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性特性的传递被称为“有偏传递”，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它恰恰是革新传播的全部的实质内容。这样的偏向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发生：直接偏向、间接偏向和次数依赖偏向。在直接偏向中，遍历每一个不同的被选事物，最适者被选择；在间接偏向中，追随某个成功的先例对被选事物加以选择；在次数依赖偏向中，某个变异体之所以被选择，取决于该变异体在“父辈体”中被使用的次数。在这些偏向中，每一种偏向在新技术的传播中都有一个对等物。卡瓦力—斯福扎和菲尔德曼（avalli—Sforza and Feldmarl.1981）证实，一个社会在采纳一项具有适应性的革新时，文化知识传递的确切方式对于决定其保守或进步的程度至关重要。传授个体和学习个体之间的沟通减少了异种技术生存的机会。
这种类比是不严密的，因为认识论并不存在DNA的准确类比物，因而不会通过基因和染色体中的突变而变化。严格来说，突变只不过是基因信息在代际传递活动中发生的复制错误。在文化变革中，包括技术变革在内，变化发生在现存的样本中。因此。这些变化不是其标准词意上的复制错误，而是思想和灵感，虽然其出现的方式通常不为我们所知，但是不完全是随机的。与科学和技术不同，生物进化不涉及目的。在生物界中，不存在这样的有意识的实体，其运作方式可以同那些设法使生活更美好、降低生产成本、与癌症作斗争或实现核聚变的个体相提并论。新思想往往通过微妙的、常常是下意识的机制而受到环境的影响。因此，文化和技术上的革新被导向解决问题，从而证明，从平均来看比革新纯属随机的情况更具适应性（avalli—Sforza and Feldman，1981，p.66）。这在类比中不一定是一个致命的缺陷。尽管基因突变是复制错误，但是基因突变也不完全是随机的。突变也受到环境的影响：它们受到诱变剂的诱导，例如x射线。此外，并非所有的基因对这些诱变剂都具有相同的敏感度，染色体中某些被称为“热点”的部位具有极高的突变率。而且，现在我们知道，突变概率不是对称的：在某个方向上的突变比相反方向更有可能发生，这一现象被称为“突变压力” （Dawkins，1987，p.307）。
二者之间存在更深层次的区别，这种区别涉及跨世系借用。在进化生物学中，不同物种不常交换基因——遗传信息。在有机体世界里，虽然会发生杂交，不过只会发生在关系极为密切的物种之间。我们和灵长类动物有99％的基因是相同的，可是杂交却不会发生。在技术史中，这种交流自始至终都在发生着。在生物界，一个物种的进化对其他物种的主要影响是通过它对环境的影响而发生作用的，然而在技术上，不同“物种”的变化对其他“物种”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前者通过交叉借用而起作用，后者则经由对经济环境的影响而产生作用。不同技术的交叉“受精”作用在技术史中并没有得到广泛的重视。不过萨哈尔（Sahal，1981，pp.71—74；同时请参阅：Basalla，1988，pp.137—38）是一个例外。萨哈尔对他所称的“创造性共生”的重要性进行了辩护。在“创造性共生”中，以前毫无关系的技术发生了融合。冶金和钻孑L技术的进步使高压蒸汽机成为可能；钟表和轮船设计中的根本变化唤起他人思考如何制造更精良的仪器和风车；对燃料和熔炉加以改造用于啤酒酿造和钟表制造，结果却让炼铁业受益良多；来自风琴制造的技术思想被成功地应用于织布技术。这种差异有损于类比的有效性，可是其损害达到何种程度还不清楚。哈尔（Hull，1988b，p.451）推断： “同表面现象给予人们的预期相比，世系融合在生物进化中更为普遍，而在社会文化的演进中则不那么普遍。”
而且，在动物界中，生殖通常是双亲的行为。既然根据定义不同物种在生殖上是孤立的，进化当中突然骤变的可能性极为有限。个别的突变异种将难以找到具有相似属性的配偶，突变将会消失。文化或技术信息向后代的传递不要求配对，这样一来发明的动力学同物种形成的动力学就十分不同了。可是，这种差异不像它可能看上去的那样意义深远。有性繁殖要求相匹配的独立双亲，这在生物界中并不是很普遍。正如哈尔（Hull，1988b，p.444）所指出的，如果双亲遗传对于选择机制的正常运转是必要的，那么贯穿其大部分历史的是，选择将不适于生物进化。此外，只要有性繁殖存在，它就暗示了一个约束突变的互补性。遗传学的规律亦强加了一个相似的互补性。当一个突变导致了一个隐性等位基因时，在它匹配了另外一个同类突变以形成一个同型接合子以前，它是不会在显型中表达自己的。所谓同型接合子，指的是这样一个个体，其母本的和父本的等位基因（携带了基因信息）是相同的。这种技术史充满了相似的互补性。我们已经看到了众多这样的发明实例，这些发明要求伴随着互补性发明，如果没有后者，新物种的命运就有可能像没有配偶的突变异种那样。我将在后文中回到这个问题。
生物进化和技术演进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差异，即，人们通常相信，生物进化的一个核心要素是能够适应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而技术变革首先是对环境的操纵（当然，某些非人类物种例如海狸和蚂蚁有时候确实是操纵其环境）。在进化生物学中，更为常见的是，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往往涉及那种被经济学家认作生产要素互换性的等价物的东西。换句话说，同创造一个新的、更优的可选技术相比，在既有的技术中进行选择（替代）的可能性更大。在替代和技术改进之间做出区分常常是困难的，因为在实践中很难了解，一项技术是已知的和可用的却没有被使用，或者是完全未知的，但是做出逻辑区分却很重要。可是，我们将会看到，生物进化和技术变革之间的这种差别并不是决定性的。物种形成不是适应，尽管物种形成常常伴随着适应（Eldredge，1985，p.97），同样道理，发明不是替代，虽然发明常常伴随着替代。达尔文最初的观点是，进化性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物种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需求推动的，实际上这种观点不再为人接受了。成功的物种并不与其环境维持一种“紧密适应的关系”（Stanley，1981，p.11）。人们相信，进化性变化率主要是由突变率和种群的特征——例如种群规模所决定的。即使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突变也会发生，从而能够发生物种的形成（当然，某些环境比其他环境更易于导致物种的形成）。因为每个物种把所有其他物种视为环境的一部分，所以这样的变化意味着一个稳态环境能够被进化本身所扰乱。只要其他物种变化了，每一个物种就不得不变化。这样一种变化的动力学模型对于学习技术进步的经济史的学生是不足为奇的。为了跟上其他物种，某一物种需要进化，现代生物学家称之为“红桃Q假设” （Maynar_d Smith，1988，p一83），它似乎恰当地描述了熊彼得等人所描述的革新浪潮。没有顺势而为的物种灭绝了。进化就像技术进步那样属于创造I生破坏。
这把我们带到类比中最窘迫的逻辑困境：一个新物种在繁殖上是（或者最终变成）同其他物种相互隔离的，因而在适应和物种形成之间做出关键性的区分往往是无知的。在技术中，我们不能轻易地规定一条精确的界限，把一个新“物种” （即技术）同既有的“物种”隔离开来，于是，谈到“一项旧技术之内的革新”或者“一项新技术的出现”必然是武断的。可是，我将证明，尽管灰色区域不可避免，但这种区分不仅可能，而且对于技术进步的理解至关重要。进化论生物学家也不能就如何适当定义一个物种达成一致意见CBush，1982；Maynard Smith，1988，p.127），或许这多少给人某种安慰。
这样一来，这种类比是不完善的，但是我们决不应该低估一致性。在最后的分析中，生物繁殖和经济活动都是大自然的原动力，受到资源有限性的约束。最重要的是，达尔文在阅读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阐述在动力学语境下稀缺性的精髓著作后，他本人偶然想到了自然选择的思想。人口压力为自然选择提供了主要的操纵法（Ruse，1986，p.24），虽然不同的生存和繁殖方式存在着其他原因。按照类比，如果在某种环境中，企业不能自由地进出一种活动，或者由于受到传统和制度的约束在其中最多占有某个固定的市场份额，那么技术变革将在这种经济环境中受阻。可是在这方面，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也不是对在用技术进行选择的惟一原因。即使是在各技术间没有竞争的行业里，如果某项技术用来生产消费者不再需要的东西，那么该技术就有可能销声匿迹。个体为争夺各自的利益而相互竞争，通过竞争，创造了一种更高级的秩序，这就是亚当·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当然，自然选择理论同这一思想密切相关。尽管在时间尺度上差异甚大，但是在技术史和生物进化史中都存在着可以确认的长期趋势。虽然能够辨别那些提高效率和复杂度的长期趋势，但是在技术史中比在进化史中更易于辨别这样的进步。在二者中，选择过程都是极端不经济的。在新的技术思想和突变中，绝大部分都是无用的。可是它在技术变革中也可能是正确的，正如哈（1988a）就科学变革和生物进化的情况所指出的，选择过程在不消除其作用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获得太高效率的。毕竟，技术变革是冒险进入未知世界，而不是进入不确定性领域，其风险是不可能通过多样性来分散掉的。
与此同时，选择过程时常看起来奇怪地不完整。有些看似“不适宜的”物种却顽强地存活下来。生物学家在其他例子里指出，随机遗传漂变能够导致不确定的结果。尽管存在自然选择的压力，稍微有害的基因能够而且确实变成种群中的同型基因（Iewontin，1982，p.159）。长期以来，种群遗传学家已经认识到，造成遗传频率适应的选择过程并没有产生最大限度的适应性。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经济史学家作了极大的努力，并设法表明，某些效率明显低下的技术在出现了更新更佳技术的情况下却幸存下来，实际上体现了对环境的精巧适应。尽管如此，他们的努力并没有证明技能主义者的强硬立场——某项技术的长期存在必然暗示着效率。熊猫的拇指和标准打字机键盘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自然选择结果的低效（Gould，1987），在这二者之间所作的巧妙类比例证了生物界和技术领域中演进（进化）过程显而易见的次优性。并非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并非所有可能的解决办法都尝试了。正如坎普贝尔（Gretchen Campbell，1987，p.105）所评论的： “我们的知识是经过残酷的优胜劣汰才获得的。”
类比还可以扩展。技术和进化都是经由在时间上前后相继的连续过程而发展的，即，我们可以识别各代，各代有时重叠，有时没有。正如哈尔（Hal 1988b，p.441）所说的： “每当老人指引小孩如何制作弹弓的时候，这在概念上就是两代人。”其结果是，在生物进化和技术变革中，结果的数目是受限的，因为每一步都发生了选择。在前代失败的试验上得到的各个变种很少得到检“验。因此，亚瑟（A，thur。，1989）主张，当蒸汽汽车被置之不理的时候，人们没有对它们作进一步的改进，虽然存在下述可能：进一步的干中学本来会发明一种蒸汽动力的交通工具，这种交通工具最终将比汽油发动机高级。正是这种性质——从盲目的变种中积累结果、然后在那些早期试验所经过的路径上考察进一步的变种——阻止了试验的无限发散，正如坎普贝尔所说的，这种性质使得不太可能的事物变得不可避免。选择是在存在的事物上进行的，而不是在原本可能的事物上进行的（Nelson and Winter.1982，p.142）。换言之，进化是路径依赖的，这是大卫（David 1987，1988）和亚瑟（Arthur，1989）近来所强调的技术变革的一个特性。熊彼特（schumpeter，1934，p.6）注意到，从过去传承而来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网“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把铁镣铐牢牢地套在”我们的脚上。在进化生物学中，学者们近来开始承认，当那些选择发生于其上的实体是更大系统的成员时，过去在选择过程上强加了结构性约束。进化不能一下子改变太多的事物，而且结果常常是异乎寻常的。哈尔（Hull，1988b，p.449）指出，人类的会厌（软骨——译注）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