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时代不同了!广州毕竟是大革命的策源地。来自全国的广大学生心中早已播下了新文化的种子。何况这是五卅运动之后。追求革命,追求光明的学生们早已不同于武昌师大国文系的学生。郭沫若本身也与他人不一样,他依然是一匹火凤凰,这火凤凰是越烧越能闪出它的金光的!在风潮里,郭沫若代表着前进,代表着革新。在广东新政府中掌管的人毕竟是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不是旧军人与旧政府!虽然那些举人贡生们与基督徒一中一西,但在广东这块神圣的土地上,毕竟是过时的东西。由这些废物来执广东大学文科的牛耳,广东大学能起色嘛?学生能有生气嘛?现在这些人跳出来了,郭沫若对他们的恶意诬告,针锋相对,在给校长的信中他据理力争。郭沫若并非在武昌师大的郁达夫,他不是孤军,广东大学毕竟不是武昌师大,创造社诸君子都在他的身边,这里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巨人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还有一批了不起的青年学生军。广东全省,广州全市,他们的周围,毕竟是在革命圣地之中,并非全是封建渣滓。
郭沫若到处讲演,他声明:沫若此次来粤,非为素餐而来,而在于教务之革新。他对早含敌意、故意刁难、小题大做的教员极为愤慨,他哭国家之前途,痛恨为一己之私而任意罢课、牺牲学生光阴的教员,提出对以罢课相要挟,激成学生风潮且又有捏造诬陷捣乱之恶行的教员,应予处分。否则只有自己辞职,沫若的讲演、声明得到绝大多数青年学生的支持,为了明确表示对郭沫若改革学校的热忱,反对改革阻碍,将改革进行到底,文科数百本科同预科学生同时组成革新委员会,公开发表宣言,开展择师运动,呼吁广大同学与教职员工驱逐为饭碗而鼓动罢课的不良教员,拥护褚校长、郭学长的改革计划,奋斗到底,反对妥协。结果,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可见相反的意见、宣言,同时披露报端。最后以国民党员、共产党员等左派力量为主体的国民党广东大学特别区党部大会,通过决议:援助文科同学的择师运动,拥护为学生谋利益的褚校长和郭学长,拥护褚、郭改革文科计划,全校普遍开展择师运动。这样在广东大学形成更大规模的大风潮,结果,郭沫若在同人、学生、校方的支持下,不但没有倒,反而赢得了更大的声誉,倒是黄希声等一行十五人遭到校方的斥退,那是后话。
郁达夫是带着浪漫主义来到广州的,他向往革命的广州,他厌恶军阀混战的北洋军阀政府,在武汉、在北京、在上海,他看惯了那些横行不法的军人、土豪劣绅、洋人买办。广州,在他的心目中,那是一方净土,是圣地,他对领导了推翻满清政府的孙大总统——孙大元帅有前所未有的好感。他拜访了不少名人,也拜见了在汕头不遇的老同学真正的共产党人彭湃,也遇见过不少新的政客、党魁,南中国的若干首脑。他感到失望,又一次感到彷徨,他太敏感了。“三二零”事件,广东大学文科风潮,国民党的全会,西山会议,使他感到扑朔迷离,在他的潜意识里蕴藏着心理的危机,凭着诗人的直觉,他觉得老军阀——新政客一路货色,都是压迫人的货色,他与郭沫若、成仿吾、王独清他们的积极不同,过多的信息,使他不由自主地对广东政府发生了失望、失落感。他是个直言不讳的人,不由自主地与郭沫若他们说起,沫若、仿吾他们批评了他:
“达夫,你太消沉了!”
达夫未置可否。文人的直觉,具有先知的成分。他永远不可能有沫若、仿吾的乐观,更不可能有王独清的梦幻。他怀疑自己,但他敏锐地感觉到这广东大革命,这北伐运动的前夕,人际间的组合极不健康,他的看法与伟大的毛泽东不谋而合,城市、乡村存在着左中右不同的阶层,旧意识、旧气质时刻主宰着这支年轻的革命队伍,有人更多地看到光明,而郁达夫这个从苦海里挣扎出来的诗人,却更多地看到了它的阴暗面,以致半年之后,他与郭成两位好友意见相左,一年之后,他矛盾激化,以至于分道扬镳。
郁达夫竟这般命苦!在他的一生中,除了儿时的记忆,包括在杭州、嘉兴诸地读书,在日本的求学,在安庆、上海、北京、武汉,以至于这广州,他不可能有五月以上的安稳,不是迁徙,也要得病。他的心理不平衡是一个因素,可仿佛冥冥之中有鬼神与他作对,他心里孤苦零丁,经年漂泊,这一次他眼看要在广州住足三个月,尽管遇到文科风潮,可他的命运不济,五月底,他收到孙荃从北京拍来的龙儿患脑膜炎病重的电报。
“龙儿病重!”郁达夫大吃一惊。他匆匆地与郭沫若、成仿吾话别,到校长处告了假,离开谈天说地的朋友,买了张先到上海的船票。
上海的朋友们在等待他。二六年之前的一段时间,郁达夫的著作颇丰。《文艺论集》正由光华书局成型出版,《戏剧论》也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付印,翌月可以出版。他们曾写信来广州,请郁达夫无论如何去上海一次,出版社的一些小伙计建议郁达夫出一部《达夫全集》,郁达夫也有这个意思。郁达夫还受命于郭沫若、成仿吾等人,顺便去上海的创造社出版部了解近况。
六月十四日,郁达夫到达上海。去了创造社,写了《达夫全集》自序,且与两大书局作了联系。没有多大的停留,他马上火急火燎地换船到天津,他没敢停留,当天就赶往北京,直到深夜才到达北京的家。他到了什刹海的住家,门儿紧闭,他见到了门上贴着张白纸条儿,他急得心里乱跳,从夜色中赶到他长兄曼陀的家里的时候,看到了衰病瘦削、满面泪痕的妻子。他全明白了,他的儿子就在端午节的那一天离开了这苦难的人生。
郁达夫的耳朵轰地响了起来。“龙儿死了!”他不敢相信,他不愿相信,那个可怜的小孩,那可爱的孩子的一桩桩一件件事,都在他的心中浮现出来。他去武昌,不是他龙儿与荃送他离开北京么?他南下上海、广州之前,在秋风萧瑟中,不是他们母子一直送他到东站么?郁达夫真想大哭一场。
夜饭过后,郁达夫、孙荃无情无绪,一直到就寝,兄嫂、侄辈离去之后,他们才紧抱着痛哭,他们只能哭,哪里有说话的功夫?哭得铁人也掉泪。
痛苦太多。那小生命,那望其成龙的龙儿何曾有几日安稳的日子?
郁达夫心中有太多的痛苦,他的妻子何曾没有痛苦?人生的道路,在那些花花公子,那些军阀政客之家是那么如花似锦,可对于小小的贫民百姓之家来说是意味着多灾多难!有时他想想真有英雄迟暮的感觉。一个满腹经纶、胸有丘壑的才子,在这人生的道路上永远是坎坷不平,失意多灾的。这,郁达夫不是不知道,可他不信。他没有投机取巧,没有钻营的能量,他只相信自己的手与笔。他懂得多种文字语言,他也认识不少社会名流,可他失之太博,太直率,太敏感,太抱希望。他在几个大都市中穿梭往来,为五斗米折腰,可运气太差。他太刚强,又太自卑。
他太多情,可社会又太无情。他富有才情的笔,只能写出心中的忧思烦恼!这个家,他负责太多又太少!他抱着对死去的儿子太多的忧思!
一个上千万平方公里的泱泱大国,竟安不下他那小小的家庭。他常常想起那叹苦嗟卑的黄仲则的诗句……
他与他的妻、子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加在一起多少?屈指可数。
二二年是他儿子出世的日子,他们一直分居两地,二三年北上京都,到了二四年才接他母子俩到这可恨的京华。到了二五年初,他又屡次奔于京汉之间,又到上海落脚,转眼又来到这岭外烽烟之中,何曾一次住满三、四个月以上,他觉得自己愧对死去的儿子与伤心的妻子!
也是命运不济,妻子为富阳的老母所厌烦,只得侨居北京,只有那二四年一度与亲爱的妻、子同住,以尽父子夫妻天伦之乐,可孰料这菲薄的施舍,刚刚走出京城的郁达夫,同时也夺走了对孩子的父爱!郁达夫满眼泪水……
第二天上午,郁达夫和他的妻子同往妙光阁的广谊园。那儿正躺着他可爱的龙儿。寂静的坟场上静得要命,郁达夫望着那小小的土堆十分伤感,当他看到那为了护理孩子,如今被悲痛击倒的妻子,倍加伤心感受。孙荃抬着瘦削的脸孔,含着泪水将龙儿一月前得病,到端午节临死时的痛苦述说给达夫听,更把龙儿病中思念爸爸,叫着爸爸的经过述说给他听,使郁达夫更加伤怀!啊啊。老天,你为什么夺走我惟一的安慰呢?他心里十分悲苦,郁达夫陪着妻子在南货店里买来冥府的纸钱、钞票,烧给了逝去的儿子,在那里,他驻足良久。
又是一天,郁达夫硬要妻子一起搬回什刹海的旧居。为了探望儿子的痕迹。郁曼陀夫妇俩无论如何也劝不住,他要回什刹海无论如何再住他一二个月。
搬回什刹海,的确,满眼都是伤心事。他看见了房里砖地上是几堆烧纸钱的痕迹!他看到院子里的葡萄架,两棵枣树!他想起去年与龙儿一起摘取葡萄枣子时的神情,他想起往年的夏天,他与龙儿一同行走于什刹海的柳荫之中,可如今,有什么呢?枣树上照样结满青青的枣子,有些枣子老熟了,半夜风起,郁达夫最怕听的就是这滴答的落枣这声。
听说郁达夫从广州北上,来了达夫的若干朋友。那之中当然少不了张凤举、徐祖正诸人,马氏兄弟,沈氏昆仲,也有快乐的徐志摩。他们都给郁达夫以安慰。郁达夫拜访了胡适、周作人和鲁迅,他是一个直率,随和的人,在南北文坛上颇有人缘。可人家与达夫相比,生活要顺利得多,人家是大学教授,大编辑,有几个像他的?郁达夫的心确实伤透了。
在文学上郁达夫倒也有些顺利。二三、二四年之后,现在是他的作品多产的时候,出有新著《文艺论集》、《戏剧论》、《小说论》,准备编著全集等等,可人生太不自由,郁达夫饱尝了人生的大痛苦。郁达夫在家足足痛苦了一个多月。
来达夫家最勤快的是徐志摩。老同学也曾遇到不顺心的事,可他现在却沉浸在巨大的幸福之中。
徐志摩永远是一个理想家,他比郁达夫更有理想,更加幸运。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向往欧美,也向往革命后的苏联。他的老子有钱,用不着为了几个钱发愁,他虽然不是一个花花公子,但毕竟是一个名绅的惟一后代!他与郁达夫一样,是个五四运动的健将,反抗封建营垒,反抗人性的压迫,接受欧美资本主义的洗礼,接受资产阶级的思想。他满身的孩子气,名士气,喜欢结交中外的名士,不拘是诗人、作家、艺术家,他曾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在柏林毫不犹穆地与父母包办的张幼仪——他的妻子离了婚。
他回到中国,任了北大教授,是新月俱乐部的最积极的成员,他一团和气,写诗、演讲、接待名家。他是个爱神,备受京华名嫒的青睐,但他迟迟没有射出丘比特的神箭。一九二五年初,那时郁达夫为了生活,奔波于京沪,奔赴武昌。在武昌的前夕,有一回郁达夫遇上徐志摩,徐志摩满脸放光,他向郁达夫承认,他“又恋爱了”。
郁达夫并不感到意外,对这个理想家,他交往不少,他深知他的风流韵事。当他得知他的恋爱对象是大名鼎鼎的王赓夫人时,郁达夫也吃了一惊。
“陆小曼?那是京华的名媛,我一来这就听说过她的芳名,”郁达夫沉吟道,“那会有麻烦的!”
郁达夫不自觉地把那个名重一时的军人的地位与此事联系起来,军人,军阀,郁达夫不无厌恶,又不无对此事担心。
“那该怎么办?”徐志摩着急了。
郁达夫认真地说:
“志摩,你爱吗?你真的爱她吗?如果你真心爱,那就轰轰烈烈地爱下去,千万不要压制自己的感情,一追到底。你离得开她吗?”
“哦,离不开!一离开她,我就要死了!”
“小曼呢?”
“也一样。”
“那么,爱下去!为一个值得爱的人,爱下去!”郁达夫斩钉截铁地说。
徐志摩一振,但又悲哀地说:
‘‘那么,王赓又怎么能善罢甘休呢?”
“他爱夫人吗?”
徐志摩摇摇头。
“那么就要看小曼了,她是一位刚强的女性?”
“不!她是一位柔弱、善良、多愁善感的女性。”
“哦,”郁达夫又沉吟了,“问题挺复杂,可是,关键在于小曼,她只要有良心,下决心离婚,王赓拴得住她吗?她毕竟是新时代的女性,受过西洋教育。她又不是王赓手下的兵卒!”
如今徐志摩挺顺利了。他于二五年的三月离开京华,游历了莫斯科、柏林、巴黎、佛罗伦萨等地,八月返国,写成了《爱眉小札》、《巴黎的鳞爪》、《自剖》、《落叶》、《翡冷翠的一夜》诸书。十月起,他主编《晨报副镌》。同年十一月,又主编《晨报副镌·诗刊》,与此同时,他与陆小曼的爱也感动了上帝,陆小曼也顺利地与王赓那个北洋政府的陆军参谋长离了婚。并且筹备不久以后与之结为连理。
生活竟这样残酷,徐志摩又要喜结良缘的日子,可郁达夫却死了心爱的儿子!徐志摩十分同情这个命运坎坷的同年同学,他也曾在一年前有过儿子彼得的死讯,他十分想为达夫分忧,可达夫心情悒郁,那时更多地在家里,他连门前的什刹海也很少去。看着那里的柳丝,听着那里的鸟鸣,他都感到是一种极大的痛苦。他只是偶然到他的哥嫂家里,或者偶然拜访一些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