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悟空的原型是谁
导言：孙悟空是神话故事中最被人熟知的人物，在人们的印象中他无所不能，又极聪明，幻化无常。但孙悟空这个人物并不是《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凭空设计出来的，他是根据流传的神话整理而成。而孙悟空这个形象也有其来源，鲁迅认为孙悟空的原型是“本国货”，胡适则认为孙悟空的原型是外国人。在中国神话中，孙悟空是无所不能的神猴。大家也普遍接受《西游记》中关于孙悟空出生的描述：是从石头缝里面蹦出来的。但是，学术界对孙悟空原型的研究分成几大派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鲁迅认为孙悟空原型应当来自中国民间传说。他举唐朝人李公佐小说中的怪兽———淮涡水神无支祁为证，认为孙悟空是由此演变而来的，从而认定孙悟空的原型来自中国本土。
但胡适则认为，孙悟空的原型是印度最古老的史诗《罗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奴曼。
季羡林先生也认为，孙悟空的基本形象是从《罗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奴曼而来，但后来与无支祁传说混合，才变成了《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换句话说，他认为孙悟空的形象是一个受多元影响兼收并蓄的艺术形象。
质疑“印度传入说”的学者曾提出疑问，《罗摩衍那》中的哈奴曼到底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传入中国的？日本女学者中野美代子认为，《罗摩衍那》的故事很有可能是从海路传到福建泉州的。她的理由是，古代有一条“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经南海，过马六甲到印度，或再经印度海路向西到达阿拉伯或东非，或由陆路到阿拉伯或欧洲。而“海上丝绸之路”兴起于宋朝，其主要的出发地就是福建的泉州。泉州开元寺的一幅猴行者浮雕也似乎让中野美代子找到了“孙悟空生在福建”的答案。据了解，泉州开元寺内有两座建于南宋时的石塔，东边的叫镇国塔，西边的叫仁寿塔。两座塔的塔身都有浮雕，其中仁寿塔的四层上有一方猴头人身的浮雕。它头戴金箍，身穿直裰，足登罗汉靴，项挂大佛珠。在它的左上方刻有“猴行者”三字，当地人都习惯地称其为孙悟空。尽管中野美代子找了很多证据来证明她的观点，但她自己也承认证据并不充足。
近百年来，谁是孙悟空的现实原型也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影响较大的有两种说法：
释悟空的俗家姓名叫车奉朝，公元751年随张光韬出使西域，后病在犍陀罗国，病好后他就出家了。公元789年回到京师。释悟空比玄奘晚了四十多年，但是他的出境地点也始自安西，曾在西域从事翻译和传教多年，留下了许多事迹和传说。有学者认为，在“取经”故事漫长的变化过程中，人们便将释悟空的名字与传说中陪同唐僧取经的“猴行者”的名字联系并结合在一起，逐渐形成了“孙悟空”的艺术形象。
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锦池认为孙悟空的现实原型为《三藏法师传》所载，玄奘西行时所收的胡人弟子石磐陀。理由是：孙悟空与石磐陀有很多相同的地方：都具有向导的作用；行者的身份相同；石磐陀由于是胡僧，胡僧与“猢狲”音近。所以，极有可能将“胡僧”译传为“猢狲”，从而为玄奘取经神魔化提供了契机。
也有人将种种学说综合起来，认为孙悟空是种种可能综合的结果。其实，孙悟空正如中国神话中的人物一样，不是某一方面就可以造就的形像。民间的传说大都是“拼合”而成，而不是取一家之说。孙悟空或许就可以看成是传说的“集合体”。
徐福东渡去了哪里
导言：秦始皇曾派大臣徐福率五百童男、五百童女和三千工匠出海寻找仙山，但秦始皇至死也没有等到徐福的消息，徐福去哪里了呢？秦始皇吞并六国，统一中原后，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长生不死。后来秦始皇听人说东海有蓬莱仙岛，仙岛上有可以长生的灵芝草。于是秦始皇就派徐福率五百童男、五百童女和三千工匠，东渡大海，寻找仙山。但是秦始皇到死也没盼来徐福的消息。那么，徐福到底去了哪里呢？有人说当时的航海技术并不十分先进，徐福的船可能最后被吞没了。《史记》上也记载了徐福东渡的事情，但是并没有写出徐福到底去了哪里。有的人说是台湾，有的说是美洲，但更多的说是去了日本。
最初提出徐福东渡到了日本的是五代后周和尚义楚。他称：“日本国亦名倭国，在东海中。秦时，徐福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国，今人物一如长安。……又东北千余里，有山名‘富士’亦名‘蓬莱’……徐福至此，谓蓬莱，至今子孙皆曰秦氏。”但是古代的东海海域与今日不同，古人所说的“东海”就是我国东面的大海，它包括了现在的渤海、黄海、东海三块海域。在这三块海域中有台湾岛、菲律宾的吕宋岛、日本群岛等，徐福究竟到了哪个岛，司马迁也不知道，否则他早就写出来了。
现在许多的日本学者认为他们的祖先就是徐福。在日本的很多书籍中，关于徐福东渡日本的记载举不胜举。日本学者奥野利雄先生考证徐福东渡后主要活动地域在日本九州、熊野一带。还有日本学者称，徐福是70岁去世的。
据台湾学者彭双松统计，日本各地与徐福姓名联系在一起的墓、祠等遗址有50余处，登陆点20余处，传说故事30余个。虽然这些遗迹并不真实，但也应该是徐福东渡到达日本的证据。
如果徐福东渡真的到达日本，那么徐福东渡起航港是哪儿？徐福东渡航线又是哪一条？日本学者认为是广东沿海，我国台湾学者有的认为是浙江沿海，大陆学者则认为是江苏沿海或山东沿海。徐福选择起航地点时，一定会选择经济比较发达，港口比较宽广，便于大型船只出海起航地，这样有利于聚集大批人员，征调大量屋子和建造船只。史学家根据史料认为只有当时的琅玡最合适。因为琅玡曾是秦国著名的海港，也是战国时期赵国、齐国的重要经济文化区域。而且琅玡水深港阔，非常适合大型船只起航。
另外，在它周围的山上有大量的优质木材，具备打造楼船的充足资源。
至于航海路线，在学术界有“北行航线说”与“南行航线说”。“北行航线说”认为，徐率船队从琅玡出发后，沿辽东半岛南、朝鲜半岛西的海岸线，穿过对马海峡，到达日本北九州和歌山等地。“南行航线说”有两种意见：一是从山东半岛的青岛或成山头或芝罘横渡大海，经朝鲜半岛南部到达日本九州等地；二是从苏北沿海诸港口横渡黄海，或至朝鲜半岛穿过济州海峡抵达日本九州，或直达日本。
但也有些学者认为，徐福东渡日本只是传说，找不到可靠的历史文献来证明。
更有人认为，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是日本10世纪左右的产物，并非最先由中国人提出来的。徐福当时到的只是渤海湾里的岛屿，他在日本的事迹、遗迹、墓地，均属后人虚设。另外，又有人认为，徐福东渡是历史事实，但不是去了日本，而是去了美洲，因为徐福东渡的时间与美洲玛雅文明的兴起相吻合，而日本与中国大陆相距甚近，根本不需要耗费巨资，也不需要数年才能抵达。四海茫茫，徐福东渡究竟去了何方，至今尚未有令人信服的答案。
大禹破坏禅让制了吗
导言：禹是夏后氏首领，传说为帝颛顼的曾孙。相传禹治黄河水患有功，受舜禅让继帝位。他是我国传说时代与尧、舜齐名的贤圣帝王。他最卓著的功绩，就是历来被传颂的治理滔天洪水，又划定中国国土为九州。后来，大禹的儿子启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因此，后人也称他为夏禹。是大禹将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破坏了禅让制的吗？尧舜禹时代是被古人奉为最理想的政治时期，他们是把王位禅让给有德才的人，而不像后来的帝王只传给自己家族内的人。禅让制最后一位继承者是有治水之功的大禹，他是由舜禅让才接替王位的，而舜并没有将王位传给儿子商均。但是大禹以后，就由儿子启继承了王位，禅让制也从此消失，世袭制登上政治舞台，故人们都说是大禹破坏了禅让制。但在史籍中却记载不一。
《孟子·美章》载：“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阳，朝现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启贤，能敬承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史记·夏本纪》记载：“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而后举益任之政。十年，帝禹东巡狞，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狩。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
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舜、禹、益都是按照禅让制度来传位的。他们均先后避让过尧的儿子丹朱、舜的儿子商均、禹的儿子启，只因舜、禹、启贤能，才得到了诸侯们的拥戴登上王位。
但在许多史书记载的却是“尧舜传贤，禹独传子”，“尧舜皆传贤，及禹而德衰，不传贤而传子”。尽管有的学者进行了辩解，说：“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禹传子启，而启独贤。”而根据《竹书纪年》记载：“益干启位，启杀之”；《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与攻益而立启”；《战国策·燕策》则曰：“禹传益，而以启任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天下。”这些史料说启是因为使用武力杀了益而得到了王位。启登位后，建立夏朝，彻底结束了禅让制度。
综合观之，大禹也并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只能说是禅让制已经发展到了尽头，世袭制开始萌芽并主宰整个古代社会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古代统治者如果想一直统治下去，也只能由其后人承袭其地位。当然，是不是大禹将王位传给了启，还有待考证。
文官武将是何时分开的
导言：古语有：“武能安邦，文可治国。”武将讲究“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能征惯战；而文官则有不同的用处：在战乱时节，标志强盛的一个重要参数就是“门下说客的数量”。可见，从古代开始，文官、武官就有不同的作用，各有其职。但是中国的文官武将是在什么时候分开的呢？在许多描述皇帝上朝的文字中，文官武将都是分开来站，以显示所履行的不同职能。文官武将的分离是政治、军事发展的必然结果。文官主政，武将主战，各有分工，才能保证一个国家有序安稳地生存。但是文官武将是何时分开的，在史籍上却有很多说法。
据汉司马迁的《史记》、汉刘安主编的《淮南子》称：黄帝时就已设立“司马”等军事首领官职。《今文通典·尧典》、《古文通典·舜典》称：夏王朝设立过“司徒、司马、司空”等文武官职。《尚书·洪范》称：商王朝有“司徒、司空、司寇”和“马、亚、射、戎、卫”等文武百官。从这些古籍记载来看，夏商体制一直沿袭到西周，虽然文武官职已经有了重大突破，分出了新的类别，但是卿、大夫仍是既要管理朝政，还要带兵出征，司马只主管平时的一些军事行政，而没有统兵之权。当战争爆发，需要打仗时，由天子临时安排，战事一结束就要将统兵之权交还天子。所以，可以肯定的是，从夏朝到西周，文官武将实质上并没有分开。
但到了西周末期，周朝已经日渐衰败，各诸侯国也都有自己的军队。据《史记》、《国语》记载，军队的最高统帅是国君，天子常亲自率兵作战，也有不少文官武将去领兵打仗。在《左传·隐公五年》中就有记载：周桓王二年北制之战，郑庄公派大夫祭足、原繁、泄驾、公子伯和子元率兵抗击燕军，而那时大夫便是文武一体。《左传·僖公二十二年》也有记载：周襄王十四年，宋楚泓水之战，宋襄公统帅宋军，太宰子鱼和大司马公孙固辅助；楚成王派成得臣、斗勃等军将统帅楚军。再如《左传·昭公二十七年》记载：楚昭王元年，吴军包围潜城，楚王派王麋（主管宫廷）、王尹寿（主管营造、手工业），统帅救兵增援。《左传》中的详细史实证明，直到春秋时期，文官武将也没有分开。
那么到了战国时期，文官武将是否分开了呢？史载战国时期，地主阶级开始兴起并逐步掌握国家政权。而以前不分文武官员的卿、大夫等体制制度，使一些握有权力的贵族将军事政治集于一身，也引起了君权旁落的弊端。为了让大权重新回到统治阶级的手中，于是统治阶级就采取文武分职的办法，以相、将为百官之首。从而使得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得以确立稳固。《尉缭子·王霸篇》、《吕氏春秋·举难篇》等为此提供了佐证。所以大部分人认为战国时期才出现了专职的将军和独立的军事系统。
《史记》、《吕氏春秋·异宝》中还记载，战国取消了分封制，授给爵位的标准是看作战成果的大小，许多将帅都从军中选拔。如吴起、孙膑、乐毅、白起、廉颇等名将就是遵循这个原则选拔出来的。这时，在朝中管理政事的只是文官，而且他们也不再率领军队出征。如著名的马陵之战，庞涓统帅魏军，田忌（孙膑为军师）统帅齐军，王翦统帅秦军，廉颇统帅赵军，而他们都是专门的武将。
以上分析似乎已经说明文官武将的分离是在战国时期。但是也有人反对此说法，认为文官武将分离于春秋。而究竟哪一种认识是正确的，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