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人民币升值的课题还需认识到的第二个方面是，人民币升值对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是一把双刃剑，有利亦有弊。其中有利的方面在于，人民币可以利用升值的过程逐步实现区域化和国际化，从而成为主要贸易伙伴国家甚至全球的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如此将有效降低中国企业对外贸易中的货币汇兑成本；此外，我国对石油、铁矿石等资源的进口需求正与日俱增，人民币升值可直接降低劳务、技术和资源类产品的成本；人民币本身币值的稳定、持续升值和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将使其在世界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格局中的地位增强，提升中国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人民币升值还有助于中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对落后产业形成倒逼压力，促进“调结构”的步伐。
对国内外本币汇率升值影响的实证研究结果，为人民币升值有助于我国经济实现平稳增长和结构转型的观点提供了佐证。如张帆、余淼杰（2011）的研究发现，2005—2008年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外向型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但不同类型的企业所受影响亦不同——其中从事一般贸易、劳动力密集型行业所受负面冲击较大，出口加工型（特别是进料加工型）企业所受负面影响较小，而原料进口型企业则有正面影响；在渐进式的升值过程中，我国企业对汇率风险作出了反应并表现出了一定的承受能力；我国的产业结构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而张斌（2011）对德国和日本的历史研究也表明，其本币升值对该国调整产业结构、提升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存在正效应。
人民币升值同时也存在较多不利因素，这在张帆等人的实证研究中已经有所涉及，譬如人民币升值将直接造成纺织等产业的产品的外币名义价格上涨，产品竞争力被削弱，从而抑制其出口规模扩大；主要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汇率升值加剧了名义工资等成本的提高，在国内生存困难，因此向东南亚等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或地区转移，造成国内工作岗位减少、就业压力增大；钢铁等产业在日常投资、贸易活动中面临汇率风险，即由于汇率升值的趋势和订单时滞等因素，可能造成投资和生产中产生在原料以外币标价较高时购入、制成品以外汇标价较低时出口的问题，结果造成利润空间被挤占、企业财务利润减少，甚至发生亏损；我国此前长期贸易不平衡形成的巨额贸易顺差，堆积了大量外汇储备，由于本币币值的上升，导致外汇储备的账面价值不断贬值，造成巨额损失。
然而根据卢迈（2011）所总结的观点，其中认为对人民币升值的弊端的认识存在一定的误区。譬如，中国外汇储备尽管由于外汇升值会造成一定的账面损失，但只要不兑换，就不会发生实质性的损失；因此外汇储备的管理一方面需要做好投资回报的管理，另一方面是控制增量。此外，汇率调整也不会对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造成实质性冲击，比如“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等行业能够有效吸收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冲击。而黄益平、陶坤玉（2011）的模型测算则表明，即便人民币在过去的几年中不升值能够使得中国的实际GDP有所增加，但同时也会加剧通货膨胀问题，造成工人实际工资下降、经常项目失衡加重，因此合理的、渐进的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我国总体社会福利是利大于弊的。
但无论利弊如何，人民币升值都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客观趋势，我们应当积极面对、主动采取应对措施，而非被动、被迫接受。这一点上，东亚其他国家的前车之鉴给了我们很深刻的教训和经验。
在当前全球化不断深化、投资与经贸合作范围与规模不断扩张的背景下，由于发达国家经常项目往往承受长期逆差，因此发达国家处于改善自身贸易条件的目的，常常提出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尽快大幅度升值。此前最为有名的历史案例即为20世纪80年代美国逼迫日本、德国等国家签订的广场协议，协议主要目的在于督促日本和德国政府大幅度提高其本币对美元的汇价。然而广场协议签订后数年中，日本经济泡沫先迅速膨胀，随之猛然破灭，日本经济旋即陷入长达20余年的低迷期。
尽管直观而言，日本经济的衰退与广场协议的签订在发生时间上一先一后，但日元的大幅升值是否是导致日本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在学界依旧存在争议。近年来，有学者提出，日元升值本身并非泡沫经济破灭的直接原因，至少不是主要因素，而日本政府、日本央行在本币升值后所采取的一系列不当的政策才是导致其经济多年衰退的罪魁祸首。这种观点的主要依据是：日本当时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因为广场协议而大幅下降，其GDP增长率从此前的年均3%，提高到了1985—1991年间的年均4.6%；日本进出口额在1985—1989年间虽均有下降，但幅度并不大，且进口下降速度快于出口，因此经常项目顺差有增无减，国内通货膨胀率也相对稳定；升值对日本的最大影响是产业结构，传统的纺织、钢铁行业大幅萎缩，但电子设备成为领导产业，金融、物流等第三产业蓬勃发展，因此造成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进口大幅下降。日本衰退的真正原因在于，经常项目顺差堆积的大量美元资产和日本央行为抵制本币过快升值采取的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共同推高了国内资产价格，同时开放的资本账户项目给投机资金提供了做空机会，因此当日本在1989—1990年间为抑制通货膨胀又采取了过强的紧缩政策时，此前已经堆积过高的资产价格泡沫瞬间破灭，加上国际投机资金利用做空机制的落井下石，最终导致其银行的大量房地产坏账和国民信心受到严重打击，国内经济自此一蹶不振。
此外，日本政府在本币升值过程中，着力推动本币国际化的努力也未能收到预想的效果——虽然日元在各国的国际货币储备中的占比一度超过英镑，在1990年一度达到了9.1%，但2007年后其占比却退回到了仅1.9%的水平，甚至低于1980年时约4.4%的比例。因此，日本的国际化努力是失败的，同时也没能处理好本币升值战略，付出了经济衰退的沉重代价。
日本的教训充分说明，合理的本币升值战略和得当的货币政策应对，对一国经济的平稳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不能走日本的老路。因此，中国需要根据本国国情，制定一套合理的人民币升值战略和配套的货币政策。由此，研究人民币升值问题需要考虑的第三个方面即为，如何主动、积极、合理地应对人民币升值（及伴随的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
二、人民币升值战略及规避汇率损失
如何合理、积极地应对人民币升值趋势的战略，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是人民币升值及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战略；其二是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本节首先就人民币升值及汇率制度改革战略进行讨论。
自2005年人民币新一轮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制度已经从固定汇率转向了“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现行的汇率制度安排下，人民币汇率不再单一钉住美元，而是参考由美元、欧元、英镑等货币组成的货币篮子，对每日人民币汇率价格设置上下限，以控制人民币汇率的波动范围。而人民币汇率制度转型的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为巨量外汇储备的有效管理。
货币错配是中国不断累积外汇储备资产的首要原因。所谓货币错配，指的是一国不能以本币在国际市场上发行债券，导致债务美元化，或持有大量的未经过对冲的外币资产的情形。由于人民币尚未国际化，多年来难以直接与其他国家货币进行结算，也不具备离岸人民币市场或直接回流渠道，因此不被贸易商或投资者所接受。因此中国在贸易结算中不得不先兑换成美元，然后再与他国进行贸易结算，需要持有大量的美元资产。为了鼓励出口，帮助厂商规避汇率风险，我国汇改前一直采取的是固定汇率制度，具体方式为央行通过持有外汇储备、同时发行基础货币来统一管制外汇结算，保证外汇价格稳定，因此在货币错配背景下，贸易活动所需持有的大量外币（尤其是美元）资产就体现为中国央行持有的外汇储备的巨额存量和持续增量。
在我国实行的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和严厉的外汇管制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央行由于经常项目多年顺差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然而自2005年汇改之后，尽管人民币浮动区间扩大、汇价升值，但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不仅没有下降，反而继续节节攀升，加上持续多年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现象，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外汇储备量第一大国，如图7所示。而这些外汇储备中相当部分是以美元资产的形式持有的。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总量已经达到3.1811万亿美元，其中约54%为美国国债、美元证券等形式的美元资产，其余部分则是以欧元、日元等资产形式持有。尽管美元资产的占比近年来在不断下降，资产多元化配置趋势明显，但如此规模庞大的外汇储备也让人不得不思考其累积的资产减值风险。
我国所持有的以外币标示的货币、有价证券及债券等资产，由于本币有效汇率不断升值，即外币不断贬值，会发生存量储备资产的账面损失。这种账面损失的大小取决于三个因素：第一是汇率变动的幅度，第二是持有不断贬值的外币资产的期限长短，第三则是持有外汇资产的规模。但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账面损失的确认只有当央行把持有的美元资产换回本币资产时才会真实发生。
据对冲基金SLJ Macro总裁任永力估计，中国外汇储备管理每年由于负利差损失就达到1300亿美元；而根据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财政金融室主任张岸元的计算，中国外汇由于人民币升值，此前8年间已经损失2700亿美元，合人民币17280亿元之巨。但前者对利差损失的估计缺乏市场利率基准的考虑而仅仅是基于境内外利差的估算，后者对外汇储备减值规模的测算则主要是根据我国持有外汇储备的总规模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累计升值幅度进行的毛估算——实际损失额度应当取决于中国在外汇储备管理中将其出售、变换为其他种类外币资产时发生的真实汇兑损失。
正是由于人民币依旧处于升值通道中，为了减少账面损失，目前中国已经减少了对美元资产的购买力度，以控制其绝对规模和在外储总规模中的占比，其中对美元证券的购买在截至2011年6月的前12个月期间，仅占中国新增外汇储备资产的15%左右，而此前截至2010年6月比例为45%，2005—2010年间的占比均值则达到了63%。而目前美元资产占中国外汇储备总规模的比重从2010年的65%下降到了2011年的54%。根据这一数据测算，目前，中国所实际持有的美元资产一直以来并未减少，因此账面损失几乎没有真实被兑现，且新增美元资产的绝对数量也非常有限，尤其是2011年当年的新增外汇储备资产近半数并不是美元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