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1.《人民日报》发表署名评论：
时代精神的寻找——谈近年来领袖传记文学创作
吴秀明陈广录
对于现代的中国人来说，描写和反映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生平事迹的传记文学从来就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文学，它往往总是与伟大、崇高、忠诚、深厚等一类价值倾向联系在一起，甚至选材本身就别具一种非凡的意义，带有明显的精神指向。正因此，近年来特别是1988年以来，领袖传记文学的创作由于受现实社会思潮的催发而在短短的四五年之间连续不断地产生了一批又一批颇具影响的作品，影视片如《开国大典》、《巍巍昆仑》、《周恩来》、《大决战》、《重庆谈判》、《开天辟地》、《百色起义》、《咱们的领袖毛泽东》、《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书籍方面的如《走下神坛的毛泽东》、《领袖泪》、《红墙内外》、《把握历史趋势的伟人》、《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毛泽东与斯大林》、《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朱德与康克清》、《叶剑英在1976》、《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的父亲邓小平》等。细看这些作品，比起文学史上深孚众望的路德维希、莫罗亚、茨威格、罗曼·罗兰的架构，包括斯诺的《西行漫记》、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索尔兹百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虽然自觉不如，而且大多局囿于连缀式故事的汇编，对传主思想性格也缺乏深刻有力的把握；但是，与以前的纪怀散文以及带有明显模拟外形特征的戏剧影视相比，毕竟不可同日而语，在真实性和艺术性方面前进了一大步。尤其是在思想意蕴上跳出了单纯为人物立传的窠臼，而努力从民族性特别是从人民性的视觉方面去发掘领袖与之对应的内在特质，借以为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提供不竭的精神资源，则更见出我们当前的领袖传记文学作家是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层面来看待这一文学形式的。
一切源于人民，本于人民，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对于现阶段的中国和中国人民来说，这仍然是我们最宝贵、最需要的精神本源。可能是与这批50岁上下传记作家的年龄结构和认知方式有关，当他们按照当代的视觉描写领袖的历史和历史的领袖的时候，都自然而然地把艺术的聚光镜集中在领袖们身体力行的对人民利益无比忠诚和鞠躬尽瘁的牺牲精神上，并以此作为自己作品时代精神的理性基点，架起了沟通作者—领袖—读者（观众）之间能动对话的思想桥梁。翻读陈贵斌的《把握历史趋势的伟人》、刘杰诚的《毛泽东与斯大林》、陈敦德的《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等作品，我们有谁不为毛泽东在关于国家、民族、人民根本利益的重大危急关头所表现出来的真挚赤诚的人民性思想而动容；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当枪声响在耳畔，毛泽东首先想到的是群众的安全撤离，在枪林弹雨中穿过浮桥时，毛泽东说：“同志们先走”；当饥荒在中国大地上蔓延，出于对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于自己领导工作的内责，毛泽东含泪咽下了那又黑又硬的窝窝头；当中苏、中美会谈时，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更好更快地造福人民，毛泽东顶住了国内外的各种压力，将革命原则与斗争策略有机地结合起来，富有魅力地征服了国际社会的许多政治强手……这一桩桩、一件件的描写，朴实无华而又感人弥深，它从理性高度把领袖与人民之间的血肉真情作了深刻揭示。是的，大波大澜的历史转折关头，往往是历史人物巨人性格最光彩的地方，也是我们对他们崇高思想进行审美把握的理想契机。我们不是英雄（领袖）决定论者，但无产阶级从不排斥领袖人物的特殊历史作用。正如中国现代革命历史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这些伟人不能分离一样，如果我们有关领袖思想的描写完全背离重大的历史事件而一味堕入“好人好事”的模式，那同样是片面不足取的，难以有效地体现领袖形象身上所固有的“这一个”艺术特质。他们所处的特殊的政治地位，决定了他们一举手一投足往往都能对历史产生非常人所有的特殊影响。从历史的眼光来看，真正衡量领袖地位和贡献的，主要也就表现在这里。
当然，从宏观整体的大事件、大场面来描绘领袖人物，难度是很大的。这里既需要有史胆史识，亦需要“深入历史”，进行艰苦细致的史料搜集、甄别和取舍的工作。如《把握历史趋势的伟人》，从积累到成书前后花费了二十多年，所写的笔记和卡片多达数百万字。《毛泽东与斯大林》一书的最终写成，历时也有数十年之久。它绝不是靠聪颖和才气所能够奏效的。近年来，此类作品在文学中尚不多见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这也反映了我们当前领袖传记文学的创作还处在初创阶段。自然，我们这样讲并无将领袖传记文学与历史大事记混为一谈的意思。领袖传记文学毕竟是文学而不是历史。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转折关头固然最能够显见革命领袖伟大的思想和非凡的性格，但历史的重大、重要，并不等同于文学的重大、重要。作为形象生动、具体可感的艺术，领袖传记文学在展开大事件、大场面的同时理应揉进许多血肉丰盈的生活细节。宏观的历史大框架与微观的生活细部的有机交融，才是领袖传记文学的最佳选择。也许正是在这里，领袖传记文学与历史学意义上的领袖大事记以及其他一般的传记文学严格地区别开来，而方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艺术世界，一个既来自历史又超越历史的独特的艺术世界。以此衡量上述的《把握历史趋势的伟人》等有关作品，虽或尚存简单粗糙的缺点，但它们终究在历史宏阔图景中穿插和引进了不少生活化的内容，如毛泽东与杨开慧、贺子珍的婚恋，毛泽东与李敏、李纳特别是与毛岸英的父子（女）亲情，毛泽东与湖南父老乡亲的梓情念故，等等。这些具体入微的生活细节与他在大波大澜历史关头非凡的思想行为互为交织，才较好地避免了艺术描写空洞、浮泛的弊病，使塑造的领袖形象显得丰富、生动。
《走下神坛的毛泽东》、《领袖泪》、《红墙内外》等一批作品，则是将领袖形象的人民性定位在一般的个人品德、情操、情感、行为的层面上；首先还原为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然后从人的基点上去透视，从平凡中寻找内在不平凡的爱民为民思想。这种情况，在近年来的影视片，尤其是文学著作中十分普遍，数量也颇为惊人。
有必要指出，在近年来的领袖文学传记创作上，虽然，有些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缺乏应有的升华和提炼，手法也嫌呆板单一；但由于它们写的是领袖和人民之间的血肉挚情，并且用非常平民化的叙事视觉——绝大多是以领袖身边工作人员的叙事视觉甚至以他们作为“第一人称”的叙事形式和口吻来写，因此，这就一下子缩短了广大读者、观众与之的心理和情感距离而同传主对象达成了对话交流。更何况，在这里，它还有一个人们对改革开放中党风民风滑坡、一切向钱看等腐败消极现象多有不满、渴望要求改变的问题；而且社会转型与转型社会所产生的心理迷惘和情感缺憾等，也促使读者（观众）在艺术接受和欣赏时格外倾心于领袖身上的人民性内涵。在当前的领袖传记文学作品中，人们为什么不约而同地特别钟情于毛泽东有关的“最高的要求是吃一碗红烧肉来补补脑子”，得知农民还在吃窝窝头时流泪，送毛岸英上朝鲜战场以及在闻讯爱子牺牲时所说“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等描写？
为什么不约而同地特别钟情于周恩来身患重病而心系天下百姓，以及看到震区灾民家里吃窝窝头、喝玉米粥，用窝窝头揩干净碗上的剩粥吃掉等描写，许多人还为此流下了热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些情节或细节，从形式到内容都充分平民化了，它在相当程度上抚慰和满足了广大读者、观众的现实思想情感，其所显示的意义已经涉及到当代中国人文关怀的最深领域。由此可见，跟其他的历史题材文学一样，领袖传记文学的创作也是“古为今用”的。它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上，都无不受到时代精神的制约和影响。
（原载《人民日报》1994年5月20日第八版）
附录2.《中共党史通讯》发表专家评介：
新书《毛泽东与斯大林》评介
朱险峰
由刘杰诚编著的《毛泽东与斯大林》一书，已于1993年1月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该书以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为主题，采撷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共识与分歧、一致与矛盾、革命友谊与原则斗争；伴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与挫折，记述了毛泽东如何勇于探索和创造，并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高压之下，毛泽东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把苏联经验模式化的错误倾向，带领党和人民群众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在写作特色上，该书采用了历史学研究中的“比较法”，把毛泽东与斯大林加以对比，从而生动具体地叙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实际过程。他不仅对深入研究毛泽东、斯大林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有帮助，而且对于我们认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有一定启发。
该书的又一特色是既描写毛泽东与斯大林两位历史巨人的伟大思想、伟大业绩，又描写他们的个人活动及家庭生活；既分析了他们各自的优点，又如实记述了他们的缺点和不足之处，甚至严重错误；既客观地介绍了毛泽东和斯大林在中国革命各个重要阶段上的理论、著作，又对这些史料进行了分析探讨，使作品具有较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
《毛泽东与斯大林》一书从研究、评述毛泽东与斯大林关系的角度，探讨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可以说是别开生面，另辟蹊径。
（原载《中共党史通讯》1993年4月10日——总103期）附录3.《光明日报》载文：
怪才刘杰诚，咬定青山不放松
傅宗科
黄土高原上，有一位须发皆白的离休干部，年过华甲，仍日夜奋战，笔耕不辍，著作相继出版，拍成电视，但他毫不满足，仍艰苦探索。人称他为“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怪才”。
他叫刘杰诚，63岁，1948年越过敌人封锁线奔向延安，参加革命。在延安工作了15年。他热爱陕北的山山水水，更热爱陕北的人民群众，利用一切机会下乡调查访问。陕北的大部分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刘志丹、谢子长及无数革命英烈的事迹和精神，更使他感动不已，于是他拿起笔来写革命故事。1959年，先在《红色少年》上连载，后又以《刘志丹少先队》为名出书——被评为全国少年儿童优秀读物并获奖。文化大革命中，《刘志丹少先队》被诬为“反党黑书”，刘杰诚被打成“反党黑作家”批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刘志丹少先队》被平了反，再版多次，还被翻译成了朝鲜文出版。
刘志丹和谢子长是西北人民革命的领袖，功勋卓著。他和延安的作家丁工、西影厂的导演刘斌等几位同志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写成了12集电视剧本《刘志丹和谢子长》，并由刘斌等执导，拍摄完成。1995年5月中央电视台在第一套节目和第三套节目中向全国播放，后获全国“五个一工程提名奖”。
刘杰诚热爱毛泽东，想塑造毛泽东的形象，歌颂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并搜集了大量史料。然而史料的核实核准，是个大难题。他找到毛泽东的秘书兼俄文翻译师哲同志。第一次审稿时，师哲说，李德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第二次审稿时老刘仍未改，气得师哲发火了。老刘拿出了8本有关李德的书，并说这些是权威部门出版的书籍。师哲说搞历史一定要实事求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老刘又多方调查，找到了几份证明师哲观点的材料，才把这个中共党史上长期以讹传讹的重大问题改写了过来。核实核准史料，只是基础工程。而更大的难关在于伟人如何写？选什么角度？
才能避免落入一般化、公式化的窠臼。为此，刘杰诚选择以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关系为主线，以中国革命为主题，运用比较法，以毛泽东和斯大林为主要人物，着力塑造、描写了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的革命友谊、意见差异、矛盾冲突、相互评价等等。因而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描写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本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通俗、形象而生动有趣的读物——《毛泽东与斯大林》。
一支笔要写出两位世界著名的历史巨人，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刘杰诚经过多次探索，数易其稿，最后，他根据毛泽东和斯大林思想交往长达30年，而晤面会谈不足3个月的特点，采取了双向集中法：书从两位伟人亲切会面、留下了层层悬念写起。这样，把人物的言行、历史的叙述和哲学的思考结合起来，把文、史、哲融为一体，既避免了编年史式的历史平铺直叙，又防止了单纯地写人物会面、记叙礼仪、议论过多、缺乏人物行动、故事情节、思想深度的毛病。这样，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奋斗，《毛泽东与斯大林》这部55万多字的长篇传记文学作品，1993年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3年来，此书连印了3次，发行达8万册，并被译成日文出版。
（原载《光明日报》1996年2月21日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