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中叶以后，工人对机器也采取了一种日益消极的态度，尽管他们的动机指向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其程度和排斥机器以保护自己的特殊技能这一动机却差不多。美国锁匠阿尔弗雷德·霍布斯（Alfred Hobbs）曾经把可互换部件引入制锁业，他在1857年声明： “伯明翰的枪炮制造商在引进机器的道路上，主要障碍是工人们对这种革新的反对。”约瑟夫·惠特沃斯于1854年就英美两国制造业的不同写了一份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英国工人对新技术较美国工人敌视得多，因为英国工人的技能更熟练、组织得更好、更不易变通（Rosenberg，ed，p.1969）。在19世纪50年代，经过三次针对一台缝纫机的罢工后，这台缝纫机被禁止安装在英国造鞋业中心北安普敦郡。而且，在地毯制造业、印刷业、玻璃制造业和金属制造业，有些重镇的抵制非常激烈，新式机器都被成功地排除在外了（Samuel，1977，pp.9—10，33）。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抵制所采取的形式，是就由于生产环境的变化而造成的工资和工作条件的变化进行艰辛苛刻的讨价还价。拉佐尼克（Lazonick，1979，1986）详尽地展示了，在19世纪的英国，工会在减缓革新进程、后期在创造一种不利于技术变革的氛围方面取得了多么不同凡响的成功。熟练工人的议价能力使得制造商在棉织业——英国成熟老化的工业旗舰——引进新式机器上成本高昂。尤其在棉纺业，工人强迫资本家保留了“看管人”制度。“看管人”制度是在19世纪头25年出现的，在这种制度中，资本家把某些监督和招募职能授权给看管骡机的男性工人。这套制度虽然没有阻止自动骡机的采用，却减缓了采用自动骡机的步伐，防止资本家利用它来增强他们同工人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可是，到19世纪80年代的时候，骡机的运用达到了极致，环锭纺纱技术同英国擦肩而过。拉佐尼克（Lazonick 1987，D.303）推断： “既得利益，尤其是英国工人在岗位控制上的利益以及英国管理能力历史性的欠发达，对……促进先进生产方式的传播造成了妨碍。”所有这一切并不必然直接导致资源配置低劣这一在狭隘经济意义上的无效率。正如卡德韦尔（cardwell，1972，p.193）所指出的，我们应该回想起， （英国维多利亚后期的）衰退并不是一种经济衰退，而是一种科学技术衰退。
在达到技术生命周期的第三个阶段后，各经济体可能选择不同的防御机制，这取决于其政治体制和社会风俗习惯。一个强势的统治者之所以可能得到拥护，要么是出于保护现状，要么是为了支持进步力量。有时会达成一种妥协。这样一来，结果是不确定的，而在技术生命周期的创造性阶段也许会持续或长或短的时期。尽管如此，这种政治机制还是能够对卡德韦尔规律背后的力量有所揭示。如果那些看来会从技术变革中受益的人和那些看来会受损的人之间所进行的一连串复杂的博弈没有一套更为完整的规范制度，对这些机制人们就不能够弄得更清楚。可是比较清楚的是，这场博弈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构造的。每当一项新技术出现时，它就必须同现状作斗争，其获胜的概率是p。如果获胜了，就成为主导技术，转而在下一阶段受到挑战。如果失败了，反动力量将建立一套新的反技术制度，使得向这套制度发起挑战要困难得多，以至于新技术在博弈的下一个回合获胜的概率只有p’，其中p’<；p。可以想象，如果p’=O，社会将永远受困于既有技术，在这种情况下，现实状况的胜利将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典型的情形。不过，有理由相信， “故事”不太可能就此结束。首先，p和p或许都依赖于同某项新技术相关的利损比。一个更为剧烈的变革虽然将同时加大收益和损失，但二者增加的比例却不一定相同，所以，也许有很能发生的情况是：尽管存在反动制度，一项足够先进的技术还是突围而出。此外，在全球背景下，p’取决于反动经济体和进步经济体之间差距的大小。差距达到某一点后将变得无法忍受，反动势力将被击败，例如日本在1868年就是如此，中国在1898年之后亦如此，但是缓慢一些。
至于为什么技术创造力的持续时间有限而且通常很短，存在另外一种理解方式，它集中在市场结构和革新之间的联系上。多年来，经济学家一直在探讨熊彼特假设。还有一些作品做了归纳（Kamien and Schwartz，1982；Scherer，1980，ch.15；Baldwin and Scott，1987）。简明扼要地说，熊彼特认为，具有相当市场力量的大型企业而不是完全竞争性的企业，才是“技术进步最强大的引擎”（1950，p.106）。在他的观点中，企业自由进入行业是同立足于技术变革的经济进步不相容的。考虑到1914年以前所发生的事情，他的大量辩论是值得怀疑的。有一个对熊彼特假设的描述同加尔布雷思（Galkwaith）有关——他试图把企业规模和创新倾向联系起来，这个描述在这里就更不贴切了。在1850年以前，大型企业极为罕见，生产主要是在家庭企业内部进行，有时还要家庭仆人和雇用人手来施以援助。因此，企业规模对现代以前的技术史具有很大的解释力似乎不太可能。无论如何，熊彼特所指的不是规模而是竞争程度。在这方面，历史记录提供了大得多的变数。小型企业并不能保证竞争性。如果企业为一个足够小的市场（即，如果运输成本足够高）提供产品，单个工匠也可以变成一个垄断者。此外，竞争性行业能够发明各种缓冲机制，以减轻剧烈的竞争程度，最终使本行业在某些方面像一个垄断者那样运转。行会制度虽然不是出于这个目的而设立的，但是很显然，数百年来行会制度在欧洲执行着这项任务。在19世纪，卡特尔、专业协会、政府条例以及不成文的规范恰当商业行为的君子协议减轻了企业的竞争压力。自由竞争是罕见的。相反，一套有限的规则界定了一场博弈，有时候有利于革新，有时候则不然。许多经验主义的现代著作讨论了最适宜技术变革的市场结构，其中大量的作品没有结论，有时甚至是矛盾的。历史证据在这方面没有太大帮助。1750年以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经济体往往比其他经济体的竞争程度更高，卡特尔和常规市场壁垒在欧洲大陆要普遍得多。在德国和奥地利，卡特尔在19世纪后期得到政府的鼓励和推动；在1890年之后的美国，卡特尔是非法的，而英国的卡特尔仍游离于法律之外，既不是可以强制推行的，也不是非法的。可是在实践中，英国大多数企业的规模仍然很小，而且英国工业处于分割状态，没有集中化。这些差异本身并不意味着欧洲大陆比英国或美国的竞争度更低。而且，在1750—1914年间技术变革的记录也没有对任何简单的熊彼特假设提供很大的支持。英国是竞争程度更高的经济体，它虽然在革新方面取得了最初的优势，却在1870年以后拱手让给了欧洲大陆和美国。我们要么是错误地衡量了竞争程度，而且（尽管表面上）英国的竞争力在19世纪后期逐渐变低，要么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相联系的新技术在这一点上同初期技术存在着内在的不同。化学燃料、内燃机、电器和钢铁等革新在设计之后需要进行相当程度的开发和改进。在这方面，德国竞争度较低的市场垄断型企业，在少数强大的投资银行的带领下，以及到19世纪末出现的美国大型企业，也许为技术变革提供了一个更优良的环境（Mowery，1986）。
尽管探讨市场结构和革新关系的著作没有得出结论，但它们也许对卡德韦尔规律的因果根源提供了额外的洞见。技术变革和市场结构的关系是相互的。有人说市场结构会影响一个工业或经济体的技术创造力，但是反馈机制使得技术变革反过来影响市场结构。在这一点上，影响也是不明确的。有些形式的技术变革往往促进竞争，例如，运输和通讯技术的改进削减了当地的垄断势力，电力的实用性导致企业的最优规模减小，新产品的引进同既有产品进行竞争。其他种类的变革（例如专利）强化了规模经济，创造了市场壁垒。可是，值得注意的结论是，不论二者关系如何，这个模型都意味着技术变革有可能是转瞬即逝的。对这个模型进行高度简化的说明就足以阐明，企业规模和技术变革的关系是如何能够解释卡德韦尔规律的。假设只存在两种形式的市场结构，市场结构i传导技术变革，而市场结构j不传导。这种依照它们对技术变革的传导性而对市场结构的分类使自身依赖于在用技术，而且技术变革可能造成既有的技术结构从i转变为j，或者反过来从j转变为i。假设我们从市场结构i出发，且发生了技术变革，就存在四种可能的结果：（1）市场结构i仍在下一阶段占主导地位，i仍对技术变革更具传导性；（2）下一阶段导致i转变到，i和i的顺序反过来了；（3）下一阶段仍发现了处于市场结构i下的经济体，但顺序反过来了；（4）下一阶段导致i转变到i，但现在市场结构j对技术变革更有利。结果（1）和（4）意味着进程是重复的；而结果（2）和（3）暗示着技术进步结束了。如果所有这四种结果都被看做是具有正概率的随机事件，不论结果（2）和（3）发生与否，进程都将不可抗拒地到此为止。福田（Futian，1980）率先使用这种马尔可夫过程来表现熊彼特动力学的特征，他向人们展示了，工业结构和技术进步的可能性是如何由进入市场的便利程度和技术机会所决定的。这项研究可以加以引伸，用来进一步理解熊彼特关于“技术变革在本质上是暂时的”这个洞察力。
在考察技术进步时，问题出现了，我们应该把创造力还是把停滞视为正常状态？这个问题的答案决定着有待解释的陈述：是进步的各时期还是停滞的各阶段需要加以解释呢？显然，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记载，技术变革的时期是异常的。可是，作为工业革命的结果，目前和未来可能截然不同。另一方面，卡德韦尔规律似乎是“把任何事情视为理所当然”太普遍不过的一个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