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品货币经济不甚发达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传统经济体制对财政信贷资金实行统收统支，高度计划性，物资产品统一调度，生产统一计划。“传统平衡论”本身的矛盾性容易被掩盖，但它作为国民经济一项基本方针和财政货币政策目标的依据，曾经程度不同地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比如，在1959—1963年这样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帝国主义反华浪潮嚣尘上，对我国实施经济封锁，台湾的国民党也跃跃欲试反攻大陆，中苏关系发生裂变；我国在经济建设中由于受“左”的思想干扰，以致于元气大伤财力匮乏，孤力无援。对此，政府坚持财政、信贷与物资的平衡方针，有多少钱办多少事，量力而行，纠正1958年“左”的指导思想的错误，从而便国民经济在既无法利用外资、又不可能举借内债的严峻形势下，逐渐走向稳定发展的轨道。又如，在“十年动乱”时期，由于“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我国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社会物资商品供给严重不是，人民生活水平趋于下降。当时举借内外债又不可能，且社会物资商品严重短缺，若提倡打财政赤字，搞财政性货币发行，扩大信贷规模，那么投放的货币就无现实的物资商品可供购买，短缺的“资源”与过多的货币供应必然引起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影响国家政治安定和人民生活的稳定。在此期间，我们的经济工作，坚持财政，信贷收支平衡是主要的，财政没盲目打赤字，银行没盲目发票子和热衷于搞投放，使国民经济艰难地度过了十几个年头，没有再出现更大的乱子。
但是，上述例子并不说明“传统平衡论”本身至善至美，可以作用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所有阶段和所有时期，而只能说明它在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背境下，直接或间接地一定程度地起过抑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稳定国民经济不出大乱于的积极作用，更不说明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作为国民经济持续、稳定、高速发展的依据。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中不少人认为，“传统平衡论”与传统经济体制相适应，它曾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一直发挥其积极作用，其理论本身在该时期是无懈可击的，正如有的同志在其著述中所阐述的，传统平衡理论“根源于我国的经济实践，一方面是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另一方面是针对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过程中出现的失衡和失控的问题，在经济实践中成长起来的经济理论，与外来输入的经济理论相比，显得更有中国味，对实践也更有指导意义。”本文认为，全盘否定和过于夸大“传统平衡论”和作用都有失科学研究的严肃性。因为，事实上“传统平衡论”并没有也不可能成为我国每个时期经济建设的一个方针或决策依据，并起到推动每个时期我国经济迅速、持续、协调发展的作用。
二
我国许多时期经济建设工作的实践充分证明，把主动的不平衡作为一项财政政策能够促进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摆脱经济萎缩、发展缓慢的困境。否则，若不研究经济环境，一味盲目坚持所谓的财政、信收支与物资供求总量的综合平衡，则只能导致国民经济的长期徘徊不前，缓慢发展，以及引起资金收支与物资供求在结构上，分布上和投向上的不平衡，使本来就稀缺的资源进一步形成无谓的闲置和浪费。检验理论、政策、决策正确与否的科学标准不是主观想象，而是社会经济运行的实践。
以我国国民经济刚刚恢复后的“一五”时期为例，当时我国进入了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要完成从苏联引进的156个大型工程项目和694个配套基建项目，而财政、银行计划安排的资金却较少。面对巨额建设资金缺口，财政、银行都有较大压力。对此，是坚持收支平衡理论，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缩小既定的“一五”计划建设规模，缩减基本建设工程项目，放慢建设速度，还是动用财政结余和信贷资金，再主动打些赤字，借些外债和内债保证经济建设资金的供应，必然关系到“一五”计划能否实现的重大问题，通过周密细致考虑政府毅然决定选择主动的不平衡，不为“平衡论”所困扰，于1954年发行了“国家经济建设公债”8.36亿元，向外国借债8.84亿元，并在1956年的财政预算支出中打硬赤字18.31亿元，从而在财力上保证了“一五”，计划的实施，使800多项大中型基本建设工程项目建成投产，形成了我国预算内国有企业的骨干体系，对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国有经济的不断壮大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若当时坚持“收支平衡原则”，选择消极的“平衡”政策，就不可能取得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
再如，当我国进入80年代初的经济全面改革时期时，客观形势要求国家必须在财力上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一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偿还过去多年对人民生活的欠债，增加职工工资收入；二要从财力上支持价格改革，提高农产品价格补贴和其它工业企业补贴等，调动广大农民及其各阶层社会成员的生产积极性；三要进行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投资，加快经济建设速度。于是，在财政、信贷政策上又一次面临着“平衡”与“不平衡”的两难选择。我国政府再次选择了“主动的不平衡”，连续6年打财政赤字、举借内外债，银行发票子，筹集建设资金。
财政赤字主要是通过借债、财政性货币发行、向银行透支，以及其它借款来弥补的。日益增多的财政赤字和一定量的货币发行并没有象平衡理论所透视酌那样，成为“洪水猛兽”，危害国民经济，而恰恰相反，它使我国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持续、高速、稳定的发展，使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提高，使市场日益繁荣，这与过去不打赤字、坚持“四平”的若干年经济发展缓慢，市场萧条，生产不景气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
然而，有不少同志至今还在极力维护传统平衡论的尊严，为平衡论唱赞歌，认为传统平衡理论说到底与社会总供求平衡理论没什么两样，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理论就是“四平”理论或综合平衡理论；认为财政赤字是资本主义财政最本质的反映和特有现象，我们是社会主义财政，必须从根本消除赤字；甚至还有人认为，四平理论稍加完善，即可适应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一个显而易见的实事是：在当代各国的经济发展史上，既没有哪一个国家把追求财政、信贷、外汇与物资供求的季度、年度的静态平衡作为经济运行的准则或政策，也没有出现过所谓的三大资金收支与物资商品供求的绝对平衡或相对平衡；同时，更没有哪一个国家是在拒绝举借内外债，不打财政赤字、追求财政、信贷外汇的收支平衡中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协调发展的。相反，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在推行赤字财政政策、扩大货币发行、鼓励和刺激投资、大量举借内外债，增加有效供给、扩大社会需求的政策原则指导下，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如日本、前联邦德国、韩国、墨西哥、美国、巴西等都是靠举借内外债，推行赤字财政政策，利用外国资源，再配置本国资源等很快实现经济起飞的。通过对国内外纵向和横向的考察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四平”论或者“传统平衡论”只不过是一种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所设计的一种经济理论，虽然也起到过导向经济运行的积极作用；但是有着虚幻性的一面，若在每个时期都死守“传统平衡理论”不放，看成一个永不变化的恒等式，并把它灌输给后人，则必然使我国失去一次次良好迅速发展经济的机遇。而采取主动的不平衡，即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环境，打点财政赤字，多发一点票子和适度扩大投资作为一项经济政策，来调节国民经济的运行，实现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相对平衡，才是推动国民经济高速、协调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