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杀意浓
自从黄霸被张敞点了哑穴后，他的政治生涯，从此一塌糊涂，萎靡不振。在长安，没有政绩，没有祥瑞，那是很难混出头的。于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深刻的迷茫感，充斥着黄霸受伤的心。
如果说，人生就像下棋，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两着不慎，那就等着死翘翘了。黄霸怎么也没想到，背运的他，一不小心又使了一记昏招，差点让他命都没了。
这件事说小很小，说大则很大。说它小，其实黄霸就是向上面推荐了个人。这个人就是乐陵侯史高，皇帝刘病已的表叔。
史高连侯都封上了，黄霸还想干吗？黄霸也不想怎的，就是想把史高推得更高点，拉个人情，以后好互相照应。
于是，黄霸给刘病已打了一个报告，隆重推荐史高当太尉。
有心的读者可能都看出来了，太尉这个官职，好久没有出现了。这个官职之所以被取消，源于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外戚田蚡。田蚡死后，刘彻才知道他曾经是个造反货，气得直想骂娘。于是乎，从此撤销太尉，另创一个叫大司马的军职。
黄霸的报告打上去后，刘病已动作很快，他立即召黄霸进宫。当黄霸喜洋洋地跑到他面前时，只见刘病已呼地吼出一声：“黄丞相，你到底想干吗？”
黄霸一下子就傻了。他还没回过神来，刘病已又巴拉地骂道：“你是汉朝丞相，可你知道丞相的职责是干吗的？管教育、管监狱、管地方，都是你的职责，我的职责就是管好丞相，管好大司马，你凭什么越权来管我的事？”
这下子，黄霸总算听出来了，问题不在于重提太尉，也不在于推荐了什么人，而是他根本没有推荐资格，越权用事了。
问题严重了。
黄霸吓得脸黄如土，马上脱下官帽，跪在地下连叫皇上饶命。
总是出了问题就跪地磕头。刘病已想想黄霸近来种种差劲表现，怒气难平。但是他控制住了，一句话也没说，大甩袍袖就走了。
郁闷，黄霸连死的心都有了。
黄霸认为，这次他可能逃不掉噩运了。刘病已想怎么处罚，他心里没底。别说回颍川磨炼改造，有可能卷好铺盖，直接被叫到监狱报到。
一天，两天，三天……他度日如年地等着宫里消息。一连几天后，黄霸听说刘病已气消了。不久，刘病已传话来告诉他，事情过了就算了，不想再追究他了。
黄霸仿佛做了一场噩梦。到这里，黄霸知道自己的事业和美好未来，已经到顶了。他唯一争取的就是，再坚持几年，安全退休。在退休之前，希望少说话，爱护环境，不乱抓鸟，能够退位让贤，那就真是阿弥陀佛了。
黄霸到头了，可张敞还在台上唱着。但是，当黄霸被刘病已数落以后，台下亦有观众说，不能再让张敞在台上乱跳了，以前他把黄霸轰得里外不是人，今天我们也要轰他一下。
在张敞看来，那帮想轰他的人，尽是些落井下石之徒。其实他之所以被轰，是因为一个好朋友出事了。那不是一般的好朋友，也不是一般的人，他是一个牛人，也是一个猛人，他就是名震天下的杨恽。
一个牛人的背后，往往总是有着一个很牛的背景。杨恽父亲杨敞，胆小怕事，但毕竟也混到了丞相，又称汉朝第一胆小丞相；杨恽外公，名号更响，一响就是两千多年，他就是《史记》作者司马迁大师。
杨敞这辈子，能够善始善终，全赖他的乌龟哲学主义，关键时刻，该缩头时缩头，该伸头时伸头。没想到，这个优秀的品质没遗传给杨恽，在杨恽的身上，一扫杨敞软弱无力之气，反而洋溢出外公司马迁的阳刚之气。
杨恽之所以能混出名号，得益于两个条件：一个是他很有背景，二是他很有才。杨敞死后，杨恽没轮上爵位，轮上爵位的是他的哥哥杨忠。凭着哥哥的关系，他当上郎官，霍光的儿子霍禹家族要造反时，杨恽耳朵特灵，第一个知道情况，当即就跑去告密。于是乎，刘病已把霍禹全家整死后，凭功论赏，杨恽被封侯，同时迁为中郎将。
一个有钱有势有才，还特爱告密的人，你说他活着为了啥呢？让杨恽来告诉你，他不为利，只为一世清名与心中那莫名其妙的冲动。
杨恽轻财仗义，那是出了名的。杨敞死后，他分得五百万，可是他封侯后，全把这五百万分给宗族兄弟花去了；接着，后母死了，没有儿子，数百万家产全留给杨恽，他眼睛眨都不眨，又全分出去了。只不过这次分给的对象是后母的兄弟。再后来，他还觉得不过瘾，又把受来的一千余万到处施舍。
杨恽对钱没啥概念，但是对做人和当官的标准，却是相当苛刻。对朋友，他只认一种人——英俊儒雅，才能出众。对待同事，则是发挥他向来的特长，有料一定要爆，没料一定要探，反正就是要折腾到底。
于是乎，杨恽就落下两多：朋友很多，政敌也很多。甚至，我们可以给他起个外号，叫杨大嘴。甚甚至，我们可以叫他揭发检举专业户。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同样，对杨大嘴这样爱爆料的人来说，常爆别人的料，终有一天也会被别人爆掉。果不其然，不久，他就被人告了，爆了他两条料：乱引亡国之论诽谤当世，破坏社会团结和谐气象，这是第一条；到处乱说话，拿皇帝开玩笑，大不敬，这是第二条。
这回，杨恽真是碰上死对头了，因为告他的人，那是大有来头的。此人名唤戴长乐，时任太仆。
自刘邦立国以来，能够当上太仆的，那多数跟皇帝的关系都是不赖的，当初夏侯婴和刘邦，就是一对铁杆哥们儿。那个叫戴长乐的，不过是刘病已在民间跑江湖时，相交的一个知己。刘病已发达后，把他唤到长安提携，就当了太仆。
戴长乐之所以要整杨恽，这事还要从头说起。事情是这样的，戴长乐经常替刘病已跑腿，跑了就跑了，还经常在外面炫耀，说：“我今天去哪里办事了，这个事嘛，本来应该皇帝做的，可是都得由我来做，辛苦啊。”
嘴上说辛苦，心里却像喝了蜂蜜甜之又甜。那时，戴长乐就知道过嘴瘾、博虚荣，没想到竟然惹祸了。有人将他说的话，原原本本地告到刘病已那里，说这人做事说话，不知天高地厚，竟然不把皇帝威信放在眼里。
本来是一件小事，竟然被谁当料爆出去了。数汉朝之大，谁爱干这种讨人嫌的爆料工作呢？戴长乐拍拍脑袋想了想，哦，爆我料的人，肯定就是杨恽。除了杨恽，还有谁要跟我过不去？
于是乎，戴长乐也派狗仔队出去搜集情报，终于凑了几条，把对方也拉上垫背了。
戴长乐的料，到底是不是杨恽爆的呢？戴长乐死咬不放，杨恽也没有说，他只对戴长乐爆料的内容坚持说不，说他没干过那种缺德的事。
部属掐架，为难的只有皇帝了。既然杨恽争辩，那就先去查他，于是就把案子扔给了廷尉。千呼万唤始出来，那个廷尉，就是一步一步爬上来的于定国。
于定国跟杨恽打交道，相信也不是一时半会儿了。官场不是娱乐圈，娱乐圈爆个料，报上炒一把，网上再喷一嘴，然后不久，就抛出个道歉声明，也就不了了之了。
然而，像杨恽这种爱爆官场料的人，他爆了，管司法的廷尉，可不能睁只眼闭只眼，还得把它当回事，立案，侦查，判决，那可是累人的工作。
所以，于定国和杨恽的工作，就是一个爆得不亦乐乎，一个却忙得不亦乐乎。一个爆出了大名，一个也忙出了大名。
在汉朝官场，流传这么一句话：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于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不冤。张释之是汉文帝时代的牛人，汉朝人能将于定国与张释之相提并论，人家肯定是有两把刷子的。反正就是多刺手的案件，只要于定国给你判了，保你心服口服，不敢说冤。
让这么一个民自以不冤的廷尉，去治你杨恽，看你还敢说冤。然而不久，杨恽却歇斯底里地喊道：“冤呀，老子冤死了！”
二、铁杆粉丝
在汉朝，司法谈不上什么独立，但是没有证据证明，司法部长（廷尉）于定国跟杨恽的仇人戴长乐是有关系的。所以，于定国治杨恽，应该不属于打击报复之类，而是公事公办。
案件马上就要水落石出了，于定国给皇帝刘病已上了一奏疏，汇报了基本情况。于定国是这样说的：太仆戴长乐告杨恽那两条罪，基本成立，证人已经找到，没想到杨恽不但不服罪，还扬言要杀掉证人。
接着，于定国还在结尾总结了两句：杨恽是因为得到皇上的恩宠，才有今天的荣耀。他竟然不懂爱惜，狂妄无知，妖言惑众，大逆不道，请求皇上批准逮捕！
刘病已看着于定国这篇报告，久久不能说话。
刘病已真的很难做人。两个部级高官掐架，两个人都很牛气，一个是多年知己，一个是秉公办事的爆料大王，作为皇帝，站在哪边，都不合宜。但是，如果按罪把杨恽杀了，动不动就起杀气，这不是政治艺术的最高形式。政治艺术的最高形式是什么？不是你死我活，横尸遍野，而是你好我好，和气共处。
最后，刘病已决定，免去杨恽和戴长乐公职，降为庶人。
这就叫，各打五十大板。掐架的谁都不好过，谁都还有日子过。这才是刘病已风格的政治艺术最高形式。
案件走到这个程序，我们总算看出个端倪：告戴长乐状的，多半是杨恽；杨恽口无遮拦，不积口德，犯大不敬，基本也是属实的。
按以上认知，杨恽不应该喊冤，何不向老爹杨敞学习，暂时行乌龟缩头法，低调做人，明哲保身。但事实却告诉我们，杨恽如果能学杨敞，他就不是真正的杨恽了。
真正的杨恽是什么？是司马迁的克隆版本，牢骚满腹，就必然发之。当然，心里有怨气，发发牢骚，舒缓心情，何尝不可以？然而，杨恽到死都没明白一个道理：牢骚可以发，但不是任何牢骚都能随意发的。
杨恽被免公职，也没了爵位，但他不差钱，生活高枕无忧。不像当年的司马迁，被抓后连个六十万钱都凑不出，落得一世内心都不得平静。杨恽之所以不差钱，一是他家底很厚，二是他的人脉还在。所谓东边不亮西边亮，他另起炉灶做起生意，发了不少财。
对杨恽来说，钱算个啥玩意儿，钱和命是一样长的，没啥意思。于是乎，杨恽到处赚钱，更要到处花钱，花钱只图一件事，花天酒地，好不痛快。
杨恽是挺有钱，但汉朝最有钱的不是他，而是张安世。当年，张安世官高盖世，富可敌国，可他老人家仍然很低调，舍不得乱花一个子儿。他那样做是为了啥？是为了保命啊。哪像今天这个杨恽，心里有点不平，口袋里有几串钱，就要到处乱走乱花还乱说话，危险着呢。
有个人一看杨恽如此不谙世故，心里着急，给他来一封信。信的内容大概意思就是说，叫杨恽做人要低调，低调，再低调。最好装个可怜相，只要皇帝看了有怜悯之意，说不定哪天还会东山再起的。
给杨恽写信的人，名唤孙会宗，时为安定郡太守。人家的确也是一番好意，哪知杨恽看了，先是仰天长笑，接着他傲气一起，大笔一挥，给对方回了一封长长的信。杨恽写的这封信很出名，史曰《报孙会宗书》。
杨恽这封书，完全是模仿外公司马迁那封著名的《报任安书》写的。当年，任安给司马迁好意来信，劝司马迁能推贤进士。那时，司马迁还顾不得自己，哪顾得了贤士，于是压着信一直没回。后来，任安因太子造反一案下狱，司马迁悲从中起，挥毫而就，写下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报任安书》。
在《报任安书》里，司马迁大师顶天立地，充满了无限的战斗精神，他从替李陵辩护而遭受宫刑说起，猛批刘彻寡恩无情，泄尽心中不平之气。
凡是经典文章，必有经典词句。在生与死面前，司马迁在文中振臂高呼：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千年以后，毛泽东用以上一言，高度赞扬了张思德同志，那话经毛主席一传，天下皆知，红遍大江南北。
不得不说一句，如果不是杨恽，司马迁大师的《史记》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汉朝人才能一睹为快。
情况是这样的，司马迁死后，他的《史记》及书信都被藏在女儿司马英家里，于是外孙杨恽有机会成为《史记》等作品的第一阅读者。杨恽每每读之，总要扼腕叹息，于是有一天，他向刘病已上书，要求公开发行《史记》。很幸运的是，刘病已批准了，于是雪藏民间二十多年的大书，终于重见天光。
从文风来看，杨恽《报孙会宗书》继承了司马迁《报任安书》那种慷慨激昂的战斗精神。但是，杨恽还没来得及把信寄出就出事了。
杨恽并不知道，当他到处花钱买醉、纵酒作乐、发泄郁闷时，有一双眼睛正在远远死盯着他。不对，是无数双眼睛正在死死盯着他。那些邪门的眼睛，来自长安。
当初，杨恽扬眉吐气的时候，手持大刀，捅过多少人，爆过多少料，估计连杨恽本人也记不清楚了。所谓你做初一，我做十五，这个是有着光荣传统的。所以，杨恽的政敌空前团结，决定要在杨恽落井之际，一起搬起石头狠狠往井下砸。
看来，孙会宗给杨恽来的那封信，不是闲来无事，他肯定是嗅到了不祥之气。果然不久，杨恽就被告了上去，说他骄奢无度，不知悔过。这个还不算啥，人家还给他安了一条，天上出现了日食，肯定是因为杨恽。
日食跟杨恽有什么关系，稍有点常识的人都会觉得不可思议。可是古人不一样，凡是天上出现不祥之象，总会跟地上的某人某事扯到一起，于是不幸地，杨恽就被扯上去了。
很快，就有人来杨恽家搜家。结果一搜，就搜出那篇不怎么著名的《报孙会宗书》。搜家的人，简直如获至宝，马上把它呈给皇帝。刘病已一读，气得不禁拍案而起骂道：娘的，杨恽简直就是在找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