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散布的种种谣言迷雾已被“红星”的光芒照得烟消云散，成了无稽之谈；胡宗南30万大军的封锁线，挡住了来往苏区的商贩，但却难拦住投奔光明的青年；“干训队”的诱惑、“集中营”的威胁，在苏区的强大磁场面前变得那样软弱无力。是什么使苏区、使共产党对青年们产生了如此强大的向心力？是中共抗日救亡的政策，是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是毛泽东战胜一切的自信心，是斯诺笔下的一切新事物……
在纪念《西行漫记》发行50周年的时候，上海市党史工作委员会，请了25位老同志座谈《西行漫记》对他们当年投身革命的影响。
在上海“孤岛”日特汉奸的白色恐怖下，学校的同学们，连夜传看《西行漫记》，一本书被拆成几个部分。
新被接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同志，当被通知某时去某地接组织关系，接头的暗号是带一本红封面的《西行漫记》。
日军占领租界前，受命转移，扔掉了一切财物，但却台不得丢掉那本引导自己参加革命的《西行漫记》。
满怀爱国热情的学生，原以为蒋委员长是领导他们抵抗日寇的当然领袖，在墙报上画下蒋委员长高举指挥刀，领导他们抗日的画面。看了《西行漫记》之后，才知道“共匪”、“朱毛”，原来都是现代的英雄，而蒋介石抗日是在革命人民的压力下被迫的。
原上海地下党委书记肖英回忆说：“读这本书使我从理论上进到形象上，具体清晰地见到了共产党人，如临其境，见到了让人尊敬、信赖、热爱的共产党人、革命领袖和无数革命战士、英雄们，他们所做的一切是多么艰难而又伟大的事业，要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什么是真正的真理和光明？找到了、就在这里找到了。看得见，摸得着，不再是抽象的了。我也要做这样的人，我看到了自己应该走的路，不再苦闷彷徨了，就像孩子知道了母亲所在的方向，思想感情来了一个飞跃，我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找到党。”
上海解放前夕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在南京路上的王孝和烈士，最初就是看了《西行漫记》，受其感染，参加了革命。
牺牲在盐城根据地的龚志奋烈士，也是在《西行漫记》的引导下参加了革命。
斯诺在《为亚洲而战》中写到：“战事开始以后，我走到一处地方，哪怕是最料不到的地方，总有那掖着一本《西行漫记》的青年，问我怎样去进延安的学校，在一座城市，教育局长像一个谋叛者似的到我这里来，要我‘介绍’他的儿子，让他去进延安的军政大学。在香港，一个发达的银行家也使我吃惊地作了同样的请求。…假设我在上海或汉口或重庆设立一个招募站，我可以募集好几个大队；这也许是对中国最好的贡献。”
斯诺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极其艰苦的时刻，在人们普遍地悲愤、沮丧的时候，大胆地预言“红星将照耀中国”，使中外人民燃起了希望，鼓舞起斗志。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红星照耀中国》，以至各种抽印本，都把宣传介绍毛泽东及其思想放在中心地位。
前文已述，《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8篇，300页，其中，专门介绍毛泽东言行的占3篇，90页；《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初版）全书12篇，除去第1和第12篇讲的是苏区之行以外的事，在其余10篇中，专门介绍毛泽东本人或根据毛泽东口述材料写成达3篇半。即第3篇、第4篇和第11篇中的几个问题。除去这些集中的描写报道外，书中其他篇节写到毛泽东的情况也非常普遍，甚至在介绍其他红军领导人时，也总习惯于用毛泽东做对比。他称毛泽东为“苏维埃掌权人物”、“台柱子”……
在斯诺笔下，毛泽东的形象是和蔼、可亲、可敬、精明、干练的。1937年3月出版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中，斯诺这样写道：“不要以为毛泽东是中国的救（世）主，这是瞎话。永远不会有任何的一个中国的救（世）主。但是不可否认的，你在他身上要感觉到一种确定命运的力量。它不是某种过激和华润的东西，而是一种坚强的基本的活力。在这个人身上，有一个特点，滋长到不可测摸的程度，那就是他综合地表现了千百万中国人的急切的要求，特别是农民的。这些农民是贫穷困苦，营养不足，被人剥削，目不识丁的，可是他们却温柔和善，宽宏大量，勇猛惊人，而且现在是很有反抗精神的人类。他们在中国人民中占大多数。假如这些要求和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振兴中国的动力的话，那么，在这种深阔庄重意义下，毛泽东确有成为中国伟人的可能。”
或许正是由于斯诺对毛泽东第一次，并且是成功的描写，使《红星照耀中国》等著作获得了经久不衰的魅力。在《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和复社的《西行漫记》出版之间，还有一种斯诺陕北之行著作的中译本曾经广泛流行，那就是根据斯诺在《亚洲》（Asia）杂志第37卷第7号至第10号连载的文章翻译的《毛泽东自传》。目前见到的最早印行的一个本子，是由翰青、黄峰合译，上海光明书局1937年11月3日出版。该书的正文分四章，第一章，少年时代；第二章，修学时代；第三章，红军怎样产生；第四章，从“围剿”到长征。全书共3万余字，记述了毛泽东从出生到1935年长征到陕北期间的经历。该书的附录部分收入了《毛泽东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论抗日联合战线》、《毛泽东论抗战必胜》、以及毛泽东、朱德等红军将领联名致蒋介石一致抗战的电文。该书的正文前印有毛泽东1937年7月13日的题词手迹：“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保卫全国，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打到底，这是今日对日作战的总方针。各方面的动员努力，这是达到此总方针的方法。一切动摇游移和消极不努力都是要不得的。”另有毛泽东在红军大学演讲时的照片，以及与其夫人贺子珍的合影。
从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上可以看到，在这个译本的《毛泽东自传》出版前后，还有多种其他译者翻译和别的出版机构出版的《毛泽东自传》问世。比如，汪衡翻译、由上海文摘社于1937年11月印行，当月就又印了第二版；张洛甫译、陕西延安书店1937年版；平凡译、战时文化书局1937年版，张宗泽译、延安文明书店1937年10月再版；以及李杜译、汉口抗敌出版社版；毕正译、新建出版社版；丁洛译、上海三友图书公司版等。此外，上海进步图书馆于1937年n月5日还出版了斯诺原著、白华编译的《毛泽东印象记》一书，收有斯诺写的印象记33则，其中若干有关毛泽东生平的史实，是前述的《毛泽东自传》和《西行漫记》中所没有的。总之，在共产党尚处于在野和非法地位的情况下，能有如此众多的《毛泽东自传》和斯诺记述其陕北之行的著作中译本出版，不仅热销一时，而且长久不衰，其积极意义自不待言。
在复社版《西行漫记》问世的40年后，1979年12月，中国大陆又推出了两种有关斯诺陕北苏区之行的译著。一是由董乐山翻译、三联书店重新出版的《西行漫记》。这个译本，不仅补上了复社版所缺的第十一篇，而且文字流畅，富有文采，居然印行了165万册，是流行最广的一个译本。二是当年为毛泽东和斯诺谈话做翻译的吴黎平重新翻译整理的《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吴黎平鉴于“斯诺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叙述撰写的《一个共产党员的经历》，在《西行漫记》前后几种英文版本里，好些地方文字有出入”，而当年由黄华（当时叫王汝梅）翻译为中文、并经毛泽东仔细审阅的记录稿和他本人当时记的东西，“都找不到了”，或“荡然无存”这一情况，根据自己的记忆，重新翻译和校正了这部分的内容。在这个过程中，吴黎平先把译稿印了几百份征求相关人士的意见，特别是他还得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前身——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的大力帮助。该机构指定由胡绳主持，黄允升、高风和叶志如等参加，结合其他档案资料，对译稿中的人名、地点、时间和史实进行了认真的校订。虽然还不能说吴黎平的这本译著也“是毛泽东口述并亲笔修改的生平事迹的忠实记录”（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9月重新出版汪衡译、原上海文摘社版《毛泽东自传》封底所载内容介绍），但不能不承认，它是同类译著中最准确、最权威的一个译本。
此后，关于斯诺1936年陕北之行有关著作的中译本，又出版了多种。主要是：董乐山译、1984年8月新华出版社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即《斯诺文集》第二卷）；李方准和梁民译、1992年1月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是依据1977最新英文本翻译的）；1993年2月，人民出版杜在吴黎平《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的基础上，又收录了1939年、1960年和1970年毛泽东与斯诺的三次谈话，出版的《毛泽东自述》；稍后，该社又出版了该书的增订本；1999年9月，译林出版社在其出版的“播火者译丛”中的《胡愈之译文集》里，重新收录出版了复社版《西行漫记》的第五版；2001年9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重新出版了汪衡译、原上海文摘社出版的《毛泽东自传》。
1936年7月到10月，斯诺的陕北之行，他与毛泽东及其他中国共产党人的一次历史性碰撞，所产生的火花和光焰，是如此绚丽，又如此具有生命力。它穿越时空，六十多年来照耀和温暖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正像斯诺英文原著书名表明的那样，它宛如一颗光华璀璨、熠熠闪亮的“红星”，永远照耀着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