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文人的“毛病”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文人既是人，就免不了要犯常人都会犯的错误：但文人又毕竟是文人，在常人眼里是头顶上有光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所以，文人的错误常会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夸张，被放大，成为常人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谈资。其实，犯了错误并不可怕，怕的是文人自以为头上真有光环，在错误中不能自觉，无法自拔，衍变成了习惯，成了“毛病”，成了“人品问题”，就有可能招致人们的口诛笔伐，就有可能使这个文人身败名裂。在中国人的印象中，自古以来的文人多是有些“毛病”的，所谓“文人无行”说的就是文人的“毛病”。就拿唐代的著名诗人来说吧，“初唐四杰”中的王勃、杨炯均恃才傲物，为同僚所不容。王勃甚至因杀人而坐过牢。杨炯为官苛刻，动辄“杖杀”下属，“不为人所多”。卢照临在蜀为官期间与一郭姓女子同居，离蜀后便无消息，致使该女子有孕在身，整日以泪洗面。骆宾王“落魄无行，好与博徒游”。王翰自比王侯，对同僚颐指气使；王昌龄则因为“不护细行”而“屡见贬斥”。李白狂放不羁，携妓纵酒：杜甫性情褊躁，“恃恩放态”。李商隐“恃才诡激，为当涂者所薄”；杜牧直陈“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中国如是，外国亦然。英国一位名叫保罗·约翰逊的学者在他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揭露了十四位西方世界非常著名的文人身上鲜为人知的“毛病”。比如卢梭，我们都知道他是创作了《忏悔录》的大作家。他自称是“人类的朋友”，生来就是为了爱的，但他对曾多次援救过他的华伦夫人（卢梭的养母兼情人）却表现出令人发指的忘恩负义。雪莱是中国读者都非常熟悉的大诗人，他在两性关系中表现出十足的流氓嘴脸。他总以为对于性行为的通常准则，自己永远有一种豁免权，于是不断的找来一些年轻妇女成为他的性伴侣。萨特曾勾引过许多十六七岁的女学生，自己则像东方的君主一样幸临“后宫”。托尔斯泰有个私生子，但他却从来没有承认过，更逞论给予父亲应该给予的亲情和关爱！
可见，在文学史上，文人的文品和人品存在分离现象是个不争的事实，这对传统的“文如其人”之说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南北朝时期的梁简文帝萧纲说过“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更明确地提出了为人与为文不必一致的二元论主张，从而使文人文品与人品的分离由不自觉变为自觉。萧纲本人是创作轻艳浮靡的“宫体诗”的鼻祖，但史料中却未见其有劣迹记载，反称他“有人君之爵”。他的弟弟萧绎并不好声色，“颇慕高名”，但其诗赋创作却婉丽多情，极尽声色之能事，活脱脱一个登徒子。以李世民为代表的由隋入唐的开国元勋们多是戎马控惚的英雄，但唐初文坛却是“四面细弱的虫吟声”（闻一多语），显然与这些英雄们爱好和倡导气格卑下的艳情、“宫体”之作有关。可见，把为人与为文、人品与文品简单地划等号，是不负责任的形而上学。
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会把文人的文品与人品分开来看，审美评价和道德评价划境而治。特别对于那些著名的大文人来说，善良的读者会因为对作品的偏爱而忽略对人品的关注；即便看到了文人身上的“毛病”，也会“为尊者讳”地辩之以“不以人废言”、“不以一告而掩大德”。这就是之所以如上所述的文人们并没有因为身上的“毛病”而过多地影响他们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的原因所在。
但这并不意味着文人的人品无关紧要。和其他人一样，人品也是文人立身行己的根本。事实上，上述的大作家们在他们生活的时代都因为自身的“毛病”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们或者仕途坎坷，或者穷愁潦倒，或者被人孤立，或者遭人唾弃，有的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比如唐代大诗人宋之问，是“沈宋（之问）”近体律诗的完成者之一。他的诗歌文情并茂，最为时人好评。起初馅事武则天的内宠张易之，遭遇贬谪后，不堪其苦，逃往张仲之家避难，得知张仲之有谋杀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之心，便告发了他。因告密有功，宋之问不仅赎回了遭贬之罪，而且得到升迁。后来又因贿赂罪而被贬官。到了睿宗时期，宋之问旧习难改，屡有劣迹，被流放岭南，最终在玄宗手里被赐死。如此不堪的人品，人们当然认为他死不足惜。相传，他的外甥刘希夷创作了《代悲白头吟》一诗，其中有“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两句，宋之问非常喜爱，想据为己有，竟用土袋将其外甥压死。后人多认为这个传说不太可信，有人干脆就说，把这样的“屎盆子”扣在宋之问头上，盖因其“人品卑下”之故。
由此可见，文人的“毛病”一旦超出了“度”的界限，就不仅会直接影响人们对他（她）的道德评价，而且会间接地影响人们对他（她）的审美评价。如果人们在阅读了自己喜欢或崇拜的文人的文学作品后，再“知人论世”地阅读到文人身上的诸多“毛病”，诸多人品上的污点，那么，因阅读作品带来的心理的感动还能留下几分？当代的一位著名评论家曾用“我吞下了一只苍蝇？”来形容自己内心的感受。我想，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读者会因此而对其心目中喜爱或者崇拜的文人大打折扣，而这种“折扣”不正是读者对有“毛病”的文人的“惩罚”吗？这种“折扣”不正是“人品卑下”的文人本该付出的代价吗？
可惜，今天的不少文人更多地看到前代文人“辉煌”的一面，他们在羡慕前代文人所取得文学业绩的同时，邯郸学步地继承了前代文人们的“毛病”并使之发扬光大。北京既有“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狂人”作家，上海更有“用身体写作”的“宝贝”文人。广州的女编辑在网上自曝性乱交而名利双收，重庆的男“名编”则因大肆宣扬自己的同性恋而更加“著名”。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当代文坛颇有些“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味道。我们不敢设想，倘若让“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鲁迅和“宁愿饿死，不吃美国救济粮”的朱自清看到他们身后的中国文坛竟被糟践成了这般模样，不知该作何感想？
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作好文章乃文人之为文人的题中应有之意。文人既然选择了为多数人所敬慕的职业，就应该为这多数人负责，在甚嚣尘上的物欲洪流中，保持对职业道德的虔诚坚守，以“铁肩担道义”的时代责任感，“妙手”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当代人、无愧于后人的真正伟大的“文章”。
重新回到文头的话题，我们不禁要问，文人在“毛病”、“人品问题”中不能自觉、无法自拔的局面是谁造成的？难道仅仅是文人自律不够的问题？广大受众中某些不健康的价值取向，难道不应该承担部分责任？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深长思之。平心而论，当代文人中不乏“德艺双馨”者，他们默默地在立德立功、立言的土地上辛勤耕耘，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收成”。
而那些只是借用文人行头的所谓“文人”，在文坛上“叫春”、“裸闹”一阵子，便能博得满堂喝彩。敢问这些“文人”，接下来还会有什么表演？这使我不由联想到唐代诗人陈子昂的传奇故事。陈子昂当年为了改变在京都长安人地两生的被动局面，重价购得一把胡琴，在长安城的繁华街头宴请社会名流。待到大家酒足饭饱之后，陈子昂当众砸碎那把胡琴，然后把自己的文章赠送给各位。经过这番索隐行怪的“折腾”，本来就是文章高手的陈子昂在“一日之内，声华溢都”。一场“闹剧”之后，我们看到的是振起一代文风的陈子昂！
解铃还须系铃人。为“叫春”、“裸闹”叫停者，非当代文人自己莫属。如果当代文人继续在金钱的驱动下哗众取宠，继续在浮躁的喧嚣声中“放荡”下去，最终只会自取其辱、自毁前程。总有一天，屡受愚弄的受众会因为你是有问题、有“毛病”、“人品卑下”的文人而永远不再买你的账。到那时，你即便有了迷途知返的自觉，也己为时过晚；你纵有无伦的才调，也只有挠首踟蹰的份了。
中国古代文人的悲哀。
姚敏杰提到中国古代文人，我的脑海里就会像放电影一样地出现一组镜头：一位衣衫褴褛的穷秀才摇头晃脑地吟诗作文，之乎者也。秀才在书憧的陪伴下跋山涉水，进京赶考。科考得中，秀才成了状元。峨冠博带的状元披红带花，荣归故里……一个老掉牙的故事框架不知演绎了多少中国文人在仕途上的酸甜苦辣！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度，做了官就有了特权，有了特权就意味着有了一切。所以在我的感觉里，中国文人是最爱做官的。孔门弟子子夏说“学而优则仕”，于是有了“头悬梁，锥刺骨”，有了“凿壁借光”，有了“映雪囊萤”。十年寒窗，学富五车，就是为了换个官当。广西贡院有幅对联这样写道：十年寒窗诵四书言五经习六艺只为龙门一跃，三考得志官七品威八面渴九尊全因河鲤重生。历朝历代，相延成习，文人们趋之若鹜地竞奔在仕途上，乐而不疲。似乎做官从政，在仕途上春风得意成了文人自我价值的唯一实现形式。当然也有例外。《庄子·秋水》篇里讲了一个故事，庄子的好友惠施在魏国做丞相，庄子打算去拜访他。惠施误以为庄子来意不善，想和自己争夺相位，竟派人搜拿庄子。庄子见到惠施后，对他说，鸦鹰得到一只臭老鼠，唯恐鹓鶵相夺，殊不知鹓鶵非练食不食，非酸泉不饮，从不把臭老鼠当美食的。鹓鶵毕竟是神鸟，庄子毕竟是神人，红尘中的文人总得吃喝拉撒睡，离不开一日三餐柴米油盐酱醋茶。所以，多数文人并没有也不可能把官职当臭老鼠。虽然后世不少文人也常引用这个典故以示自己敝展功名、品行高洁，却总让人觉得矫情，颇有些“酸葡萄”的味道。
因为文章不能当饭吃，所以从孔子开始，中国文人似乎就未走出这样一个怪圈：他们一方面得心应手地创作着美仑美英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又辛苦态唯地追求着“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政治理想是他们的内在追求，文学作品则是这种追求的外在表现，是政治理想的“副产品”。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只是为文人的头上戴上了一顶光环，并不一定能为他们追求政治理想锦上添花（“文字狱”不知害死了多少优秀的文人），而对政治理想的追求，却常常是文人们创作文学作品的素材源泉乃至精神支柱。于是，文人们在追求中苦闷、彷徨，在创作中自娱、欢欣。仿佛命运在捉弄他们，偏偏让他们事与愿违。最终，他们仍然是自娱的文人，而没有成为他们梦寐以求的政治家。正所谓“有心栽杨杨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
一部中国文学史，实际就是中国文人的仕途苦旅史。由于中国文人始终有着难以消解的仕途情结，所以中国文学里充满了文人怀才不遇的悲鸣。在对政治理想的追求中，极少数文人如愿以偿，步入仕途。绝大多数文人则仕数不遇，壮志难酬。在如愿以偿的少数文人中，最终因政绩卓著而堪称政治家者，寥若晨星。在仕途上艰辛跋涉，政绩平平者则所在多有。只有其中一部分人虽然身在朝廷，却心在文学。他们和那些仕数不遇、壮志难酬的绝大多数文人共同构成文学创作的庞大队伍，“种瓜得豆”地在文学创作的田地里收获着成绩和希望。真正青史留名的伟大的作家、诗人，就是产生于这个队伍中的文人。
文人的悲哀正在于这种“种瓜得豆”的不对称性。这又怨得了谁呢？文学创作在中国古代没有成为一种职业，文人对文学的追求不足以为“稻粱谋”，谁还愿意把文学当作独立不倚的追求对象，把在文学事业中建功立业作为一生的奋斗目标呢？生存的需要使得文人的“种瓜得豆”成为难以规避的宿命。于是，有人便说，文学家、诗人的一生注定是与苦难、煎熬相伴的一生。司马迁在其《报任少卿书》中有一段著名的排比句，常为人征引：“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腆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包括司马迁在内，也是在受“宫刑”之后，隐忍苟活，创作出被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这部伟大作品的。从孔子、屈原到司马迁，大凡青史留名的文人，多有“得咎”于政治而成就于文学的经历。
司马迁之后，文人们不思悔改，继续汲汲于功名，拥挤在仕途经济的独木桥上，撒着政治的种，结着文学的果。曹植贵为皇子，竟也未能幸免于难，遭到来自骨肉同胞的迫害。在政治失意之后，创作出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作品。到了唐代，文人对仕途的热衷可谓登峰造极。“初唐四杰”作为新一代文人的代表，在文坛上造成较大的声势。他们恃才傲物，狂放不羁，毫不掩饰对功名利禄的向往和追求，有时甚至表现为赤裸裸地要官做。比如王勃在《上刘右相书》中写道：
仆一代丈夫，四海男子。衫襟缓带，拟贮鸣琴；衣袖阔裁，用安书卷。贫穷无有种，富贵不选人。高树易来风，幽松难见日。羽翼未备，独居草泽之间；翅翮若齐，即在云霄之上……伏愿辟东阁，开北堂，待之以上宾，期之以国士，使得披肝胆，布腹心，大论古今之利害，高谈帝王之纲纪，然后鹰扬豹变，出蓬户而拜青挥；附景抟风，舍薹衣而见绛阀，幸甚，斯不为难矣。
这段话把当时文人追求功业、积极用世的心态暴露得淋漓尽致。在文人们看来，既然时代给予了文人和文学以机遇，文人就应该谋取卿相，文学就应该干时济世。表达对仕途功业追求和向往的诗文，在“初唐四杰”的诗文集中比比皆是。但是，“四杰”都只做过很小的官，抒发怀才不遇、仕途坎坷的思想感情成了他们诗文创作的主要内容。杜甫一生都在追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但我们从他的政治履历表里只看到“左拾遗”这个专职讽谏的官职与他的理想较契合，其他如华州司功参军、工部员外郎之类，不过是看看库房、管管基建之类的小官，与杜甫的理想实在是南其辕而北其辙。大概由于“工部员外郎”这个官职在世俗人眼里实惠多多的原因吧，杜甫从此有了“杜工部”之称。工部员外郎虽然管一些建筑工程之类的事，但与杜甫能使“大批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千万间”“广厦”工程的要求相比，这样的官职实在太小了。杜甫一生创作最多、最辉煌的时期，其实也是他仕途最坎坷、生活最困顿的时期，倒是在短时期的平顺生活中，他的创作反而量少且乏善可陈，无怪乎他会在诗歌中发出“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的一声叹息。李白的政治理想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为的是求仕；他向当道上书，也是为了求仕；他隐居学道，想走“终南捷径”，目的仍然是求仕。正是在求仕的过程中，李白彰显了他狂放不羁的个性和极富魅力的人格；也是在求仕的过程中，李白创作出大量感天地、泣鬼神的伟大诗篇。但是，李白一生最高规格的政治待遇，就是得到唐玄宗的赏识而供奉翰林三年。然而，唐玄宗赏识李白的并不是他“济苍生”、“安社稷”的政治才能，而是他的文学才华。就像当年贾谊被汉文帝召见一样，只落得“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尴尬境遇。所谓供奉翰林，其实就是让他做宫廷里的御用文人，这显然不是李白所想得到的职位。于是，狂歌纵酒成了他排遣郁闷心情的最佳方式。朝中大臣们见他狂放不羁、恃才傲物，也看他不顺眼。唐玄宗经过三年的近距离考察，也觉得他不是“廊庙之器”。在这样的处境下，连他本人都感觉到无尽的悲哀。在《宋玉事楚王》一诗中，他自比宋玉，受到登徒子的忌妒和诬陷而被斥去朝。在《绿萝纷葳蕤》一诗中，他又自比遭人遗弃的妇女。在《秦水别陇首》一诗中，他则自比陇头流水，发出“挥涕且复去，恻枪何时平？”的悲鸣。
唐人如此，后世的苏轼、王安石、曹雪芹、龚自珍等等著名文人，莫不如是。
为什么文人在仕途上动辄得咎、步履维艰？你可以归纳出很多客观原因，比如“世胃涉高位，英俊沉下僚”、“一人飞升，仙及鸡犬”的制度弊端，比如“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时世需求，等等。但我文人在政治素质上的储备不足是使文人难以在仕途上站稳脚跟并成大气候的最根本原因。政治关系是上级和下级的关系，只需要服从，与文人天真率性的品质格格不入；政治家需要胸怀天下，在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做出“丢卒保车”的决策，文人则容易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往往小题大做，因小失大；政治家在波橘云诡的复杂形势下，多权谋、善机变，能够自如的驾御局面，文人则往往六神无主，手足无措，在慌乱中坐失良机；政治家处事果决，文人则优柔寡断……
我断然没有腌臜文人的意思，只是想说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本可以在文学事业中大展宏图的文人们为了生计却不得不拥挤在并不适合于他们的仕途经济的独木桥上，因为在文学上“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付出，换不来一家老小的温饱。这才是文人莫大的悲哀。
当然，文人并不是天生不能做官，事实上历史上的好官多是文人出身的。但这些出身于文人的好官从严格意义上说已经远离了文人的职守，他们充其量也只能是“准文人”。他们的政治素质己远远高出了他们作为文人的素质，他们已然实现了从文人到政治家的历史蜕变。也许从今人的眼光来看，魏征、张说、姚崇这些人都是不折不扣的大文人，但若论文学贡献，他们无法和同时代的“初唐四杰”、陈子昂们比肩，和后来的李白、杜甫们相比，更是无法望其项背。反过来说，如果“四杰”、陈子昂、李白、杜甫们也像魏征、张说、姚崇们一样仕途坦荡的话，他们就不可能在文学上做出多大的贡献，唐代文学史就得改写。
王维虽然官至垂相，但从史书上几乎看不到他在政治上有什么建树。亦官亦隐的优游生活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殷实的物质保障，他可以在其位而不谋其政，心无旁骛地在诗文创作的领域耕耘他的“自留地”。于是，后人知道了作为诗人的王维，却少有人知道当了高官的王维。这其中，不也包含着中国古代文人的某种悲哀？
话又说回来，王维亏得有了他的那块“自留地”，否则，他就什么也不是了。
（本文中文人特指从事文学活动的文人）
后记
1989年至1992年，我随西北大学中文系阎琦教授攻读唐代文学硕士学位。记得我向阎老师呈交的第一份作业，便是读王勃诗的心得体会。阎老师看后比较满意，建议我进一步搜集有关王勃研究的资料，整理成一篇文章发表，以便为顺利完成学业奠定基础。同时他还建议我，如果有兴趣，在平时的阅读中，注意“初唐四杰”的有关材料。因为“初唐四杰”的研究，迄今在学术界仍是一个薄弱环节。阎老师的话，为我最终确定学位论文选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就如同你要打油井，却不知道从哪儿下钻一样。有人运气好，打出了富油矿，有人运气差，打出了贫油矿，还有运气更差的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如果在下钻之前，请专家认真勘探，分析论证，必然会减小采矿的盲目性。众所周知，唐代诗人、作家群星璀璨，诗文作品如汗牛充栋，其研究成果也是多不胜数。要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新意、有突破，是非常难的。于是，我便按照阎老师的建议，把自己的硕士学位论文确定为《论“初唐四杰”及其诗》，期望能在“初唐四杰”处打出富油矿。几年来，我在阅读“四杰”文本的同时，较多地查阅了有关“初唐四杰”的前人研究成果。在攻读学位期间以及取得学位后的数年间，我先后在《唐代文学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西北大学学报》、《华夏文化》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几篇有关“初唐四杰”的研究论文。
后来，由于工作性质和环境的变化，我逐渐减少了对“初唐四杰”的关注。
时隔多年后的2002年，三秦出版社文史编辑室编辑李郁先生告诉我，他正在编辑一套“千古数风流丛书”，希望我能加盟，在硕士学位论文《论“初唐四杰”及其诗》的基础上，写一本力求使更多读者能够读懂的、全面介绍“初唐四杰”及其文学活动的书。
这使我犯了难。从1997年起，我便改行从事行政工作，与学术研究几乎一点不沾边，对唐代文学研究界的动态也是恍如隔世。重新捡起，谈何容易？
由于平时工作忙，加上自己才疏学浅，有时在桌前一坐，半天写不出一句话来。我曾多次打退堂鼓，不想为难自己，几度一辍笔就是数月。直到“千古数风流丛书”第一辑全部出版，我还没有完成任务。我给李郁打电话说，丛书既己出版，我的那本就算了吧。但李郁还是不依不饶，希望我继续做下去，再找机会出版。就这样，我最终还是在诸多师友的鼓励下，利用业余时间硬着头皮做了下去，弄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书后所附《文人的“毛病”》和《中国古代文人的悲哀》两篇文章，是我在写完《初唐四杰》后的一些感想。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还查阅和参考了许多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由于此书仍属学术普及性读物，我在行文中力求尽量注明参阅成果的出处，个别未注明出处者，多从行文方便考虑，敬祈学界及广大读者谅解。
如果没有挚友李郁的催逼、拙荆何媛的监督，此书是难以羞涩面世的。恩师阎琦教授愿为作序，对荒疏学业多年的学生来说，真是莫大的鼓舞！
在此书即将出版之际，我还要特别感谢的是西安市灞桥区人大副主任、区文化学会理事长刘琦先生。刘琦先生是位学养深厚的文化人、书法家，属于典型的学者型领导干部。多年来，溺桥区文化事业蒸蒸日上，热闹非凡，区文化学会和刘琦先生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得知我的《初唐四杰》己经完稿，刘琦先生非常高兴，并在书的封面设计、装帧印刷等方面，给予了不遗余力的支持和帮助。同时，他还热情为我的书稿题写了书签。作为前辈，刘琦先生对文化事业的热情，以及对后学的扶掖和关爱，将使我永志不忘。
最后，我真诚地希望读者朋友们读完此书后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
姚敏杰
200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