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为济①
①即吴天。
前些时偶然谈到巴金的《家》的代序，曾为他流畅的语句所感动。从字里行间可以想象出作者是个热情的人。虽然在意旨上，巴金先生和我的有点差异，（而且他和他那朋友，也与我和君冶的关系有着迥然的不同。）可是这种真挚诚恳的态度却为我所崇敬。我之所以爱读巴金先生的小说，也完全由于这个原因。或者有人会非难我，可是我将用一个有力的例证回答他们。看过高尔基的《母亲》的人，一定会知道，在同阶层的人中，除了同一的信念外，是还有着人性的友爱的。可是在中国，我所见到的却只是朋友间的欺骗，冷酷，所谓进步的文人也是如此。不过他们会用一些术语掩饰他们的自私，犴恶，反而成为尖端的时代人物罢了。
于此，君冶，我不得不想起汝。汝赞美热情，赞美真实。这些，汝协调地表现在前进的意念里，并没有用错，相反地，正是青年人应具有的性格。可是从外表看来，汝是严肃的，冷漠的。不经过长久的时间是观察不出汝内心卷涌的感情的火焰。因此汝时常被人误会，工作受到种种的阻难，这是多可哀的事。
汝的个性是坚强而急进，对于一切，汝有着坚决的自信。但因为肺病的侵袭，汝的体力达不到汝所想的，而汝又不肯放松汝的工作一步，时时刻苦努力，在这深刻的矛盾里，终于造成了这无可挽救的悲剧。
有人说，处今之世，宜乎行方步，慢慢前进，庶乎进退得宜，以抵大成。这种处世哲学，正被无数人拥护着，我们岂可以反对？然而可惜，他就不曾了解像君冶这样的人物。如果有人认君冶的死是咎由自取，我又有什么话说？不过我相信，假使社会上的人都随和一点，这社会老早不会闹什么革命，世界也老早是个太平天下了。
可是君冶是个呆子，他年青，他想发掘那至今还未深深栽下去的文学种子，寻出真正为大家欣赏的花，不幸，他却筋疲力竭的死在中途，把这重大的事业，留给未死的我们。
君冶的家庭是手工业者，他自己又曾在从事文学生涯前当过几年电报局的练习生。但他却始终酷爱文学。在艰苦的环境里努力读书，写作。有一个时期，他学佛兰克林的办法，将莫泊桑的小说，拿来重写，练习自己的技巧。这种刻苦的功夫，岂是目前一班时髦文学青年所能〈做〉到的事？
以后，他算是获得研究文学的机会了。随着思潮的进展，年青的君冶从生活里，显然对文学有了更深的认识。在当代的文坛上，演着一个重要的然而并不为人所熟知的脚色。除了文学理论的实践，他曾编辑《春光》，提供了“中国目前为什么不能产生伟大作品”的问题。杂志停刊以后他便编辑一本《文学概论》，从事新兴艺术ABC的理论介绍工作。这时不幸他原先译的《巴比塞的耶稣》，却遭了火灾。如今，这两书均未出版，而他竟已化成一堆白骨，读不到他心血的作品了。
年青人是刻刻求长进的，不容于中国社会的君冶为了学习日语，研究文学，竟不顾一切地来到日本了。
是崎丸把我们运送到这陌生的境地来，体弱的君冶竟病了。
君冶！东京的两个月生活，汝全在病中度过。先前汝勉力忍痛不肯告诉人自己的病况，汝企求着健康，梦想着健康，外表装出极强悍的样子。（自然，除了汝的性情，还有着贫困不允许汝看病。）直到再也不能支持时才进了河北病院。只有我明白汝如此做的内心的悲苦。直到现在，我还同情汝，同情汝这悲剧的心理。
《杂文》一期上汝的两篇稿子，都在发热时写的。汝细心研究接收文学遗产的问题，曾为了两句的修改，半夜起来重写。这还是汝死后才从汝爱人处听来的。
汝住进病院的那一天，我是不知道的。以后我便忙着导演《雷雨》，很少来看汝。我总以为以后见汝的机会很多，肺病免不了迁延很长的时日。谁知当我有功夫看汝的时候，只几次，汝便离我们而去了。
在死前的几日间，汝还关心到《杂文》出版的消息，还想小说的题材。不幸《杂文》出版的那天正是汝逝世的一日，这是多可悲的事。
为着准备汝的葬费，（想不到我会葬汝，啊，君冶！）我到处奔走，遭到不少人的冷眼。汝死的一刹那我是不在的。当我看见汝僵硬的尸体放进棺材时，白布遮了汝的脸，（我相信汝的脸上直到死时还表现着倔强和与运命搏斗的表情。）汝瘦得只剩骨头的身体，隐约地在衣服里显露着。我周身的血怒涌起来，我想到一个文学青年悲惨的运命。
我要向人众叫嚣出这不平的死。然而汝不是文坛的巨子，而且汝死得也并不英雄，人会如看阿Q枪毙时那样感到不满足罢！
许多年前青年画家陶元庆死后，曾由他的好友建造纪念堂，陈列他的遗画；此外，王以仁的失踪也曾出版了几册专集。可是我呢，君冶，我所纪念汝的，只是一段悲惨的追忆啊！
不过君冶，虽然汝是火葬的，甚至没有一席墓地，然而我相信，时代将为汝雕塑一块永恒的墓碑的。
朋友，永别了！
永别了，君冶！
五月十七日东京
载《杂文》第2号（1935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