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底，斯诺完成了他为时四个多月的探险旅程，回到北平的家中。斯诺的妻子尼姆·韦尔斯是这样描述斯诺刚回到家时的情形的。
“他胡子拉碴，又累又饿，香烟、咖啡、鸡蛋、牛奶没一样不馋，但是却得意洋洋——酷似一只在吞咽金丝雀的猫。”
“他写自己的采访纪实，我誊抄他的笔记，写图片说明。在打下那篇经典性的《毛泽东自传》后，我就想，‘我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埃德遗漏的地方补齐，这是无价之宝。’我们谈了又谈，一连几个钟头地谈，连着谈了好几天。他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完全崭新的文明世界。”
的确，如尼姆所述，斯诺当时完全沉浸于对苏区之行的美好回忆之中，精神上处于一种亢奋状态。他决定避不见客，抓紧时间把在苏区的笔记整理出来，然后再去发布他震惊世界的独家新闻。
但是，在斯诺回到北平家中的第三天，来了个电话。打电话的是斯诺推荐给美联社的记者吉米·怀特，他打听斯诺的消息。因为在斯诺赴西北的这段时间，尼姆一直对外人说：斯诺去内蒙古旅行了。
吉米·怀特告诉尼姆，他们接到来自西安的消息，说斯诺被共产党处死了，美联社已在美国发了电讯，现在社会上的议论已经沸沸扬扬。
接着，美国、英国许多家报纸的编辑都打来电话，询问斯诺是否被处死了。
斯诺只好停下写作，驱车去美国使馆，举行记者招待会，发布了他苏区之行的重要消息。
北平的新闻界震动了，中国的新闻界震惊了，世界的新闻界轰动了。
要知道这是近十年来第一个亲身人红区探险者带回的消息啊！
斯诺成了舆论界最关注的人物。
《纽约太阳报》、《时代报》、《星期六晚邮报》、《密勒氏评论报》、《大美晚报》、《先驱论坛报》、《生活》杂志……纷纷向斯诺约稿。伦敦的《每日先驱报》将斯诺提升为该报驻远东的首席记者。《纽约太阳报》和《时代报》则为把斯诺的报道据为各自的独家新闻而争执不休。
国民党方面的反应也非常迅速。他们先是断言斯诺从未与共产党人接触，所谓苏区之行不过是招摇撞骗。因为他们不可能想象在封锁得那么严密的情况下，斯诺是怎样进入苏区的。当斯诺发表了一些照片加以证实时，南京政府的新闻局就威胁要取消斯诺的新闻记者的特权。国民党的特务还直接找斯诺，问他是如何越过封锁线的，是不是俄国的飞机把他送入红区的。
日本的情报官员也去找斯诺，除进行恐吓威胁外，也打听斯诺是如何进入苏区的，是不是得到了南京方面的支持？
斯诺回答得十分巧妙。他说他是从蒙古徒步进去的。人人都办得到，你们干嘛不试试？
……
这个时期，斯诺真成了大忙人，他以惊人的状态勤奋工作着。
1936年11月12日，在斯诺回到北平不到两周的时间里（实际还应扣除稿件写成后，在邮递途中的时间，刊物采用前编辑、印刷的时间。当时斯诺写成的报道不能从北平直接发，大多是派人送到大连，再转发出去），在中国影响最大的《密勒氏评论报》就分期刊出了斯诺写的《毛泽东访问记》。文章用一问一答的形式准确地介绍了毛泽东对许多普遍为人们所关心的问题的基本态度和见解。上海的《大美晚报》在稍后的日子予以转载。
1937年2月5日，《大美晚报》发表了斯诺演讲稿《红党与西北》。
1937年4月15日创刊的英文刊物《民主》发表了《苏维埃的台柱子》（即后来收入《西行漫记》中的《苏维埃掌权人物》一节）。
美国的《亚洲》杂志发表了《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毛泽东自传》以及关于长征的报道。
《美亚》杂志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
《新共和》刊登了斯诺的《中共为何要长征》等文。
《星期六晚邮报》刊载了《我去红色中国——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秘史》。
《生活》杂志不仅刊载斯诺的有关报道，还以1000美元索购斯诺在苏区拍的照片75张。
《每日先驱报》则在头版连载斯诺的报道，并配以大篇幅的照片和有关的社论。
斯诺自己回忆，他单是为《纽约太阳报》就写了30篇报道。
除去撰写他在苏区访问的见闻、感受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谈话记录外，斯诺还参加和召集各种报告会，报告他的苏区之行。这主要有：（以下一段主要是根据王福时《西北印象记的“独家新闻”》整理的）
●在美国大使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前文已述）。
●1957年1月21日，在北平协和教会举行的报告会。这次报告会是由包括美国驻华武官卡尔逊在内的男士论坛主办的，参加者有210人。尼姆·韦尔斯回忆：“（斯诺在报告会上作的题为《红党与西北》）报告对所有听众产生很大影响，其中包括来访的传教士和外交使团人员，其重要与成功致使我们认为其每句话都可视为西北的圣经。”斯诺的这次报告甚至打动了英国使馆的老顽固阿斯普兰德博士，“会后他声言如他们（指红党）真如所讲行事，则对他而言，红党任何时候都可进北京。”
●在北平华语学校作报告。
●1937年1月24日，在北平基督教青年会作了为对一个半小时的报告。《救国时报》和《北京纪事报》曾予以报道。
●在谢伟思家用一个晚上谈西北见闻。
●对一批汉学家和学者作了内容与在协和教会同样的报告。
●在北京饭店作了一次由燕京大学新闻系主持的报告会。
●在扶轮会作报告。
●1937年2月5日，在燕京大学临湖轩由燕大新闻学会主持召开斯诺苏区摄影展示会。
●同月22日，燕大历史学会在临湖轩开会，由同学转述斯诺陕北见闻，并放映斯诺拍的有关苏区的影片和幻灯片。
斯诺的这些单篇报道和宣传活动，首先是在国际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国苏区及其领袖毛泽东等人的情况，以及毛泽东代表共产党阐述的各项政策和外交原则，第一次客观准确地为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所了解；接着，这些消息又进一步反馈到中国国内，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主要是涉外人员和懂英文的知识分子）也第一次了解了苏区，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了解了毛泽东，特别是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所做的种种努力；通过中国的这批知识分子，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诚意和政策，又为更多的国民党官员、上层人士所知晓。更由于斯诺的这些单篇报道，基本上发表于卢沟桥事变前，大多集中于西安事变后，因而对于推动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国共的第二次合作，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但一般地讲，由于斯诺的这些报道基本上是用英文写成的，或是对外国驻华人员发布的（除去燕京大学的部分进步学生外），对中国国内群众的影响还不是很大。
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中共北平地下党的负责人黄敬就曾设想组织人翻译斯诺的著作。当时在燕大读书的龚澎（后来做周恩来的秘书、乔冠华的夫人）曾从斯诺那里借去一些手稿，翻译了若干章节，这些最早的中译稿在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成员中传阅。
斯诺夫妇也非常重视如何能将苏区的真相和毛泽东的号召直接地、完整地传达给中国人民。他们一面写一些短篇的报道，一面紧张地赶写一部完整的报告，同时关注着对现有报道的中文翻译问题。
斯诺的陕北之行，使他不但与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而且同共产党人的朋友东北军首领张学良有了密切的来往。众所周知，斯诺出入苏区是在张学良的帮助下完成的，斯诺因而把张也作为朋友，双方过往从密。其中张学良方面同斯诺打交道最多的，当推张学良的重要文职助手、东北大学代校长（校长由张学良兼）王卓然先生。王先生的儿子王福时当时是北平的爱国青年学生，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北平秘密出版油印小报《公理报》，报道事变真相。他经常出入斯诺夫妇家传递消息。
1937年初春，王福时主持召集李华春、李放、郭达等人翻译斯诺有关苏区的各篇报道，准备汇集成书。斯诺夫妇把中国人民的同情倾注到这一本有关中共真相的书的出版上。据王福时老人回忆，斯诺夫妇“把后来在欧美成为热门畅销书的书稿无偿又贴钱地提供给我”。因为他们深知把从陕北带回来的信息传达给中国人民，以“唤醒”他们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该书第一篇是《毛施会见记》，共60多页。这是现存的记述毛泽东与斯诺1936年7月至10月数十次谈话的最原始的文字记录。
第二篇是《红党与西北》，即前文提到的斯诺1937年1月21日在北平协和教会的讲演稿（一译作“红军与西北”）。
第三篇是根据斯诺已在《大美晚报》、《每日先驱报》、《太阳报》等报刊上发表的13篇稿子翻译的，题为《红旗下的中国》，后来它构成《红星照耀中国》的主体部分。
第四、五、六篇是根据《亚细亚》杂志上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诺曼·韩威尔有关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的3篇见闻翻译的，即《中国红军》、《中国红军怎样建立苏区》、《在中国红区里》。
第七篇是毛泽东1937年3月1日同史沫特莱的谈话《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值得注意的是，此篇是在毛泽东与史沫特莱谈话的当月，就被翻译发表的。这较1937年6月13日巴黎《救国时报》刊载此文，早了三个月。它虽然不是斯诺记述的毛泽东谈话记录，但却是毛泽东在3月10日亲自托人交给斯诺，请他收阅，“并为宣播”。这使得毛泽东对1937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和2月份发生的“二二”事件（枪杀王以哲）的评述，在3月份即被国统区的人民所了解。也不失为一篇“独家新闻”。
该书的最后一篇即第八篇，是陈云署名“廉臣”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主要记载红军长征的情况。1936年3月，该文曾在中共在巴黎办的《全民月刊》上连载，7月，在莫斯科出版过单订本，1937年7月30日的《救国时报》也曾全文刊载。这里作为附录收入，在国内也是首次发表。
斯诺还为该书提供了包括“毛泽东在保安”那幅著名照片在内的32幅照片和10首在红军中流行的歌曲，以及毛泽东的《七律长征》。据查这也是首次发表，它与现在流行的《长征》诗，略有不同，现录以备考。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浪抬悬岩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全书在很短的时间内编译完成，编译者为它起了个颇有趣味的名字《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1937年3月，该书由北平的东方快报印刷厂秘密印刷出版。
第一版印了5000册，很快就被销光。此后出现了十几种翻印本，其中流传较广的是1937年4月上海丁丑编译社和1937年11月陕西人民出版社的翻印本。参加此书编译工作的李放说，1938年6月他在广东台山县水口镇的一个小书摊上就发现在出售此书。可见，在抗战爆发前和抗战初期，此书曾风行全国。
斯诺本人称赞此书“向无数中国人第一次提供了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尼姆·韦尔斯则形容此书“像一击闪电，它唤醒了人民”。的确，此书的汇集翻译出版，早于《红星照耀中国》英文初版四个月、比1938年2月复社的中译本《西行漫记》则早了差不多整一年。它虽然在内容上不如后来《红星照耀中国》那样全面，文字翻译也不如后来《西行漫记》那样流畅，但是在时间上，它直接配合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急速发展的形势，对推动全民族抗战的实现起了重要作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出版的第二个月，即1937年4月，该书的总编译王福时陪同尼姆·韦尔斯访问延安。5月15日，毛泽东接见了尼姆和王福时，王将一本《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和一支张学良送给他父亲王卓然的手枪赠给毛泽东。毛泽东成为该书最早的读者。前文述及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就曾引用过这本书的有关记述。
帮助编译出版《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是斯诺报道和传播他苏区见闻的一项重要内容。
但斯诺宣传他苏区之行最重要的活动则是写作和出版《红星照耀中国》。
1937年7月，伴着卢沟桥上空隆隆的炮声，斯诺完成了他一生中最杰出的作品《红星照耀中国》。“红星”一出，立刻便风行世界。
10月，《红星照耀中国》英文本首先由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出版。它一鸣惊人，短短几周就发行10万册以上，一个月就销售了5版，被誉为“真具有重要历史和政治意义的著作”。
1938年1月3日，美国兰登书屋发行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的美国版。书出后，一月内就售出12000册，并连印数次，成为有关远东的非小说作品中的最畅销书。
此后，《红星照耀中国》在国外被一版再版，先后被翻译为法、德、俄、西、意、葡、日、蒙、荷、瑞典、印地、哈萨克、希伯莱、塞尔维亚以及印地语方言等近20种文字出版，驰誉全球。
从国家总统、外交官到军人、实业家、传教士、基督徒，从工农群众、游击队员、青年学生到学者、教师、演员，《红星照耀中国》在全世界赢得了亿万的读者。这里引录几段国外对该书的评论，或许可窥见《红星照耀中国》风行全球盛况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