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2农业总产值增长较慢
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农村率先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普及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产量得到迅速提高。1957-1978年，我国农业总产值的年均增长仅为1.4%，1979-1984年猛增至13.45%。1985年，由于国家经济政策又开始向城镇倾斜，农业发展的进程又受到了一定程度地削弱，农业总产值增长率只有5.3%，而同年城镇总产值增长率却保持在34.1%。之后的11年（1986-1996）我国农村和城镇都保持了较快速度地增长，农业总产值的年均增长率为16.9%，城镇总产值的年均增长率为21.7%。1997年以后，由于农业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农产品供大于求、销售不畅、价格低迷，农业总产值的增幅开始下降：1997年的为2.3%，1998年为2.8%，而1999和2000年还呈现负增长（分别是-0.010%和-0.016%）。进入新世纪后，面对WTO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党中央、国务院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不断加强支农惠农政策，农业总产值又恢复了正常的增长率水平（2003年为-0.004除外）。但是，相对于城镇总产值的增长率来讲，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
从各地区的数值来看，2006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农业总产值分别为5262.7亿元、3664.3亿元、3669.7亿元和1355.1亿元，比2005年的分别增长了9.4%、9.7%、7.7%和12.9%。与此同时，2006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城镇总产值132分别为123934.89亿元、39816.27亿元、36676.03亿元和18436.34亿元，比2005年的分别增长了17.2%、16.9%、19.6%和15.4%。到了2010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农业总产值分别为13007.2亿元、10536.8亿元、10020.6亿元和3376.4亿元，比2009年的分别增长了17.1%、22.8%、22.5%和16.1%。而2010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城镇总产值分别为219023.47亿元、75572.58亿元、71387.89亿元和34117.05亿元，比2009年的分别增长了18.0%、22.9%、21.4%和21.1%。从各地区2006年和2010年城镇总产值和农业总产值的增长比例来看，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城镇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只有2010年西部地区的例外），说明了对农业提供贷款的微型金融机构保障程度要低于城市商业银行，构成了金融风险产生的途径之一。
4.3.3城乡金融市场的分割
1、城乡金融体系不对接。表面上看，农村金融体系比较完善，但是和城市相比很不完善，而且城乡金融体系不对接。第一，作为政策性金融组织的农业发展银行业务单一，并不面向一般的涉农企业和农户贷款，服务农村经济的政策性功能缺陷明显。第二，从历次金融改革和发展的特点来看，“重城市、轻农村”趋势明显，不仅工、中、建等国有商业银行纷纷撤并在农村的经营机构和部分县支行，而且作为农村金融商品供给主体的中国农业银行，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其基层机构收缩和撤并的力度表现出明显的城市化倾向。据调查，全国农业银行系统设有农业银行营业机构的乡镇仅占乡镇总数的一半，相当一部分农村居民，面对的仍然是存在诸多问题的农村信用社。第三，农村合作金融流于形式。农村信用社不但经营机制绩效较差，而且农村信用社经营不善，社员参与信用合作的收益不能实现。加之农村信用社改革滞后，农村缺乏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合作金融组织。第四，非正规性金融发展受限。非正规金融组织和其他民间金融虽然具备金融深化的一些重要特征，但我国总体上采取限制政策，由于其不具备法律地位、管理不够规范，最终被强制性地淘汰出局。总之，目前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不健全，合作金融、商业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并存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并没有完全建立。
2、农村金融供给非农趋向性。农村金融供给表现出强烈的城市和工商业趋向性特征。这种特征表现为：一是农村储蓄资金向城市转移。农村市场资金通过邮政储蓄、国有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等渠道流向城市。农民是弱势群体，理应获得比其贷款更优惠的利率，但由于农村信用社历史包袱沉重，央行允许其贷款利率在国家法定利率基础上可以浮动，为此农民贷款要多付一倍的利息，使得农民贷款利息负担加重。国有商业银行是农村资金流向城市的另一条渠道。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县及县以下机构大幅裁减，保留下来的县及县以下机构网点通过资金上存，发生外流。农村资金大量外流，资金需求缺口不断使资金本身就短缺的农村经济发展雪上加霜。二是表现为信贷资金趋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从全社会信贷资金产业投向看，信贷资金主要投放于工商业、服务业等非农产业。由于商业性金融机构收缩农村网点、农业政策性金融职能弱化、农村金融机构设置不合理、农村信用社历史包袱难以消化等因素造成农村金融业务严重萎缩，信贷投放不足，农村正常贷款需要难以满足，城乡金融市场分割严重。
4.3.4农民收入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
由于农业具有不确定性和弱质性的特点，最终导致了农民收入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会给信贷市场带来较大的风险，这也正是众多国有银行退出农村金融市场的主要原因。
1、农业的不确定性
众所周知，农业生产本身具有较长的周期性，从农作物的种植到收获要历经许久时间，这就使得农业生产不像工业、商业或其他服务业那样容易作出调整。同时，农业生产对象是有生命活力的生物有机体，农业生产过程包含了农作物的自然再生产过程，外界自然条件的任何变化都会对农业生产产生影响。如河南省的夏棉过了6月10日，浙江省的晚稻过了“立秋”再播种高产就没有保证。同时，天气中的光、温、水、风等因素不但影响农作物产量，还影响农作物质量。但自然是不可控的，即使人们开发出了先进的农业科技，天气仍然是影响全球农业生产的显著因素。如果天公作美，风调雨顺，农业会五谷丰登；反之，如果天公不作美，大发雷霆，农业则会产量锐减，甚至颗粒无收。
其次，农产品大多不易保存，且储藏费用较高，因此一般是在收获后不久就销售出去，即使市场价格低廉也要卖出；相反，当市场上某种农产品价格较高时，但此时该种产品稀少，而短期内无法快速及时提供相应产品而错失良机。而且，由于农民的信息不对称，农业产品的需求弹性较小，农民无法及时掌握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因此即便在丰收季节也会出现“谷贱伤农”的现象。
最后，农产品加工流通市场问题重重。目前，在我国农产品收购、储藏、加工、营销等环节，特别是市场终端和农产品定价基本上被龙头企业控制；市场基本是以行政区域为依托，人为的条块分割，严重阻碍了农产品合理流通；缺乏全国性统一、开放、规范、有序的农产品大市场，现有的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很少，对整个农产品市场价格影响有限。
2、农业的弱质性
农业的弱质性体现了农业与其他产业相比在生产等方面所处的不利地位，其成因可以从农业本身出发进行解释。农业要利用生命有机体生长、繁育的自然规律获得农产品。在这一过程中，生命有机体的生长、繁育能力的大小和质量的高低与外界自然环境条件的好坏有着直接的关系。由于对自然环境有很强的依赖，因此，农业生产中的劳动时间和生产时间不一致，劳动不能“填充”农业生产的整个阶段，劳动时间小于生产时间。这样，自然使劳动作用不连续，分工和专业化难以展开，农业中的分工经济难以获得，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农业生产效率。不仅如此，由于农业生产本身具有生产周期长、受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双重影响等特点，各种生产要素投于农业往往得不到社会平均利润。在比较利益的诱导下，农业与其他产业相比，不但不具备吸引外部资金投入的能力，而且在农业内部也难以阻止资金大规模地转向易于短期见效的非农产业。
从1978-2011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收入差及收入比的数值来看，可以发现在改革开放初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逐渐缩小的趋势。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3.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33.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57倍；198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7.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91.3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50倍；而到了198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39.1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97.6元，两者的比例进一步缩小到1.86倍。从当前来看，由于农业比较效益低、经营风险大，农业的弱质性没有根本改变，农村第二、三产业远未发展壮大，这些形成了农村经济发展内部的不利因素。反观城镇地区，因受国家财政、税收等政策的倾斜，进而使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0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472.2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622.2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3.23倍；到了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81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6977元，这一比例继续保持在3.13：1。
4.3.5农村贫困人口依然严峻
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国家。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贫困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农村，扶贫开发的主要对象是农民。2000年以来，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仍然具有较大的规模，2000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9422万，2010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仍然高达2688万人。其中，在2009年农村贫困人口中，连续两年是贫困人口的有1356万，占37.7%；仅当年为贫困人口的有2241万，占62.3%。2007至2009年三年间，至少有一年处于贫困的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为8.0%。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不仅规模较大，而且贫困人口分布带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特征。2009年全国东部、中部、西部贫困人口分别是173万、1052万和2372万，分别比上年减少75万人、58万人、277万人，下降幅度分别为30.2%、5.2%和10.5%。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65.9%分布在西部地区。2009年，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贫困发生率分别是0.5%、3.3%和8.3%。134庞大的农村贫困人口会在一定程度上滋生贷款违约事故，因为对于大多数贫困家庭来说，收入普遍较低，按时还款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这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中也得到了证实。
4.3.6农村居民文化水平不高
我国是个13亿人口的农业大国，其中乡村人口近7亿，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只有大力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建立起农业和农村经济赖以长期稳定发展的人力资本基础，才能保证农业和农村经济在新世纪的发展中立于不败之地。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截止2010年底，乡村总就业人数达4.14亿人，约占总人口的30.9%。但是，由于长时期的农村经济落后局面，导致了农村的劳动力中受教育程度的低下。1995年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占13.47%，具有高中及以上的比例仅9.81%，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17年，即便到了2010年，农村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仍占5.73%，具有高中及以上的比例仅17.39%，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民文化程度的差距依然较大，法国7%的农民具有大学文凭，60%的青年农民具有中专水平。德国7%的农民具有大学文凭，53%的农民受过2-3.5年的职业培训。日本农民中大学毕业的占5.9%，高中毕业的占74.8%，初中毕业的只有19.4%。
农村居民文化水平较低的局面一方面不利于农村新型金融机构业务的推广，据陈雨露、马勇（2010）对100户农户的随机走访调查，80%左右的农民认为村镇银行无法完全确保其贷款资金的安全性，60%左右的农民选择将钱存在国有银行或农村信用社135。另一方面，这种局面会导致信用风险的增加。由于受教育程度不高，无法懂得没有及时归还金融机构贷款的危害性，并且对于金融机构贷款政策也不能完全理解，有时候会凭借自己个人意愿来处理贷款归还事宜。并且，部分农民缺乏金融观念，容易把小额贷款当做扶贫救济的财政补贴，获得贷款的冲动强，还款意愿不高。2007年全国各地区农村信用社农业贷款回收率中，经济较发达、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省市回收率偏高，其中天津100%、河北94.58%、江苏91.49%，而回收率较低的有青海70.86%、云南76.32%、江西7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