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说：
虚心切己。虚心，则见道理明，切己，自然体认得出。（《语类》）读书的时候，第一要虚心。虚心才能对书中道理，看得明切，才能有所怀疑，疑则深入，见理然后精细。晦庵说：
学者贪做功夫，便看得义理不精，读书须是仔细，逐句逐字，要见着落，若用工粗卤，不务精思，只道无可疑处，非无可疑，理会未到，不知有疑尔。（《语类》）
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这一番，后渐渐释，以至融会贯通，都无可疑，方始是学。（《学的》）又说：
无疑者须要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学的》）疑，是疑问，是提出问题。凡是一个善于读书的人，第一步要能提出问题，第二步要能解决问题。能提出问题，是读书精细处，能解决问题，是读书有得处。但是一个初读书的人，往往不知何处可疑。须要读书既久，学养日深，才能由无疑到有疑，再由有疑到无疑。“无疑者须要有疑”，是指提出问题而言；“有疑者却要无疑”，是指解决问题而言。我们一定要做到这个地步，然后读书能有所得。我们既已虚心而且有所疑，但是还要能攻破大处，方可造到致精的地步。晦庵说：
学须先理会那大底，理会得大底了，将来那里面小底，自然通透，今人却是理会那大底不得，只去搜寻里面小小节目。（《语类》）晦庵又说：
学问须是大进一番，方始有益。若能于一处大处攻得破，见那许多零碎，只是这一个道理，方是快活。然零碎底非是不当理会，但大处攻不破，纵零碎理会得些少，终不快活。（《语类》）“学须先理会那大底”，“能于一处大处攻得破”，“方始有益”。这是晦庵读书有得之言。但是怎样才能攻破大处呢？晦庵以为须要以敬为主，收敛身心；须要虚心；须要能有所疑。因为收敛身心，才能专一；虚心，才能见理；有所疑，才能有所获。到这时自然可以理会大底，攻破大处了。晦庵说：
读书须是看着他那缝罅处，方寻得道理透彻，若不见得缝罅，无由入得，看见缝罅时，脉络自开。（《语类》）
“读书须是看着他那缝罅处”，这只有心专境一、仔细反复的人，才能做到。所以晦庵看重居敬，认居敬为致精之本。晦庵何以又看重持志呢？
我们只要看他论科举和读书两事，就可以知道。他说：
士人先要分别科举与读书两件，孰轻孰重。若读书上有七分志，科举上有三分，犹自可；若科举七分，读书三分，将来必被他胜却。
况此志全是科举，所以到全使不著，盖不关为己也。圣人教人，只是为己。（《语类》）
又说：
非是科举累人，自是人累科举。若高见远识之士，读圣贤之书，据吾所见，而为文以应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虽日日应举，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复生，也不免应举，然岂能累孔子耶？（《语类》）
有人问科举之业妨功否？晦庵答道：
程先生有言，不患妨功，惟恐夺志。（《语类》）晦庵以为科举本没有什么累人之处，但是因科举而夺志，那就有累于人了。所以他特别看重持志两字。他说：
为学先须立志。志既立，则学问可次第着力。立志不定，终不济事。（《学的》）
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无著力处。只如而今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作贵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学的》）
又说：
孔子只十五岁时，便断然以圣人为志矣。志字最有力，要如饥渴之于饮食，才悠悠便是志不立。（《学的》）
立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体，是须要下一番坚卓不拔的功夫，因为“才悠悠便是志不立”了。只有立志的人，学问才可以次第著力，假使“志不立，直是无著力处”。所以晦庵认为持志也是致精之本。这是对于晦庵所说“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的解说。晦庵看重读书，正是看重穷理，也就是他的致知的功夫。
以上说明了晦庵致知的功夫。
再次，我们要研究晦庵的力行的功夫。晦庵看重涵养，看重致知，同时也看重力行。他说：
既涵养又须致知，既致知又须力行，亦须一时并了。非谓今日涵养，明日致知，后日力行也。（《学的》）
又说：
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语类》）涵养、致知和力行，只不过是一件事体的几个阶段，所以晦庵认为“须一时并了”。不过同时我们也要知道，知比学重要，行又比知重要。然而“知”和“行”终是不可偏废的。晦庵说：
知与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学的》）
又说：
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过一边，则一边受病。如程子云：
“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如。”分明自作两脚说，但只要分先后轻重。论先后，当以致知为先；论轻重，当以力行为重。（《语类》）为什么说“论先后，知为先”呢？晦庵说：
人之一身，应事接物，无非义理之所在，人虽不能尽知，然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学的》）
又说：
须是说得分明，然后行得分明。（《学的》）
“力行其所已知，勉求其所未至”，这是告诉我们知然后能行。所以晦庵肯定地主张“须是说得分明，然后行得分明”。《语类》上有两段说明力行的话，颇切实：
时举云：“如此者，不是知上功夫欠，乃是行上全然欠耳。”日：
“也缘知得不实，故行得无力。”或问：“力行如何是浅近语？”日：
“不明道理，只是硬行。”又问：“何以为浅近？”日：“他只是见圣贤所为，心下硬爱依他行，这是私意，不是当行。若见得道理时，皆是当恁地行。”
力行，不重“硬行”，及重“当行”。“硬行”，是由于不明道理，“当行”，则能见得道理。所以一个知得不实的人，当然要行得无力了。为什么又说“论轻重，行为重”呢？晦庵说：
曾子之学，大抵力行之意多。（《学的》）
圣贤心事，今只于纸上看，如何见得？（《学的》）须反来就自家身上推究。（《学的》）
圣贤心事，不是一种空洞的话语，是他们在力行里面，所得到的实际的经验。假使我们仅仅在纸上看圣贤的心事，那一定要错看了。我们要把圣贤所说的话语，拿来力行，就自家身上推究，才能看出圣贤的心事。所以晦庵认“曾子之学，力行之意为多”。晦庵说明自己讲学的态度是这样：
某此间讲说时少，践履时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理会，自去体察，自去涵养。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个引路底人，做得个证明底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语类》）“自去理会，自去体察，自去涵养”，这是一种力行的功夫，只有在力行里面，才能够真有所得。所以他说：
文义乃是躬行之门路；躬行乃是文义之事实。（《语类》）因此晦庵下“行”的定义说：
存之于中谓理，得之于心为德，发见于行事为百行。（《语类》）又说：
以其得之于心，故谓之德；以其行之于身，故谓之行。（《学的》）“存之于中谓理”，是就涵养而言；“得之于心为德”，是就致知而言；“发见于行事为百行”，是就力行而言。晦庵认“行”是“发见于行事”，是“行之于身”，可见晦庵也很看重行。晦庵对于力行提出三个意见：第一是反躬，第二是务实，第三是存天理、去人欲。反躬是力行的功夫，务实是力行的要件，存天理、去人欲是力行的目的。晦庵说：
反躬以践其实。（《学的》）
原来反躬的目的，是在践其实。有人问，所谓格物致知之学，与世之所谓博物洽闻者，奚以异？晦庵答道：
此以反身穷理为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极至。彼以徇外夸多为务，而不核其表里真妄之实然。必究其极，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核其实，是以识愈多而心愈窒。此正为人为己之分，不可不察也。（《学的》）
格物致知，是一种为己的功夫；博物洽闻，是一种为人的功夫。前者“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极至”，而以“反身穷理为主”，当然是“知愈博而心愈明”了。后者“不核其表里真妄之实然”，而以“徇外夸多为务”，当然是“识愈多而心愈窒”了。所以晦庵说：
读书不可只专就纸上求理义，须反来就自家身上推究。秦、汉以后，无人说到此，亦只是一向去书册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会。自家见未到圣人，先说在那里，自家只借他言语，来就身上推究始得。（《语类》）
“读书不可只专就纸上求理义，须反来就自家身上推究”始得，这正是晦庵看重“反躬以践其实”之处。但是反躬的功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体。他说：
讲学固不可无，须是更去自己分上做功夫。若只管说，不过一两日，都说尽了，只是功夫难。且如人虽知此事，不是不可为，忽然无事，又自起此念。又如临事时，虽知其不义，不要做，又却不知不觉自去做了，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本是要做，又却终不肯做，是如何？盖人心本善，方其见善欲为之时，此是真心发见之端，然才发，便被气禀物欲，随即蔽锢了，不教他发，此须自去体察存养。看得此，最是一件大功夫。（《语类》）
体察存养，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体，最是一件大功夫。晦庵说：
其存之也，虚而静；其发之也，果而确；其用之也，应事接物而不穷；其守之也，历变履险而不易。（《学的》）这种存、发、用、守的功夫，是何等的重要，但是怎样才可以做到呢？
晦庵认为只有收敛身心之一法。他说：
人常须收敛个身心，使精神常在这里，似担百十斤担相似，须硬着筋骨担。（《语类》）
又说：
学者为学，未问真知与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令且个顿放处，若收敛都在义理上安顿，无许多胡思乱想，则久久自于物欲上轻，于义理上重。须是教义理心重于物欲，如秤令有低昂，即见得义理自端的，自有欲罢不能之意，其于物欲自无暇及之矣。苟操舍存亡之间，无所主宰，纵说得，亦何益。（《语类》）
在晦庵的意思，是叫我们收敛身心，都在义理上安顿，能够使精神常在这里，硬着筋骨去担负重担。所以他特别看重反躬，看重存养。无怪他说：
持养之说，言之，则一言可尽；行之，则终身不穷。（《语类》）晦庵的力行的功夫，是非常看重务实的，我们只要看他临终时的一番谈话，就可以看出他的务实的精神。
朱子疾且革，诸生入问疾。朱子起坐日：“误诸君远来，然道理亦止是如此。但相率下坚苦功夫，牢固著足，方有进步处。”（《学的》）
“相率下坚苦功夫，牢固著足”，这是晦庵的务实的精神，也是晦庵的成功的秘诀。晦庵曾自白读书用功之难：
某旧时用心甚苦。思量这道理，如过危木桥子，相去只在毫发之间，才失脚，便跌落下去，用心极苦。（《语类》）何以晦庵要如此地自苦呢？他说：
看来前辈以至敏之才，而做至钝底功夫；今人以至钝之才，而欲为至敏底功夫，涉猎看过，所以不及古人也。（《语类》）原来晦庵之所以务实，晦庵之所以自苦，都是由于他的那种“牢固著足”，“做至钝底功夫”的精神而来。所以晦庵对寒泉之和昌父两人辞别时的赠言，只有务实两字。
寒泉之别，请所以教。日：“讲论只是如此，但须务实。”请益。
日：“须是下真实功夫。”未几，复以书来，日：“临别所说务实一事，途中曾致思否？今日学者不能进步，病痛全在此处，不可不知也。”（《语类》）
昌父辞，请教。日：“当从实处做功夫。”（《语类》）但是怎样才能做到务实的功夫呢？晦庵提出“克己”两字来。他说：
孟子更说甚性善与浩然之气，孔子便全不说，便是怕人有走作，只教人克己复礼。到克尽己私，复还天理处，自是实见得这个道理，便是贴实底圣贤。圣人说克己复礼，便是真实下功夫。一日克己复礼，施之于一家，则一家归其仁；施之于一乡，则一乡归其仁；施之天下，则天下归其仁，是真实从手头过。（《语类》）有人问，圣贤大公固未敢请，学者之心，当如何？晦庵答道：
也只要存得这个在，克去私意这两句，是有头有尾说话。（《语类》）
“克尽己私，复还天理”，“存得这个在，克去私意”，这是晦庵所时时牢记着的。所以力行的功夫，结果不得不归结到他所主张的“存天理去人欲”上面去。他说：
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学者须要于此体认省察之。（《语类》）
大抵人能于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脚住，则尽长进在。（《语类》）人只有个天理人欲，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无中立不进退之理。凡人不进便退也。（《语类》）
天理和人欲，是不能夹杂的。天理存，L欲亡；人欲胜，天理灭。我们做功夫的要点，就在于对此天理和人欲的界分上，能够立得住脚，加以一番体认省察的功夫，然后有所长进。所以他说：
《动箴》“顺理则裕，从欲惟危”两句，最紧要，这是生死路头。（《学的》）
但是天理和人欲之分甚微。他说：
天理人欲，同行异情。循理而公于天下者，圣贤之所以尽其性也，纵欲而私于一己者，众人之所以灭其天也。二者之间，不能以发，而其是非得失之归，相去远矣。（《学的》）又说：
天理人欲之分，只争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说几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横渠每说豫字。（《语类》）
惟其天理人欲之分甚微，故不能不看重一个几字。惟其辨别此几微之分的天理人欲，不可不早，故不能不看重一个豫字。晦庵说：
几者，动之微，是欲动未动之间，便有善恶，便须就这里理会。
若到发出处，便怎生奈何得。（《学的》）
微动之初，是非善恶，于此可见。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恶。（《学的》）
几微之间，善者，便是天理；恶者，便是人欲。才觉如此，便存其善去其恶可也。（《学的》）
又说：
戒惧是防之于未然，以全其体；谨独是察之于将然，以审其几。（《学的》）
戒惧，是“豫”字的功夫，是要防之于未然，目的在于“全其体”。
谨独，是“几”字的功夫，是要察之于将然，目的在于“审其几”。“豫”字是一种静的功夫，所以看重存养；“几”字是一种动的功夫，所以看重省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