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引言
既往的经济增长对于我们当前的物质生存状况至关重要：新生儿出生于某个地方，这种出生地的偶然性最好地预示着他或她能够期望享用的生活水准。出生于不同地区的普通居民，例如出生于喀麦隆乡村或者爪哇都市的人，同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镇或挪威首都奥斯陆的人，他们所享用的生活品质就没有丝毫的共同之处。其差异反映在一个稍显人为的统计数字上面，经济学家所编制的这个统计数字被称为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该数值的当前水平是由其过去所决定的。在经济学里面，历史已成定数，不可变更。
于是，说某个国家富裕其实就是说该国在过去经历了经济增长。虽然这一说法描述了万事万物，其实什么也没有解释。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对经济增长的成因——为什么有些社会变富而另一些社会却没有变富，已经进行了数百年的思索。本书试图再一次对本议题加以考察。本书将集中关注经济增长当中本人所认为的一个关键要素，这就是技术创新。本书提出了一个论点，这个论点同经济进步的成因有关，同提升生活水平有关，同改善人们的营养、衣着、住房和健康等有关，同减少艰辛、劳作、饥荒和疾病有关。经济进步之所以是历史上最为有效的力量之一，是因为经济进步为社会提供了经济学家所称的“免费午餐”，即，产出的增长大于为了得到这一成果所必须付出的努力和成本。
这种技术变革观点同经济学界一个陈腐的箴言不一致：世界上绝不存在免费午餐之类的事情。经济学家向学生传授了很多极为盛行的真假参半的陈词滥调，上述箴言只是其中之一。本书的宗旨正在于凸显同该陈述相反的最佳例证。经济史既充满了免费午餐的例子，也到处存在着（更为常见）非常便宜的午餐的例证，与此同时，还存在着无数极为昂贵的午餐的例证，这样的午餐最终是不适宜食用的，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是致命的。换一个说法，技术变革主要研究那些经济学家对外宣称的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变化，即，对经济的生产潜力的增长进行研究。然而，纵观大部分历史，各社会并没有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运行——在此边界上资源得到了充分的利用，而是运行于其内部的某一点，在这一点上，与可供利用的资源得到有效配置的情况相比，浪费和无效率意味着生活水平的降低。战争、歧视、失业、迷信、贸易和经济自由的壁垒、资源处置失当，以及人类其他许多无效率的例子，意味着只利用了部分可利用的资源潜力来生产那些体现经济效用的物品。无需增加劳动量和其他所需的资源，只需减少浪费，各经济体就能够提升其生活水平。虽然这种提升方式很有可能被看做某种类型的免费午餐，但实际上它并不是本书将要关注的那种类型。相反，本书将集中关注于生产边界本身的变化，即，关注经济体的生产潜力的增长，因为人们总是把这些变化等同于经济增长。
不过，并非所有的经济增长都必然同技术相关。粗略地说，经济增长可能是以下四大截然不同的过程的结果。
1.投资（资本存量的增加）。劳动生产率，以及伴随劳动生产率而来的平均生活水平，取决于那些由普通工人所支配的设备和工具的数量和质量（以资本一劳动比率为经济学家所熟知）。当资本积累的速率快于劳动力的增长，使得每一名工人所处置资本日益增加的时候，经济增长就会发生，即，单位资本的产出将增加。罗伯特·索洛（R0ben solow）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奠定了基础，所以为了表达对他的敬意，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索洛增长。乍看起来，这种类型的增长不包含免费午餐。投资可以通过储蓄得到。按照定义，储蓄就是为了未来更多的消费而抑制当前的消费。这样看来，未来所有的收益都是对抑制当前消费意愿的补偿。这种意愿在本质上是令人不快的，因而是代价昂贵的。
2.商业扩张。在微观经济学中，正是中间过程的标准费用体现了物品、服务、劳动力或者资本等的交换的增长能够让所有参与方都受益。抛开交易成本不提，以前相互分隔的两个单位，无论是个人、村庄、地区、国家，还是大陆，只要在二者之问创造了商业的和自发的交换，就能够使得双方的收入增加。这种收益就是通称的贸易收益，它为免费午餐提供了一个有益的例证。亚当·斯密曾在1776年指出，贸易导致了国家财富的增长。史密斯的增长机制依据的是以下思想：更好的劳动分工通过专业化以及劳动技能适应于工作而促使生产率的提高。由贸易增加而促成的经济增长可以称为斯密增长（本术语来自帕克尔，1984年）。所谓交易成本，就是市场上物品和服务的交换或者买卖的成本。降低交易成本，或者改善产权的分配和处置将促成贸易。不过，在本书中，这不是我非常关心的那种免费午餐。
3.规模效应。人们有时候主张，人口增长本身就能够导致单位收人的增加（例如，Simon，1977；Boserup，1981）。显然，如果劳动分工促进了繁荣，那么，即便人口数量增加得极少，也会使专业化成为可能，并引起产出的增加。而且，例如道路、学校、产权执行机构等等，当它们达到某种程度时，必然存在着各种固定成本以及固有的不可分割性，这只有在相对较大的人口规模时才能够得到有效的配置（North，1981）。当经济规模本身的增长经由纯粹数量的增加而引起经济体中单位资本的生产潜力的增长时，这在个人看来就是一顿免费午餐。不过，在其他资源没有增长（例如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或者增长得较慢时，人口的连续增长在这些其他资源上加大了人口压力，而经济就会从逐渐增长的状态向报酬递减的状态转变。当这种拥挤显现的效应开始为人们所觉察的时候，人口进一步的增加就会引起生产的紧张化，造成人均收入下降。由其他因素来抵消报酬递减仍然是可能的，因而人口的增加是可以伴随经济增长的。但是，就此推断“人口增加促使经济增长”是不正确的。
4.人类知识存量的增长，既包括名副其实的技术进步，也包括制度变革。帕克尔（Parker，1984，p.191）把熊彼特增长定义为“在信用扩张的支持下，由连续的、起伏不定的技术革新所带来的资本扩张”。为了向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表达敬意，我再次追随帕克尔的做法，把这一过程称为熊彼特增长。实际上，本书所探讨的就是技术革新，其他所涉甚少。本书后文将反复提及熊彼特。我认为，所谓技术进步，就是以增加效率的方式应用在生产过程当中的技术信息的任何变化，要么在生产中以更少的资源得到一个给定的产出（也就是较低的成本），要么生产出更好的或更新的产品。不过与帕克尔不同的是，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把熊彼特增长的思想局限于只得到信用支持的资本扩张。技术进步先于资本主义和信用数百年，而且寿命也将比资本主义的要长。
选择使用“信息的应用”等词汇是有意而为的：我们将会看到，大量的增长源于先前可用信息的配置，而非得自全新知识的形成（Rosenberg，1982，p.143）。毕竟，从经济学观点来看，收入的增加是由于全新信息应用于生产——不管人们就“全新”的确切含义的严格定义是否取得一致意见，抑或归因于现存信息向新的使用者传播，其实是无关紧要的。
从历史记载来看，技术变革是不均匀的、间歇式的。在某个特定国家历史的某些短暂时期，例如1760～1800年间的英国，或者1945年之后的美国，技术变革是相当频繁且丰富的。不过，在这些高峰期过后，它却常常伴随着技术进步而走向逐渐消失的时期。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虽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对这个问题的著述汗牛充栋，可是他们却发觉难以对它详加阐释。有一个经济史学家（Thompson，1984，p.243）这样嘲讽道：“技术变革就像上帝。人们对它讨论颇多，有人顶礼膜拜，有人拒绝抵制，却没有多少人理解。”之所以缺乏理解，原因很多。技术史是如此的多样，以至于几乎任何一种观点都会遇到相反的例证，产生矛盾。从大量定性的、却常常是不确定不完整的信息中，获得经验上的一定之规就是碰运气。可是，如果没有它的话，技术史学家的辛勤工作似乎毫无意义，而且在我们经济的历史当中，技术的角色仍将得不到理解。
当一个经济体的资源基础膨胀时，可以二中择一：要么享受更高的生活水平，要么像威尔（H.G.Well）的著名措词那样，“把上天赋予的礼物花费在纯粹无知无觉、数量日增的普通大众上。”在近代历史上，尽管人口增加，经济还是得到了增长。而在此以前，正如马尔萨斯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所不知疲倦地指出的那样，人口增加将无情地把生产力增长的果实吞噬殆尽，而在我们能够度量的范围内，生活水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变化甚微。所以，出于某些目的，把增长定义为总收人而非人均收入，也许是有意义的。琼斯（Jones，1988）采用的就是这一方法。现代经济学家探讨技术变革的著作汗牛充栋。所有研究经济增长的作品都承认“经济剩余”的存在，这部分经济增长不能由较多的资本或者较多的劳动来解释，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必然被视为免费的午餐。技术变革似乎是解释这种剩余的自然的候选者，而且有时毫不犹豫地把二者等量齐观。不过，在解释为什么某些社会比其他社会更具技术创造力方面，这些著作却并非特别成功。局限于1945年之后时期的经济史极少提到它，技术史亦然。当人们引用某位技术史学家的观点时，例如阿伯特·乌舍尔（Ab—bott usher），更多的是由于他好奇而推测性地把格式塔心理学（Gestapsychology）应用在发明上，而不是由于他对“机器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何实际演变”所拥有的渊博知识（例如，请参阅Thinle and Ruttan，1987，pp.2—5）。经济学家一般倾向于考虑在供求变量、研发和生产力增长之J间的关系来解释技术变革。这样一来，他们隐含地把技术视为一个输入量，虽然这个输入量具有罕见的特性，它能在研发市场上生产和销售。对于1945年之后的时期，这样一种市场分析可能是一个有益的描述，也可能不是。
但是很明显，在解释中世纪时期风力在欧洲的传播、中国汉朝时期铸铁的采用，或者17世纪管理在英国的大量应用等的时候，这样一种框架是完全不适用的。纵观大部分历史，技术变革几乎不能被视为渐次开展的研发过程的结果。技术变革很少具备那些经过规划以及对成本效益进行精确计算的要素。那么，如何对技术变革加以解释呢？
一旦经济学家斗胆跳出传统微观经济学的安全领域，同意考虑非经济因素，他们常常会发现，人们对历史事件武断得令人绝望，即，每一种现象都存在着许多似是而非的解释。那些以地理、政治、宗教、军事和科学等因素为基础的技术变革理论典型地失于调和、不愿割舍。其中的许多解释虽然有意义，却不一定正确。以这种方式提出问题也许不是十分有益的；问一问这种解释是否有说服力或许更好。对于某个具体理论到底是否得到事实的支持，或者完全没有逻辑性，我们能够收集到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吗？接下来，我将力图遵循这种方法。
我虽然把注意力集中在熊彼特增长上，但并没有贬低其他形式的经济增长。不伴随其他形式的经济增长的技术变革是罕见的。上述四种经济增长以多种复杂的方式相互补充。例如，人们对技术变革广泛地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大量的技术变革被物化在新的资本当中，因而在缺乏资本积累的情况下，技术变革将是缓慢温和的。如果上述观点正确的话，那么索洛增长同熊彼特增长是联合起作用的。熊彼特增长也会引起斯密增长，过去确实如此。例如，通过降低运输成本，海运业的技术进步导致贸易收益的增加。出于简洁明了的目的，在此我将把注意力集中在严格意义上的技术变革上，惟有在其他形式的经济增长直接涉及技术变革的情况下，才对这些形式加以处理。
研究技术变革必然会在分析的整体层面和个体层面之间游移，这是不可避免的。依照定义，经济增长本身是一个整体过程，而革新和采用的各个过程通常是由较小的单位（个体或者企业）来执行的。因此，经济史学家的注意力被引导到技术创新的宏观基础上，即，哪种社会环境使得个体具有创造力，哪些类型的激励、动机和制度创造了一种鼓励技术革新的经济？在对技术创造力进行分析时，主要把它看做一种社会现象，而不是个体现象。换言之，我在这里所感兴趣的，并不是为什么某些个体比其他个体更具创造力，而在于为什么以前和现在都存在着这样的社会，这些社会比其他社会更具创造力？为什么经济增长（至少就熊彼特增长而言）发生在某些社会中而不是其他社会中？恰恰上面这个问题是核心议题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