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不见了”，毛泽东紧紧握住斯诺的手说，然后又若有所思地问：“究竟多久了呢？”
“21年了，1939年在延安我曾同您进行长谈。”毛泽东笑着对斯诺说。
斯诺与毛泽东的友谊和相互信任是超乎寻常的。这次斯诺在新中国的访问依然得到毛泽东的帮助和支持。参观军队便是一例。
斯诺到中国后，曾提出要求要到军队里参观和摄影，但没有得到同意。20世纪60年代初，对一个外国人来说，要求访问军队看来不尽合理。但斯诺和毛泽东争辩说：“在你们每两个人或三个人才有一支步枪，人人脚上只是穿着草鞋的年代里，我曾与老红军队伍共同生活了四个月。……现在，你们有更多的东西给我看了，为什么又不让我去看看你们的军队呢？”
毛泽东沉思了一会儿，微笑着说：“好吧，你谈得对，为什么不可以呢？通常，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是不会让外国人到军队驻地去的。但对你来说——就破例吧。”
10月下旬，斯诺被安排访问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他成为一段时期以来第一个获准在中国军事机构中拍摄照片和电影的西方人。
10月22日晚，斯诺被领着绕过一丛丛剑花和菊花，到一座优美的旧式单层黄瓦面的住宅之前。这是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住所。毛泽东正在客厅等他。
“欢迎！欢迎！”毛泽东慈祥地笑着，边说边朝门口迎去。
斯诺快步上前和毛泽东握手，毫无拘束地上下打量着主席，环视他们的住所。“您现在住的窑洞比我1939年看到时大多了。”斯诺风趣幽默地说。
“事情确实好转了一点儿。”毛泽东微微笑了笑说，“不过，你没有变，我也没有变。”
斯诺与毛泽东的谈话继续进行着，毛泽东抽出一支烟，边点烟边问斯诺：“你来中国已经四个月了，你的印象如何？”
“中国的确大变样了，在物质和文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斯诺停了停继续说，“虽然我所看到的只是各种事物表面的鸟瞰而已，我希望能有机会深入一些去观察。然而有一件事是十分明显的：即中国已经不是一个落后的国家。”
“你错了，中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如果说中国现在的情况比蒋介石统治时期好，那倒是真实的。但这也算不得什么。旧中国实在是坏透了，一些改进是必然的。最大的转变是在于人民。我相信他们已基本上获得了进步。但若指经济进步而言，我们只能说中国已经为一个根本的变化打下了基础。在我们能够成为‘先进’国家之前，我们还有巨大的困难要去克服。”毛泽东操着浓厚的湖南口音大声说。
正说着的时候，服务员送来饭菜。建国以后，毛泽东仍然保持简单的饮食习惯。不过，今天晚上，为了庆祝老朋友会面，他请斯诺喝少量的茅台酒。
在饭桌上，斯诺告诉毛泽东，外边时常有报道说他“猝然去世”。
听了这话，毛泽东哈哈大笑，显然对这种传说不屑一顾。他对斯诺说，多年来，他一直没有患过严重疾病，“经常保持现状”。不过，他已不能再骑马或作长途步行了，以游泳进行身体锻炼。
说到游泳，斯诺已经知道毛泽东在长江中游泳的事。他对毛泽东说：
“记得那时掀起了一场群众性的游泳运动，在上海，由于参加渡江游泳的人很多，以至于外界又传起了中国准备攻打台湾。”
“那个报道也太夸大了嘛，我们也没落后到用游泳的力量去解放台湾。外国的舆论也真是不可信。”
斯诺见机补充道：“你在保安的时候，你曾告诉我说渴望到美国一游，看看大峡谷和黄石公园。现在还有这个兴趣么？”
“我希望在不太老之前，到密西西比河和波达麦河中畅游一番。但这是一厢情愿。我想你不反对，华盛顿可能会反对。”毛泽东边说边做了个表示拒绝的手势。
“如果他们同意呢？”
“如果那样的话，我可以在几天之后就走，完全像一个游泳者。我们不谈任何政治，只在密西西比河游泳，并且在河口游而已。”毛泽东显得较兴奋。话题自然转到中美关系。
毛泽东说：我们要维持世界和平。我们不要战争，我们认为，不应当以战争作为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的手段。但是，不仅中国而且美国也有责任去维护世界和平。“台湾是中国的事情。我们坚持这一点。”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斯诺觉得有点儿倦意了。他看了看手表，暗暗吃了一惊，因为自晚上到来，九个小时快要过去了，主席也该休息一会儿了，斯诺起身告辞。
斯诺这次来中国，和毛泽东谈了九个小时。但他被告知，不得发表谈话的全文，只可引用一些，所以他们谈话的全部内容不得而知，但从谈话时间上来看，谈得一定很多，很丰富。机敏的斯诺，却从毛泽东滔滔不绝的言谈中抓住了毛泽东想到密西西比河游泳这一火花，这不是一个缓和中美关系的强有力的信号吗？
在大洋的另一岸，正当斯诺在中国访问期间，美国选举年轻而开朗的约翰·肯尼迪为总统，而专门诱捕“赤色分子”的尼克松在选举中失败。华盛顿白宫的新人被称作是一些“有才能和头脑”的人。
斯诺想这是促进中美关系缓和的大好时机，他在结束对新中国访问回到瑞士家中后，只与亲人作短暂的团聚，便不辞辛劳，匆匆赶到纽约。朋友安排他与腊斯克见面。腊斯克当时已被肯尼迪提名为国务卿。会见前一天晚上雪下得很大，第二天早上，斯诺叫不到出租车，就从旅馆步行到腊斯克的纽约办公室。过了8点，腊斯克才姗姗来迟。当斯诺谈意见和看法时，腊斯克一面狼吞虎咽地吃早餐，一面打电话，过了几分钟，腊斯克突然结束会见，而且也不说以后什么时候再谈。这位外交政策的设计者只表示歉意，说时间太紧，就此为止，把斯诺冷落在一边。对此，斯诺非常生气，也很悲凉，满腔的热忱化为乌有。他后来写道：“对于华盛顿抵制向他们传送有用信息这一点，我原以为中国人过于夸大其词了。但是，我一回到美国，就不得不修正自己的观点，官方的围墙比我想象的要严实得多。我同肯尼迪政府新任国务卿腊斯克进行一次简短的会谈之后，觉得中国人的话是对的……需要由‘机敏和有见识的公民群众’经过漫长的时间进行十分艰苦的工作，才能冲破罗网。事情愈来愈明显，这种状况会改变，而且还在逐步改变着。人们为求得客观的了解，进行着煞费苦心的试探，但政府对此会斥之为姑息绥靖，会采用各种强有力的反措施。前途是艰险的，但桥梁能够架起，而且最后必将架起。”
1960年6月28日到11月15日，斯诺在中国呆了近五个月。他忙忙碌碌、马不停蹄，起早贪黑地在中国各地采访。
到11月中，斯诺乘飞机回去的时候，他的行李包括了近50万字的采访笔记，4000尺电影胶片和近50卷已拍摄的柯达胶卷。他把这次新中国之行的所见所闻及感想感受，写成一本书——《今日红色中国》。后在出版前易名为《大河彼岸》。
《大河彼岸》除引用性地报道了作者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人会谈外，斯诺还用大量笔墨报道了新中国的巨大变化。
1962年初，斯诺完成全书草稿，又根据新材料重新改写了部分章节，交美国兰顿出版社出版。
1962年11月13日，斯诺收到《大河彼岸》第一本样书。《大河彼岸》第一版印行的13500册“出版前一个星期就已经订完”。
《大河彼岸》的出版，在美国引起不小的轰动。
《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院年刊》称该书为斯诺第二本杰作，“毫无疑问，不管是专家或一般读者，只要希望了解中国大陆，这书是必读之物”。
纽约的专栏作家和电视节目主持人埃德·苏里曼认为这本书“给世界提供了辉煌的服务”。苏里曼亲自将书推荐给世界银行总裁乔治·伍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