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一年多的筹备工作，“四库全书馆”于乾隆三十八年二月正式挂牌成立，馆址初设在北京翰林院署内，后因人员越增越多，又在东华门外云神庙、风神庙和地安门外帘子胡同增设分馆，由皇六子永珞出任总裁官，纪晓岚和陆锡熊为总纂官，陆费墀为总校官，下设编纂、校勘、提调、缮书等机构若干，共有五百余名巨儒名宿参与其中，如当时知名的大家学者戴震、姚鼐、任大椿、王念孙，等等。
《四库全书》搜采和收录之广，在中国历史上是规模空前的。所谓的包罗“古今数千年”，囊括“宇宙数万里”，并非虚言。其范围大致有以下几种：自清初以来皇帝下令编纂的“敕修本”；宫廷内收藏的“内府本”；由明《永乐大典》中提取的“辑出本”；各省督抚购访的“采进本”；私人藏书家进献的“进献本”；坊间流行的“通行本”，等等。纂修这部大型的类书，几乎动员了全国大大小小的所有藏书家为其提供底本，对贡献大小者施以不同的赏赐，凡超过五百部者，赐给《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范钦第七代传人范懋柱因献书超过五百部，有幸获得了《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但范氏家族也因此而失去了“自愿进献”的近千余种珍贵的孤本秘籍。
自乾隆三十八年开馆编纂，至四十七年纂修完毕，历时十年，《四库全书》方辑录成书，总计选录书籍三千五百零十一种，七万八千零十八卷，分订三万六千三百册，装六千一百四十四函。其规模和收录的书籍远远超过了包括明《永乐大典》、康熙时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在内的任何一部官方编纂的大型类书。尽管《四库全书》收录的部分书目进行了人为的文字篡改，有的书种甚至面目全非，尽失原书的本义。但是，它基本上包括了乾隆以前中国历代的主要著作，使得众多的珍本秘籍得以流传开来。这一文明与野蛮的编纂功过，后世用四个字为其盖棺定论——功魁祸首。
仔细想来，这一评价似乎也无不妥之处，查禁和编纂书籍，摧残和抢救文化，历代有之，于清最烈。清代开国以来，康、雍、乾三朝屡兴文字大狱，文人士子生不如死，毫无尊严可言，但同时清王朝又开博学鸿儒科，广求遗老，表彰理学，编纂书籍，行校勘十三经和廿一史等一系列开明之举。对于清高自负、我行我素的文人士子而言，如果不幸诞生于明末清初而又以反清复明为时尚，那么清朝就是地狱，而如果有幸诞生于明末清初而又甘愿为这个王朝效力，那么，清朝就是天堂。这或许正是鲁迅先生说到的“文字狱不过是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四库全书》”。然而，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禁书不是从编纂《四库全书》开始的，但是通过编纂《四库全书》，确实使禁书的范围扩大化了。
由于《四库全书》卷帙浩繁，为减少查阅难度，由总纂官纪晓岚编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书，饶是如此，总目提要仍多达二百卷，于是又在提要之外，另刊《简明目录》一编，只载某书若干卷，某朝某人撰，以便由书目而寻提要，由提要而查寻全书。《简明目录》编辑完成后，查寻图书方便快捷了许多，确实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库全书》纂修之前，乾隆即令仿照范氏天一阁建筑形制，在北方建造四座藏书楼，以备储存《四库全书》之用。谕旨中“凡事预则立。书之成虽尚需时日，而储书之阁则不可不预构”，即是营建藏书四阁的先声。皇帝天语纶音一出，杭州织造曹寅立即快马加鞭赶赴宁波，在实地察看了天一阁藏书楼的建筑形制、周边环境、庭园布置及阁内书架款式后，立即开明尺寸绘图进呈。首先仿照天一阁形制建成的，便是位于避暑山庄的文津阁。
学界当中有一种较为通行的说法是，北方四阁中最早修建的是紫禁城的文渊阁，因其地处皇宫大内之故，以后又陆续修建圆明园文源阁，盛京皇宫内的文溯阁，最后是避暑山庄的文津阁。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将《四库全书》成书后入阁的次序误认为是建阁的次序了。《高宗御制诗集》之《月台》诗中有“天一取阁式，文津实先构”之句，其注云：“命仿浙江范氏天一阁之制，先于避暑山庄构文津阁。”《题文津阁诗》序又言：“开始于乾隆甲午秋月，越次年乙未夏月蒇工。”甲午为乾隆三十九年，乙未为乾隆四十年。以营建次序排列，北四阁最早建成的是文津阁；文源阁次之，时间约略相同；文渊阁始建于乾隆四十年，竣工于乾隆四十一年；文溯阁建成于乾隆四十七年。四阁的营建时间前后跨越九年。乾隆对文津阁的藏书极为重视，御制碑文《文津阁记》中写道：“夫山庄居塞外伊古荒略之地，而今则闾阎日富，礼乐日兴，益兹文津之阁，贮以四库全书，地灵境胜，较之司马迁所云名山之藏，岂啻霄壤之分也哉。”《四库全书》分藏北四阁后，又因江浙一带“为人文渊薮，嗜奇好学之土，自必群思博览”，于是再缮录三部，分贮南三阁。总计缮写七部。七阁书的装潢、用纸和钤印也不尽相同。北四阁书用的是开化白榜纸，朱丝栏，半页八行，每行二十一字，丝线装订，丝绢做书皮。皮面颜色也不尽相同，文津、文渊二阁所藏之书，经、史、子、集四部，分别用绿、红、蓝、灰四种颜色以示区别。南三阁书纸改用坚白太史连纸。在宽度上较北四阁书窄七八分。文津阁书叶钤“文津阁宝”，卷尾则钤“避暑山庄”，又钤“太上皇帝之宝”小篆朱文小印。
七部钞本以文渊、文源、文津三阁所藏之书缮写最为精良，校勘最为细致。文溯次之，南三阁相对较差。因缮录、校对出错而遭受惩贬之辱的大有人在。有一葛姓校对，因坐讹字，被夺俸数次后降职使用，直至充军边塞，永不舒用。后来乾隆在文津阁所藏之书中发现多处诋毁清朝的文字，勃然大怒，下令重新校挖改补，所需一切费用，由总纂官纪、陆二人共同分担。南三阁书面叶、木匣则罚总校官陆费墀一人出资置办，陆氏还因此被吏部夺职议处，以致郁郁而死。但乾隆却对陆氏死不放过，下令抄没其家，财．产变卖后“充三阁装治之用”。陆氏可谓是成也四库，败也四库了。
《四库全书》的编纂和文字狱的猖獗，对于清代治学之风影响甚大。乾隆时考据学盛极一时，是与此密不可分的。作为一代学风，清初以来一些进步思想家和学者所倡导的“经世致用”，已不被多数人所注意，即连当时赫赫有名的学者大家也专心于治古学，搞考据，不问时政，深恐陷入文网，引火烧身。虽然他们在整理古迹和抢救文化遗产方面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这种不问时政和对天下苍生漠不关心的治学姿态，却成为一种永远挥之不去的悲哀。这样，当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后，由于缺乏对世界局势的总体了解而又好古自是，成为封建制度卫道者的大有人在。这既是学界的悲哀，同时也是文化的悲哀。
北、南七阁贮藏的《四库全书》，命运也各不相同，到辛亥革命后，存四部而不全。“文源阁”所藏之书随着英法联军在圆明园点燃的一把冲天大火化为灰烬；“文淙阁”、“文汇阁”及其所“文溯阁”之书1914年运存北京，1925年重新回到沈阳，现存甘肃省图书馆。
辛亥革命不久，学术界即有印行《四库全书》之议，1920年法国总理班乐访问中国，建议退还庚子赔款影印《四库全书》，徐世昌总统委派朱启钤先生筹划此事，后因经费及纸张不足而作罢。1924年至1925年间，商务印书馆也曾拟订过影印缩印本的计划，由于各方苛索和军阀混战而被迫中止。1928年，张学良也有印行文溯阁藏书之意，委派翟文选、金梁二人具体办理，后因种种原因，再无下文。1933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下令中央图书馆与商务印书馆联合出资影印《四库全书》中未刊本，时为北平图书馆馆长的蔡元培先生主张用旧刻或旧抄本代替经过篡改的库本，学术界人士亦赞同此议，但教育部却认为此系印行库书，并非印行善本，坚决不予采纳。与教育部所持的观念一样，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先生也主张照印库书——这就是当时著名的影印四库珍本之争。最终的结果是，选四库书中流传较少的二百三十一种，一千九百六十册，印行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当时文渊阁书随同故宫大量文物南迁至上海，《珍本初集》即据该书摄影制版，于1935年出齐。文渊阁书以后又迁到重庆，国民党撤离大陆时，运抵台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文津阁所藏《四库全书》保存最为完好，现珍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内。
从热河运抵北京，其中又有一个曲折的过程。
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犹自垂死挣扎的满清政府开始筹建京师图书馆。七月确定将文津阁《四库全书》交由京师图书馆收藏，决议虽已形成，但却始终未曾办理。
中华民国成立后的1913年6月27日，教育部致函热河都统姜桂题，准备派员前往热河提取《四库全书》，8月12日姜回文：“俟派员至热河后，自应将文津阁藏书一律点交运京，以符成案。其余殿阁所藏书籍，则留存热河图书馆，以为纪念。”同年12月31日，姜派专员将库书押运抵京，出人意料的是，库书没有移交教育部，而是随同其他物品一起运往内务部文华殿古物陈列所。
鲁迅先生时任教育部佥事，经办图书馆事宜，曾以教育部名义发寄信函，进行交涉，闻此惊变，心如火焚。从这一天的日记中可观其心态：“晨，教育部役人来云，热河文津阁书已至京，促赴部。议暂储大学校，遂往大学校，久待不至，询以德律风I，则云已为内务部员运入文华殿，遂回部。”时过一年以后的1915年8月6日，教育部致函内务部，请移交全书，籍符成案。内务部碍于成案，同意马上移交，并要求派人具体商谈移交手续和日期。在得到这一明确的信息后，教育部立即致函内务部，派“佥事周树人、主事戴克让于9月1日午后二时，前赴贵部，商定一切手续”。
自9月6日开始，戴主事和京师图书馆馆员三人会同古物陈列所工作人员一起点收库书，10月7日京师图书馆馆长夏曾佑详文申报，点收告竣后，陆续装运抵馆。点收的过程并不顺利，内务部从中刁难，借故扣留书架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教育部多次致函，内务部均不予理睬，无奈之下，教育部一纸函文将内务部上告到国务院，国务院从中调解，内务部才极不情愿地予以归还。至此，文津阁库书从启运到入藏京师图书馆，历时四载，终于找到了一个安全避风的港湾，并极其幸运地保留了下来。
文津阁藏书楼贮藏的另一部大型类书《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康熙时编纂完成，雍正六年用铜活字印刷成书，共印六十四部，每部五百二十五函，五千零二十册，一亿六千万字，计一万卷。分为六编三十二典，六千一百零九部，部下设汇考、总论、图、表、列传、艺文、造句、纪事、杂录、外编等等。此书既是中国现存最大的一部类书，也是世界上罕见的百科全书之一。时至今日，此书仍对历史研究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采撷广泛，内容异常丰富，包罗万象，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有人类、禽兽、花鸟、昆虫以及文学、乐律等等。原总纂官陈梦雷在西苑为皇三子胤祉讲学时，即已着手编纂此书，康熙四十年完成初稿，四十五年缮成清本，初名《汇编》，康熙审阅后改名《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未及刊行康熙即猝然驾崩。
雍正即位后，陈氏祸从天降，以“招摇无忌”之罪被充军塞外，由蒋廷锡出任总纂官，经三年改编后用铜活字排印，二年后印刷成书。此书印刷极为精良，选用的是当时开化纸和太史连纸两种，纸质细软洁白，装潢精致，外观庄重大方。像《四库全书》的命运一样，此书也迭遭战火，十不存一。
文津阁所藏的万卷本《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在军阀混战时损失几近三分之一，侥幸存下的残卷现珍藏于承德市图书馆。
文津阁虽然侥幸免于战火，但离开了皇家的佑护后却尊严顿失，受尽了无尽的羞辱。战乱年代，文津阁先是被充作军营，后又改为仓库，再后来无人问津。历经兵去匪来的几番折腾后，文津阁已面目全非，景象惨不忍睹：围墙塌垮，阁顶蒿草蓬生，油漆剥落，门窗散佚，假山石四处散落，日月池’中砖石垃圾堆积如山，庭园内积土一米余厚。1954年大规模清理整修后，墙壁改挑灰砖砌，新建西配房十三间，阁内装上暖气、玻璃窗，一、三层分割成小间客房。先是热河省干休所，后又改为招待所。十年浩劫过后，文津阁终于恢复旧有的风貌，重现迷人的风采。
中国历史上，文明和野蛮从来就是相互依存的一对孪生兄弟，文明宽容野蛮的同时，又在悲苦无奈地折磨着自己。事实上，这是一种悲哀，一种永远无法言传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