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中国财政理论体系在曲折中前进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财政学界开始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财政学科的本质、职能、原则、经济范围及其属性。50年代初有的学者虽然也提出过财政是国家在满足其需要，进行社会财富分配与再分配的经济行为的界说，我认为这一命题，只简要回答了什么是财政，而没有触及财政本质的深层次研究，更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分析或专门著述。由于建国初期的特殊历史背景、经济学“唯我独尊”，国内理论研究一边倒，完全排斥西方经济学理论。我国财政学基础理论建设受到苏联财政理论影响极深，把财政学研究的对象界定为货币关系体系，即“货币关系论”的观点，在国内占居支配地位，起着主导作用。但是，货币关系论的理论在研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财政问题，出现了很大困难，许多历史事实缺乏充分依据支持自己的论断，难以自圆其说。有鉴于此，50年代后期，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国内一些学者对货币关系论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我国老一辈财政学家西南财经大学许廷星教授从国家实现其职能参与社会产品分配形成的分配关系人手，以参与分配的主体为标准，把社会再生产中的分配区分为经济属性分配和财政属性分配两大类型，于1957年在国内首次明确提出了“财政学的对象是国家关于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过程中的分配关系”及其理论体系的全新见解，即“国家分配论”或称“国家分配关系论”。许廷星教授的这一研究成果，对财政基础理论从货币关系的圈子脱离出来研究人们物质利益的分配关系，是一项重大突破，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获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中国人民大学王传纶教授认为把“分配关系分为社会经济分配关系和国家职能所发生的分配关系（也就是财政的分配关系）”，“财政学的对象就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把财政同国家的职能相联系，由此来规定财政学的对象，其基本方向是正确的。”老一辈财政学家李成瑞在评价“国家分配论”的文章中指出：“‘分配关系论’的提出，对于财政本质的探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克服了货币关系的缺点，解决了货币关系论不能解释的若干重要问题。他们关于财政同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参与社会产品的分配关系的论点，是同马克思关于捐税的本质的分析相符合的。”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著名财政学家许毅教授在《广义财政学体系初探》一文中对“国家分配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作了全面系统地客观评述。指出“‘国家分配论’是我国财政学界在50年代经过一代人的努力，在扬弃了西方资本主义‘公共消费’、‘公共财政’理论影响后，转而从前苏联引进的‘货币关系论’发展而来的。它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方面搞清楚了财政分配的对象是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及再分配；另一方面弄清楚了分配关系属于经济基础，分配方式和分配活动……属于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能动形式；同时也揭示了财政分配方式在不同的生产方式条件下具有特殊的运动方式。”“总之‘国家分配论’阐述的重点是从社会再生产的中介地位来研究分配方式以及与交换关系对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能动作用，并为推进财政理论发展打下了基础。”我国50年代后期所产生的“国家分配论”，在老一辈财政学家的积极支持、倡导和坚持下，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不断充实和发展，已被学术界绝大多数学者、专家所接受，形成共识，成为新中国现代财政学基础理论建设的主流派。这一研究成果的提出，在实践中的不断发展和不断完善，在国内财政基础理论研究中长期居于支配地位，完全是老一辈财政学家和部分中青年学者共同劳动的结晶，而不是某一个人的专利。以上事实表明：“国家分配论”为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现代财政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及指导财政工作实践所作出的贡献有目共睹，功不可没。
80年代以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我国财政理论探索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局面，理论界相继提出了“社会再生产论”，“剩余产品论”，“社会共同需要论”等各具特色的不同观点。随着改革开放深化，西方经济理论的大量引进，财政基础理论探索日益成为理论界的热门话题。报刊杂志在这方面刊出了大量文章，发表了不少议论，讨论的焦点归根到底是“国家分配论”在新形势下是否还有用？过时没有？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建立什么样的公共财政才符合我国具体国情？紧密围绕“国家分配论”与中国“公共财政模式”两大基础理论的争论，目前尚在进一步深化中。我认为这一问题的深入探索，必须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中国实际，与时俱进，实事求是，以追求真理为最高职责，既要继承老一辈学者潜心研究的优秀成果，使之丰富和发展，又要吸收借鉴世界各国财政理论的精华，为我所用。切忌随波逐流，照搬照套。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外国的东西不研究中国这块土壤有多大需求，简单拿来是不会成功的。
十五、略论争取我国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
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提出：“从一九八一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达到一九八○年的四倍。实现这个宏伟的战略蓝图，我国国民收入总额和主要工农业产品将居于世界前列，广大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央确定的战略部署是：前十年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准备条件，后十年开创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从这次代表大会到下次代表大会的五年间，必须争取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下面仅就怎样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谈一些粗浅认识。
一、几年来我国财政经济状况的变化
十年动乱使国家财政陷入困境，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问题成堆，百废待兴。面对这种状况，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端正了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果断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经过几年的国民经济的调整取得了重大成效，农业与工业、工农业内部、以及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比例进一步协调。整个国家出现了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上稳步发展的可喜局面。1982年1一8月，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9.1％，农业增长3.2％。国家财政赤字从1979年的170亿元、1980年的127亿元，到1981年只有25.5亿元。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财政收支基本平衡，市场繁荣，物价基本稳定，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已经有了好转。但还没有根本好转：十年动乱在经济战线上造成的严重创伤还没有完全消除，国民经济中的产业结构、企业结构、产品结构和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现象仍然存在；1981年财政收支基本平衡是在紧缩开支的前提下实现的，是不巩固的，1982年国家财政预算还有赤字30亿元，市场货币投放量偏多，社会购买力与物资可供量还不平衡，国家的财力与经济建设的需要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这种状况说明，在今后的五年间，要争取实现我国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还要做出巨大的努力。
那么，怎样才算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它的标志是什么呢？根据十二大战略部署精神，我们认为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标志是：①经济效益显著提高，②巩固地保持财政基本平衡、信贷基本平衡和物价基本稳定，③人民生活继续有所改善。达到了以上三个方面的要求，我国经济振兴就有牢固的基础，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便实现了根本上的好转。
当前我国财政经济状况还没有根本好转，归根到底是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国民经济结构不合理、生产、建设经济效益低造成的。这反映在国家财政收支上，近两三年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第一，工农业产值和国民收入都上升，国家财政收入却下降，1979年到1981年三年内，工农业生产总值分别比上年度增长8.5％、7.2％、4％，国民收入分别增长7％、6.9％和3％；而同期财政收入（根据财政决算资料计算的国内财政收入，不包括国外借款），则较上年度分别下降4.7％、2.4％、2.5％。
第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超出了国家财政能够承受的能力。1979年一1981年国民收入较上年新增长的部分几乎全部用于生活消费。三年内国家共拿出了1，400多亿元，用于解决长期遗留下来的问题和改善人民生活，大体上相当于同期国民收入的13％，财政收入的31％。同一时期内，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工资奖金总额分别比上年增长12.8％、18.7％、4.5％，而劳动生产率1979年只增长6.4％，1980年增长2％，1981年反而下降1％。
第三，预算内基本建设拨款和国防支出已经大大压缩，1981年比1979年分别减少42％、4％。
上述情况集中到一点，就是国家集中不到必要的资金保证重点建设，财政收不抵支的矛盾十分突出。中央财政要靠发行国库券、向地方借钱，向银行透支来维持。
对待这样的变化，应当如何看待呢？人们的认识不太一致。有的同志认为财政上的困难是某些政策上的失误导致的。他们以工资奖金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提高，农副产品价格补贴数额愈来愈大，地方、企业支配的预算外资金越来越多为依据，说近几年财政上出现的问题是一种不正常现象，对此我们有不同的看法。
先说职工工资奖金。“一五”期间，积累占国民收入比重平均为24.2％，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0.9％，国民收入每年递增8，9％，职工工资平均每年递增7.4％。这一时期工农业生产蒸蒸日上，市场繁荣，人们欢欣鼓舞，劳动热情很高。“三五”、“四五”期间工农业生产平均每年递增8.7％，可是职工的工资长期不动，平均工资反而低于1957年水平，这就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近几年，在国家财政还有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党和政府尽最大的努力，拿较多的钱出来提高工资和解决城镇人口的劳动就业问题，并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奖金制度，应当说是必要的，完全正确的。要知道我们过去是高积累、低消费，为了把这种不合理的状况调整过来，在一定时期内有必要这样做，这有利于实现安定团结，有利于调动职工积极性。
再说农副产品价格补贴。为了把农业搞上去，使农民尽快地富起来，党和政府制定了加快农业发展的政策，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经济措施：如稳定粮食征购指标，提高粮食统购价格和其他农副产品价格，减轻农村部分税收负担，降低农用生产资料售价等。1979年到1981年全国农民直接从农副产品提高价格和减免税收中得到的好处达520亿元，对于农村休养生息，推动农业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如果，没有党和国家这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我国农业有目前如此兴旺发达的大好形势是不可想象的，显然不存在什么失误可言。
至于预算外资金，过去我国财政管理体制的一个明显的弊病是集中过多，统得过死，地方、企业缺少必要的自主权，1979年开始体制改革，地方，企业扩大了自主权，必然会使一部分原来由国家统一掌握使用的资金，转到地方、企业手中。除了那些采取不正当手段挖、挤、占的外，预算外资金不断增长是必然的。而且，这几年预算外资金的很大部分还是用到生产建设上去了的，相对来说也减少了预算内资金的安排，对扩大生产规模是有其作用的。
由此可见，财政资金出现的反常变化，我们认为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特殊现象，它根本不是由于政策或重大经济措施上的失误造成的。至于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比如奖金发放失控，农副产品价格补贴范围日益扩大，地方、企业留用财力过多，安排使用中缺乏从宏观经济进行指导，搞了些重复建设，非生产性投资多了些，综合平衡未跟上，增加了中央财政的困难和市场商品供求的压力等，都是执行政策过程中的不足，工作中的缺点。显然，不能归究于国家的方针政策上的失误。我们这样说，只是肯定近几年财政上的变化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正常现象，并不是说它是我国今后财政收支变化的一般规律。一般的规律应当是：生产发展国民收入增加，财政收入也应当同步增加，职工工资奖金只能在生产发展基础之上增加，其提高的幅度不能超过劳动生产率提高幅度。城乡人民生活的提高只能靠努力发展生产，而不能靠减少国家必不可少的建设资金，否则将损害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