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技术的早期发展同普通牧师——修道士有关联并非偶然。在西方技术的涌现下，很多都被用来阐明修道院的秩序的重要性。严格的日常时间表让僧侣们以某种准确度了解时间，这种时间表同重力钟的发展之间的联系众所周知（兰德斯以另一种方式对这方面的文献进行了叙述和考察，IJandes，1983，pp.61—70）。但是修道院的秩序，或者至少其中的部分秩序，超出了他们的直接需要，并为受过教育的阶层和生产性阶层之间搭建了一座健全合理的桥梁。在公元四五世纪， “生产性劳动是高尚的”这样一种信仰扎下了根。大约在公元．530年，本尼迪克特教团的创始人圣·本尼迪克特（St.Benedict，5世纪意大利名僧——译注）撰写了本尼迪克特教规，这为他赢得了“也许是劳动者历史上的关键性人物”这一不太有希望获得的赞誉（Lynn White，1968，p.63）。本尼迪克特教团僧侣被教导要尊重劳动和生产。怀特提议通过强调这一点来解释中世纪的技术。圣·本尼迪克特教导僧侣们，懒惰是灵魂的大敌，干活等同于做祈祷。态度的转变远非突然发生。起初，劳动决不是一种苦行赎罪的推荐形式，还算不上是一个美德（Legoff，1980，pp.107—21）。到最后， “忏悔式劳动的概念被劳动是一种赎罪的积极手段的概念所取代” （同上，p.115）。怀特相信， “实践者和理论者体现在同一个身体上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僧侣是第一批指甲上沾染了污物的知识分子” （Lynnwhitek，1968，p.65）。由于僧侣属于受过教育的阶层——实际上数百年来一直是受过教育的阶层，所以怀特的这种信念是有一定基础的。本尼迪克特教规确立了体力劳动和生产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由此它第一次向“视劳动为堕落行径”这样的经典观念发起了挑战。本尼迪克特教团的僧侣对于中世纪的生活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在教育、农业、土地开垦和工艺技术等方面扮演了一个主要角色。“本尼迪克特教团确立了一种道德规范，到12世纪，这种规范承认生产力和财富是劳动的天然的副产品”，奥维特（Ovitt，1986）写道。随着时间的推移，普通僧侣所确立的榜样溢出到其他作家。当本尼迪克特教规在其禁欲主义色彩变得堂皇而模糊的时候，纯粹主义者的火炬被西斯特教团的僧侣接过了手。经过极其漫长的时间，劳动才从宗教的定位中脱离出来，归还其本来的世俗面目，用奥维特的术语来说就是，经济生产的高尚性质是在其产出方面而不是劳动对劳动者灵魂的德行的影响方面而得到教会教义的评定的。但这可能不是非常重要。对于生产价廉物美的产品来说，关键在于产品满足了经济上的需要，这在中世纪意味着满足了基本的物质需求。更多更好的住所、食物、衣服、能源和运输工具就是给予他们自己的报酬。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体力劳动给予某种程度的尊重最终导致体力劳动被取代。怀特说得好， “劳动的目的是终结劳动”。惟有当富有才智、受过教育的人们卷起他们的袖子、投身于体力劳动之后，他们才获得了有关人类的肌肉和汗水如何能够被机器取代的灵感和启示。机械技术，虽然离深孚众望还差得远，但还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美德地位。在12世纪，巴黎的维克多林（Victorine）僧侣把机械学纳入他们的有用知识的计划之列，在这个过程中，向权威发起了挑战，自认为权威不亚于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354—430，罗马帝国基督教思想家——译注）。在西方，管风琴和钟表相继成为宗教仪式的一部分：机械不再被认为是有罪的。西斯特教团的僧侣把每一座修道院都献给了圣母玛丽亚，她们并不担心咯吱作响的水车使她们不快：有些修道院里有4~5台水车。用怀特的话说，罗马天主教在西方形成的“文化气候”帮助改造了环境，使技术变革得以在这种环境中孕育和发生。在这种文化气候下，工匠和学者开始找到一个共同的基础并建立了沟通。其结果是，涉及技术的人们开始写作。在12世纪20年代，西奥菲勒斯写成了第一部论述技术的重要著作，该书仍幸存至今。威拉德·德·霍内科特（Villard de Itonnecourt）生活于13世纪早期，他留下的一套设计大概是用来教学的。在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时期，有文化的阶层和工人阶层不再脱节，二者之间的边界开始贯穿。受过教育的阶层和生产性阶层之间的联系对技术进步的重要性似乎过于明显，所以无需多加强调。
13和14世纪出现了工匠兼学者，例如罗杰·培根fRoger Ba—con，12147—1294，英国自然科学、哲学家——译注）和沃林福特（Wallingfort）的理查德。随着印刷机以及使用本国语而非拉丁语书写的传统的出现，拥有技术知识的人同其他人进行沟通的机会迅速增加。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的工程学和医学论著大量涌现，标志着发生在欧洲的巨大变革发展到顶峰。如今，人们广泛地把这种变革的根源理解为属于中世纪，虽然这个时间的确定又会引起争论。
文化环境和心理因素不能独立解释中世纪技术波澜壮阔的展开。例如，我们必须奋力解决，为什么基督教的拜占庭部分没有创造出任何像西方所创造的东西。有人把二者的差异归咎于西方更专心于沉思和神秘的禁欲主义，正如林恩·怀特所做的，但这个论点似乎有点似是而非，因为它没有解释这样的事实，同是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其他宗教最终发展出了类似于仇外和保守主义的特征，从而扼杀了技术创造力。
在其原始形式中，伊斯兰教能够向西方基督教那样接受技术进步，但是如前所述，在12世纪前后，伊斯兰教开始变得不这样了。伟大的伊斯兰教哲学家兼神学家阿尔一加扎里（1058—1111）断言，科学和技术是与伊斯兰教无法共存的，他还试图把神秘主义和伊斯兰教调和起来；而在这个时候，西方的神学家正促使基督教更理性，与古典科学更相容。再一次，相关性没有证明这里存在着因果关系。但是有人作证说，例如，虽然阿拉伯人的独桅帆船具有梯形四角纵帆，可以在逆风的情况下行驶，但是驾驶独桅帆船扬帆于阿拉伯海的穆斯林船长更宁愿等待季风的到来。有一个古老的阿拉伯谚语说， “除了疯子或者基督徒，没有人会逆风启航” （Landstrom，1961，p.213）。
经济史学家的著作对东西方之间的一个差异加以浓墨重彩。西方是由自治程度不一的政治实体组成的，这些实体为了生存、财富和权力彼此竞争。远在国家体系出现以前，欧洲是一个多元性和多样性的社会，许多政治实体时刻戒备以捍卫自己的独立。罗森伯格和伯泽尔（Rosenberg and Birdzell，1986，p.60—62）把欧洲的多元性归因于封建制度。他们指出，封建制度保证了地方分权，这是多元性所必需的。封建制度的灭亡以及国家的崛起并没有摧毁欧洲的多元化社会形态（但是很可能一度危及了这种多元化形态，例如，当菲力二世试图镇压荷兰的异教徒运动的时候）。在其他地方（例如日本），封建制度对技术创造力没什么作为，而不论封建制度是否促成了多元化社会形态。
为生存而奋斗确保了统治者在长时间内不能对那些提高本国经济实力的变革怀有敌意，因为存在真正的风险，革新或者革新者移居到他国从而使竞争者受益。各国对他国产生的技术加以追踪和仿效，对他国的工匠加以诱惑和贿赂、让他们移居到国内。没有追随这个方针的政权，例如西班牙和土耳其帝国，落后了，失去了其经济和政治实力。相对较为宽容的国家，例如英国和荷兰，则形成了经济进步的优势，由于其人口规模及全体人民的拥护而获得了政治影响力。国家之间的竞争促使国家直接干预，从而刺激了创新活动。在17、18世纪的欧洲，遵循重商主义政策的国家向解决了技术难题的发明者给予奖励，诱使外国工程师和工匠移居到本国。这样一来，不同国家之间的竞争不仅对于新技术的创造，而且对于他处产生的思想的吸收和传播都是重要的。当然，这恰恰是古典文明的弱点所在。
直觉常常促使经济学家对欧洲政治上的多元化状况和竞争市场模型做一个对比。因为经济竞争有助于提高效率，他们假定政治竞争同样如此。这种类推易于让人误解，因为经济竞争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无须付出代价的机制，而政治竞争却造成费用浩大的军备竞赛，损害福利。在促使欧洲逃脱我所称之为“卡德韦尔规律”的陷阱上，政治的分离状态很可能起决定性的作用。卡德韦尔（cardweu，1972，p.210）指出： “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超过一个较短的历史时期极具技术创造力。”按照他的描述，卡德韦尔规律只不过是经验性的规律，而且是一个粗糙的规律。 “国家”的定义是模糊不清的，更不用说一个“较短”历史时期的定义了。更有甚者，对于他的规律可能正确的经济和社会原因，卡德韦尔没有给我们哪怕是略微的提示。可是，如果我们承认它是一个经验规律，欧洲的优势就变得显而易见了。欧洲始终是由众多国家组成的。若干世纪以来，欧洲的技术重心移动不居，不同的时期位于不同的地点：意大利、德国南部、荷兰、法国、英国，然后又回到德国。在欧洲，政治上的分离状态并没有禁止信息从技术领头羊流向追随者，所以其结果是，欧洲所使用的技术最终总是确定在最具实践性的在用技术上，而技术发明于何处则无所谓。对此，琼斯（Jones，1981，p.124）雄辩地说： “书籍有可能被教会焚毁，科学家被审判，机器有可能被暴徒捣毁，企业家被政府驱逐，发明者被剥夺所有权，但是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经历技术衰退。多单元系统具有一个内在的弥补局部损失的能力……而且大于各部分之和。”此外，欧洲在政治上的多元化状态——先处于封建制度之下、后处于王朝国家之下，使得离经叛道者的思想和行为比在大帝国中更为人接受，即使始终不那么容易。科学家、工程师、哲学家和宗教异议人士质疑传统智慧，利用国家体系保护他们自己免遭反动当局的迫害。
当然，欧洲为政治的分离状态支付的代价是战争。我在前文论证过，战争对技术进步的总的积极影响是有限的，而如果同时考虑收益和损失的话，其净影响的确是消极的。政治竞争引发的战争并不必然比企业竞争所导致的非法行为更多一些。或许，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是一个不会引燃主要战火威胁和平的世界，例如具有欧洲特色的滑铁卢战役和萨拉热窝战役。只要战争伴随了政治的分裂状态，它就是需要支付的代价，而不是可以享用的收益。无论如何，政治统一并不必然意味着和平，正如中国历史让我们想到的。
对技术变革的政治经济学感兴趣的历史学家面临一个更为复杂的两难困境：政治竞争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具有内在的模糊性。时刻担心自己在世界中的政治地位的国家更有可能服从“斯帕尼克（Sputnik，苏联人造地球卫星，请参阅前文——译注）效应”，即，一个社会因技术上落后于人而可能受到威胁。从彼得大帝的俄国到明治天皇的日本再到苏联首次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之后的美国，这些国家之所以着手努力提升各自所使用的技术，主要是出于政治原因。因此，国家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竞争，对于技术进步是有利的。然而政治竞争不同于经济竞争，它有可能退化变质，而进入军事扩张、战争，最后导致毁灭。所以，国家竞争是好事也是冒险，这二者之问存在一个微妙的最优平衡点。
所以，政治分裂状态不是技术进步的一个充分条件。在某些情况下（古希腊的城邦，伊斯兰世界的西班牙，中世纪时期四分五裂的印度各政治实体都浮现于脑海），政治上的地方分权化比革新更具破坏性。于是，在微观经济理论中，竞争并不必然产生效率。多元化状态也不是一个必要条件，因为在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确实发生了某种进步。可是在欧洲，假定各政治实体能够保持各自的独立、没有被国防所带来的经济负担压跨，那么，政治的分裂状态可以担保的是，任何一个单独的决策都不能熄灭技术的进步之火，任何一个统治者的反复无常或者虔诚爱国都不能阻挡技术进步以及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