、《学生杂志》：《东方杂志》、《解放与改造》、《少年中国》，其中没有一种是泰东的。
赵南公眼看自己的书店很落后，也很着急。自从《新青年》中胡适、陈独秀、北大校长蔡元培诸人提倡写白话以来，全国与新文学有关的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一样出了数百家。而泰东书局却苦于没有人手，至今没有一种像样的东西，赵南公害怕自己的书店不能站住脚跟，他决心改革，可一下子拿不出一个完整的方案。李凤亭、李石岑又另就去了，他们眼看亚东书局搞评点《水浒传》、《红楼梦》发了财，也搞了本评点《西厢记》，可也还是吃不开。现在两个人才送上门来，其中居然有大名鼎鼎的诗人郭沫若，这使他心中升起了一缕阳光，作为商人与书商，他懂得人才的真正价值。他留下了他们，留下了这两个不懂自身价值的学子。
过了三个礼拜，赵南公还是按兵不动。既没有向他们下聘书，也没有向他们正式支付过薪水。但他狡猾得要使这两个受骗的人感恩。他们可以任意地支取部分薪水，他要使他们欲行不甘，欲飞不能，上天无路，人地无门。郭沫若毫无办法，在这上海滩上他们一无熟人，二无朋友，三无亲戚，返回日本无颜。他曾经写信给东京与京都的朋友，不干出点名堂来，不回日本！他们自断了归路。而成仿吾，也是哭笑不得，聘书无望，这讨厌的日本是坚决不回去了！上海有他的老朋友，可他已经向人夸口，声称已经谋到职务，无颜求告。好在他们都是达观的人，郭沫若更是不愿忧郁，他们差不多游历了整个大上海，了解了整个上海的行情，十里洋场的真面目。他们也到过外滩，看到过那一块“狗与华人不得入内”的牌子，他们气得骂娘。他们背后也诅咒赵南公，但是对他还抱着奢望。
有一天，郭沫若在泰东书局编译所里突然收到发自上海的一封信。
沫若与仿吾去杭州游西湖，在《学灯》上发表了几首诗，一些认识与不认识的朋友都已知道郭沫若从日本归国来到上海。拆开一看竟是大名鼎鼎的的西谛——郑振铎的来信，信中先是寒暄几句后便是开门见山地约他在礼拜天到半淞园会面。郑振铎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刚刚由北京来上海不久。
郭沫若将此信给成仿吾看。成仿吾一拍脑袋，对他说郑振铎在发起文学研究会时，也写了一封信到东京田寿昌处，约请田寿昌与郭沫若加入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初，对文学上已有成就的国人一律提出加入邀请。可这么一封重要的信件，田寿昌——田汉不知为什么既没有写信回复，也没有转告郭沫若。成仿吾说，自己也是返国之前才从寿昌处看到书信，为此自己还说过他的不是，此事理应是要通知沫若的。郭沫若只有苦笑了，也许田寿昌是别有用意吧，沫若只有这样想，他自己可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呢！
半淞园究竟在哪里？在上海的南郊，郭沫若可不知道。赵南公让他的儿子送郭沫若到西门，再由西门改换中国电车坐到半淞园的园门口。那本是二十年代上海的一个重要游乐休憩场所。在半淞园的门口，郭沫若一下电车，就看到正在编辑《时事新报·青光》的柯一岑。柯一岑曾与李石岑一起到马霍路的泰东书局见过郭沫若。而在他的旁边，正站着大名鼎鼎的西谛郑振铎与茅盾沈雁冰，他们彼此寒暄了一番，十分殷勤客套了一番。
他们不曾会面可是彼此神交已久！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巨子，《小说月报》的主编沈雁冰，时刻掌握着中国文坛的动态，他早已从《少年中国》、《时事新报·学灯》上看到郭沫若的诗歌，他阅读过郭沫若的《匪徒颂》，读过他的《凤凰涅檗》、《天狗》、《炉中煤》、《晨安》，最近他又从《民铎》和《学艺》中读到过他的《女神之再生》和诗剧《湘累》，他几乎读完了郭沫若全部已经问世的诗歌，他感叹诗人的作品前薄古人、气势万千。
在沈雁冰的心中有着最为深刻的形象，他曾经对郑振铎说过：“新文学以来，沫若的新诗当推为中国第一人！在沫若的诗歌边，胡适之、刘半农、康白情、周作人的诗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因之在文学研究会发起之初，便有西谛郑振铎写给郭沫若的邀请信。他感叹于诗人的诗与诗剧是神思飙举，游心物外，精彩绝艳，雄放豪奇或幽闲淡远。他感叹诗人有他独特形象思维的方式，反映了社会现实与自己的观点立场，反映了作者对理想社会的浪漫蒂克的描绘与期望。他早就想见见这个传说中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留学东邻的大学生，一见为快！现在站在他面前的原来就是这样一个青年，真是文如其人！那个高唱“为自由而战哟！
为人道而战哟！至高的理想只有农劳！最终的理想总在吾曹！”的诗人就是面前这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么？那个喊着“火便是你！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火便是火！”的青年就是他么？
不错，是他！穿着笔挺的西装，气宇轩昂，不是他又会是谁呢？神采飞扬的他有大将风度，自信而且坚毅！与身穿鸡血红华丝葛马褂、爱国布长衫的郑振铎，青布马褂、竹布长衫半低着头的沈雁冰相比，真是太触目了！可长袍马褂是中国的国粹，每一个体面的中国人一无例外地就像外国人崇尚穿西装！只有柯一岑穿着件学生装。
郭沫若也很高兴。因为他见面的可不是文坛上的无名小卒，而是文坛上的旗手和斗士。这些勇士不仅奋斗，而且已经有了自己的滩头阵地。组成中国新文坛上的第一个堡垒——文学研究会。对于郑振铎、沈雁冰、柯一岑他们，他早就有想见的意思，郭沫若眼见有些像希腊人的郑振铎，有些像朝鲜人的柯一岑，还有面貌平常，身材矮小的沈雁冰，他们紧紧握手，一同进人了半淞园。
郑振铎是今天的主人，郭沫若是今天主要被邀请的客人，沈雁冰、柯一岑是高级的陪客。他们一见面，仿佛是天生的熟客，不再拘泥，在半淞园内边谈边走，触景生情，天南海北。谈日本的风情，北京的传说，上海的掌故，也谈谈相互熟悉的朋友，中国舞台上的名角，他们也谈鲁迅先生。他们之间轻松自如，心神交会。有时他们在道旁的长椅上坐坐，看着荷池里轻柔的荷叶，由郑振铎做东，他们在园内靠近荷池的一间餐厅里用了午餐，还饮茶。由沈雁冰和柯一岑在茶室里闲聊，郑振铎邀请郭沫若在荷花池边谈话。
半淞园里的游客并不多，可由于大上海的游憩之所太少，园中间或看到一批批的士女，也可以看到几位外国的游客，不时走过他们的身边。
在荷花池边的栏杆上，望着往年的败荷与新出的新荷，郑振铎很愉快地谈到沫若的新诗：
“沫若，我读了你不少新诗，沈雁冰兄屡屡向我提起你，认为像你这样的诗才是新诗！我们都很佩服你！”
郭沫若耸耸肩膀，也回答了他已久的神交。
“我们不久要在《时事新报》上出一种副刊《文学旬刊》，”郑振铎对郭沫若说，“希望我们能够合作。”
“我已经看见过你们登的广告，”郭沫若相当高兴他自己受到邀请，他十分豪爽地说，“我自然是要尽力地帮助你！”
“你索性加入我们的组织不好吗？我们的文学研究会？”
“没有什么不好。只是我昨天才从成仿吾那里听说你们最初发起文学研究会时写信给我，并邀请我与田寿昌一同加入你们发起之列。”
“是的，有那么一封信，那时候我们都没有得到你们的回音。”
“那信我没有看见，寿昌也没有把信给我。他没有答复你们，也许是他没有合作的意思。现在我又来加入，觉得对不住老朋友，看来我也只好在会外帮助你们了！”
“好的，总之请你帮助好了！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他们步回餐厅，沈雁冰、柯一岑依旧在那里悠闲地谈论。他们又在园里游玩了些时刻，然后走出半淞园园外到田野中逍遥了一段时间，一边走，一边侃大山，一直到田野中徘徊到黄昏时分。柯一岑、沈雁冰忙着要到报馆去，他们一直坐车到了西门，握手告别。而郑振铎是个老上海，怕郭沫若走错路径，一直陪着沫若到大马路与浙江路的大十字路口才下了车，对他说：
“你乘着卫一路电车往西道走，走不远那里就是新世界，新世界面前是跑马厅，在跑马厅门口的电车站下车，便是马霍路口了！”
郭沫若在先施公司门前下了车，那是上海最热闹的去处。他们结下了终生的友谊。
有一天，成仿吾心血来潮，忽然对郭沫若说：
“沫若，看来书局没有容纳我们的位置，我打算回长沙去。”
“哦，”郭沫若吃了一惊，“你回长沙去看望父母、老兄？”
“不！我要到长沙去谋一个职业！”成仿吾说：“长沙有一座兵工厂，厂长是我们东京帝大造兵科的同学，在那里应该是有事可做的。”
他们跑到马路边的酒店里大醉一场，深感到在中国谋事之难，寄人篱下之苦。成仿吾问沫若想不想回四川，沫若一口回绝。现在他是个报国无门，投家不甘的孤独者了！
一个梅雨凄凄的早晨，郭沫若送走了他这位终生不渝的朋友。从上海港上溯长江的轮船，把仿吾载走了，含着热泪，与他分了手！郭沫若觉得自己成了一个真正的流浪汉，成了高尔基笔下的人物，他不是流浪在荒芜的大草原上，不是流浪在西伯利亚、北高加索的大荒原里，却流浪在一个举目无亲的大都市里！
“我是流浪在上海这孤岛上的鲁滨逊了！”他自我解嘲地自言自语。
郭沫若住在德福里，百无聊赖。好在郑振铎常来这里走走，有一次他还带来文学界的巨匠叶圣陶。可惜郭沫若由于心情不好，他的耳朵越来越差了。郑振铎的介绍他没有听清，苏州人叶圣陶，那些吴依软语使郭沫若更是痛苦万分。然而他不动声色，镇定自若。新文学阵营里的同志，不管是谁，总有一种亲切的感觉，仿佛是天生的老朋友，同胞骨肉，这是新文学做了媒介了，直到叶圣陶走了以后，他才从编辑所里的同人中知道他就是叶圣陶，后悔不迭。
沫若的到来使泰东书局热闹起来了，经常有一些文学界的重要人物来访，赵南公深知郭沫若的号召力。这个精明的商人也深深知道这个寄人篱下的东洋学生的潜力与背景。有一回，郑振铎带来了朱谦之、李石岑，他们是到编辑所来的，商量朱谦之的《革命哲学》的出版。这是一部好书，可他找遍了上海的书店，商务不肯印，别家的书店也回绝了，希望泰东能够印行。那时郭沫若正与赵南公在天井里喝茶。
赵南公满口应承，转过身来要他们与郭沫若商量。朱谦之这时才知道面前的这个青年人就是郭沫若，从椅子上跳起来：“沫若，你就是郭沫若？”
他那双眼睛就像要进出火来一样。
夜晚降临的时候，马霍路上已经寂寞无声了，他想念海外的妻儿，长沙的成仿吾，海外的朋友们。他依然写诗，给《文学旬刊》投稿。但他的心是孤独的，他感谢赵南公的厚意，郑振铎的友谊。
高昂而愉快的沫若在马霍路的泰东过得很愉快，但他也常常产生无缘无故的烦恼。文学编辑室的那个王姓的大编辑，有时真使他哭笑不得！听说那姓王的是出身于天津的一个大学堂，身上老是穿着西服，手中拿着枝手杖，脚上穿着响鞋，一副绅士风度。可走起路来像只跳跃的羚羊。生活非常有规律，迟迟起床，一起床便高叫着茶房打水，没有一天不吵闹菜不好。每天上半天去一个女塾教英文，满脸雪花膏，一身的香水。回来时，一路听着他的响鞋与手杖的声音。上下楼老是用那手杖敲击栏杆。王先生的专长是英文，案头上却是摆着一本老式的日本《文学概论》。大白天在床上睡觉，那位为王先生打水的司务，当面叫他王先生，背后就叫他“王八蛋”，讥刺他每夜秦楼楚馆，被一个末流的医生打“六。六”，手膊也打肿了，整整折腾了一个礼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