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的急切让咸丰皇帝更坚信自己的判断，李泰国作为奕的伦敦代表，回到伦敦一定会跟英国海军部、维多利亚女王进行汇报。奕为了军权，一定会答应维多利亚女王以及海军部的隐秘交换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奕的行动已经将大清帝国卷入了更大的一场风暴之中。
帝国财政危机，皇弟图改，皇兄拦腰斩
洋人的连环计
西暖阁灯火通明，咸丰皇帝坐在床上紧紧地攥着奕的秘密奏折，肃顺在旁边盯着额头冒汗的咸丰皇帝，身子微微地一颤。突然，从两江传来的加急奏报称，太平军平西主将吴定彩部自菱湖北向湘军攻击。
咸丰皇帝大怒，两江总督曾国藩督师长江，未能在安庆将吴定彩给剿灭，居然使其窜向湖北，吴定彩部一旦跟黄州府的太平军赖文光部会师，武汉三镇将成为太平军的囊中之物。咸丰皇帝心里咯噔一下，嘴里不断地念叨着李泰国、巴夏礼两人的名字。
英法联军进入北京，李泰国提供了绝密的漕粮情报，甚至辱骂朝廷的和议大臣。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es）是一个典型的英国小混混，当年跟李泰国的父亲一起给璞鼎查当翻译兼秘书。1860年，他跟随英法联军总指挥额尔金北上，被蒙古王爷僧格林沁抓起来投进了天牢，这也成为了额尔金火烧圆明园的借口。
难道巴夏礼也跟奕组建海军舰队有关系？咸丰皇帝的脑子里飞快地搜索所有关于李泰国、巴夏礼以及奕三人的信息。肃顺的门生湖广总督官文曾奏报，1861年3月，巴夏礼同英国驻上海海军司令贺布（James Hope）乘战舰西上汉口。3月22日，巴夏礼跟太平军英王陈玉成在黄州府进行了秘密接触。[11]
黄州府中，陈玉成跟巴夏礼到底达成了什么交易？
巴夏礼在跟陈玉成秘密接触之前，官文已经根据《北京条约》的规定，跟巴夏礼达成了在汉口通商的约定。英国人难道成了骑墙派，脚踩两只船？陈玉成能给巴夏礼什么样的承诺呢？
咸丰皇帝想起巴夏礼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1861年3月，巴夏礼向大清帝国提出要购买船炮，镇压太平军。在巴夏礼看来，大清帝国围剿太平军的劲旅，诸如曾国藩者，尽管看上去很厉害，但是船炮不行，灭不了太平军。巴夏礼称：“贼情断无成事之理，而官文、曾国藩、胡林翼水陆各军，纪律严明，望而生畏。惟饷项不足，船炮不甚坚利，恐难灭贼。”[12]
一方面建议帝国组建海军舰队，一方面秘密会晤太平军高级将领，巴夏礼到底搞什么鬼？错综复杂的关系背后，帝国海军舰队可是一笔巨大的生意，关系到白银跟军权。咸丰皇帝心里越发觉得十分蹊跷，难道巴夏礼跟陈玉成见面之前，跟奕有了秘密交易？
李泰国、巴夏礼、奕、陈玉成、曾国藩，这是一个漫长而又环环相扣的谋划。咸丰皇帝听闻前线的战报，汗珠子越来越密，自己的身体每况愈下，有着皇位继承权的儿子还很小，一旦让奕掌握了海军大权，帝国的江山将来完全可能是奕的，连自己儿子的小命也许都难保。
肃顺脑子不停地琢磨着，终于将复杂的关系给串起来了。咸丰皇帝的身子骨儿一天不如一天，完蛋也就是一两个月的事。一旦奕抓住枪杆子，将成为清政府执政集团的领军人物，同咸丰逃往承德的近臣们都将成为奕最大的政治对手。更为关键的是，奕在购买军舰的过程中独选英国，甚至拒绝了法国人的好意，此举更加令咸丰皇帝跟肃顺怀疑其背后有一个惊天阴谋。
面对难以改变的现实，肃顺决定将海军舰队的指挥权掌握到自己手上。他给咸丰皇帝出了一个主意，可以让奕的如意算盘落空，同时确保咸丰皇帝的儿子在辅政大臣们的辅佐下一统天下。咸丰皇帝听从了肃顺的主意，当天晚上就在烟波致爽殿的西暖阁发出了一道上谕。
咸丰皇帝在上谕中批准了奕的奏请，他说，军舰是要买的，无论是安内还是攘外，现代化的坚船利炮是提升清政府威权的最佳途径，更是捍卫爱新觉罗皇权的保障。朝廷有了海军舰队，消灭太平军就容易多了，更为重要的是“内患既除，则外国不敢轻视中国，实于大局有益”。但是，他将组建海军舰队的大权交给了别人，“着官文、曾国藩、胡林翼先行妥为筹议，一俟船炮运到，即奏明办理。”[13]
肃顺那是相当开心，曾国藩是自己鼎力举荐的，官文是自己的学生，胡林翼的亲娘是官文小妾的干娘，这三人就是自己的亲信，现在咸丰皇帝的一道上谕，就将奕筹划的帝国海军舰队划归到了自己手上。但是肃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奕“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军事改革背后，一场前所未有的金融风暴已经席卷而来。
奕的货币改革
奕在书房中来回走动，桂良坐在一旁不断地摇头。
奕非常清楚自己尴尬的角色。自己一腔热血，却被哥哥赶出了军机处，英法联军来了，哥哥又将自己留在了血雨腥风的战争前线。鬼佬们趁着太平军的声势浑水摸鱼，他们扛着长枪大炮，耀武扬威地开进了紫禁城，他们抢走了圆明园的奇珍异宝，焚毁了千年古卷。他们张口要的是通商口岸，闭口要的是战争赔款。口岸有，银子在哪里呢？
皇帝逃跑令清政府执政集团的威权丧失殆尽，更为要命的是，大清帝国同时发生了严重的财政危机。身在北京的奕非常清楚户部的账目，户部银库黄册及四柱册的报表显示，1860年，户部进项银为543万两、钱801万串，支出银为728万两、钱1111万串，亏空高达340万两。这样的财政赤字已经创下了大清帝国的历史纪录。
8月的承德犹如天上人间，咸丰皇帝在烟波致爽殿享受着承德的清凉，可是他没有看到大清帝国的财政账目，进项银并非是进账的实银。太平军起义以来，大清帝国的财政就出现了严重危机，早已入不敷出。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帝国官员们挖空心思发行了以银两为单位的官票。
奕突然抓起桌子上的账册，这是1860年的国家财政数据。户部当年进账实银为14.5万两，只占进库银两总数的2.7%，而户部所存实银为6.9万两。这个数字实在令奕担忧，每年的军费跟财政开支上千万两，而户部的银子不到10万两。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样的国家如何运转？
奕看着户部的账册跟咸丰皇帝的上谕，无奈地摇了摇头。
咸丰皇帝早已胆战心惊，国家财政赤字这样的问题他根本就不管不顾。他在出逃承德之前，名义上将国家管理大权交给了奕，留下的却是空空如也的财政烂摊子。英法联军退出了北京，可是剿灭太平军、稳定国家政局，推动富国强兵之政策，都需要大把的银子。当下组建海军舰队更需要一笔庞大的资金，奕现在需要关注财政问题。
上帝要让一个人灭亡，总是先放任其疯狂。
没钱了就发行货币，大清帝国的官员们脑子里相当清楚货币的威力，他们不断怂恿皇帝批准发行“官票”。官票这种没有准备金保证的纸币已经成为帝国各级官员搜刮民脂民膏的工具，不少地方官员以镇压太平军为由，对官票采取强制搭收、搭放，民间纳地丁钱粮、关税、盐课及一切交官解部协拨筹款，都准许搭交官票、宝钞五成为限。
咸丰皇帝只知道英法联军跟太平军为非作歹，把国家搅得天翻地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国家的货币也已经成为威胁帝国财政系统的最大杀手。在官票发行之初，咸丰皇帝就想当然地认为，政府发行官票天然拥有无上的国家信用，“国家定制当百则百，当千则千，谁敢有违”。[14]但是在没有准备金的情况下，官票无法正常兑换现银，这就导致民众不愿意使用官票，官票也就不断贬值。
一个国家的皇帝跟臣子不懂经济学的后果相当严重：经济混乱，民不聊生，严重者丢掉政权。官票贬值并没有引起咸丰皇帝跟宠臣肃顺的注意，他们反而加大了对官票的发行力度，面值也越来越大。户部为了收取现银，当州县地方官缴纳税赋的时候，不允许搭官票，这导致地方官在收税的时候也不敢要官票，官票就更不值钱。
咸丰皇帝想当然地发行官票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1860年，北京香油上涨了3倍多，硬煤4倍，茶叶5倍，猪肉6倍，羊烛7.5倍。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京城“饿莩相属于道”。[15]时在常州的两江总督何桂清在私人函牍中记载：“已历时过久，百姓真熬不过矣！”[16]老百姓日子不好过，钱庄和票号也纷纷破产，甚至创下了一天之内200家钱庄倒闭的惊人纪录。
官票的推出令政府信誉扫地，并且危及了大清帝国的财政基础。大清帝国要想稳定货币之乱，在腐朽的肌肤上推动经济发展，就要重建中央的基础货币储备。奕为帝国的财政算了一笔账，这笔账不仅能够用于赔款，还能为帝国完成货币储备。
奕的财政改革计划是：组建现代化的国家海关体系，将贸易税的40%当作《北京条约》的赔款而截留，另外40%解送户部存储，20%的剩余部分用作地方财政以及充为军饷。奕认为，新财源比中国各地关卡的预计收入更大，因为地方“往往以多报少，隐匿侵蚀，无从彻底清查”。事实证明，奕的设想效果显著，1861年，海关税收总数为500万库平银，1871年，就跃升至1007万库平银，十年翻一番的增长，再次创下了大清帝国海关税收的纪录。
财政改革成为拯救帝国的第一招，奕有着自己的算盘。
20%的贸易税交给地方或者军队，依然存在地方官员侵蚀国家财富的现象，现在剿灭太平军的主力是以曾国藩为首的汉族武装集团，20%的贸易税交给地方就是交给了汉族武装集团。如果直接用这部分税款购买军舰，组建帝国的海军舰队，一方面可以安内攘外，另一更重要的方面是可以将帝国军权跟制海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上，这可是推动帝国改革的最大军事筹码。
赫德跟李泰国自然是恭亲王实施自己伟大抱负的理想人选。
当时的中国经济掌握在南北商帮之手，北方以山西商人为首，他们掌握着帝国的金融命脉，控制着大量的票号。南方则是安徽跟江浙商人，他们因为地处江南，控制着大量的生丝、茶叶贸易。鸦片战争之后，现代金融跟中国传统商业开始结合，江浙商人开始逐渐显现出卓越的才能。事实上，当时在广东、福建的两大商帮才是帝国对外贸易的真正主角，十三行曾经是大清帝国国际贸易的垄断性企业，其中潘、伍、卢、叶四大行商家产总额超过帝国国库收入，堪称富可敌国。
大清帝国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形成了内外两大财税收入，以最南的广东、福建为首的贸易商帮成为外税的主要来源。在大清帝国历次战争中，广东、福建商人都是最大的捐款方。在鸦片战争之前，十三行是有名的天子南库，掌管海关的都是皇帝派出的包衣奴才，所以外税绝大部分都流入了皇帝的私人腰包。
赫德上任海关总税务司后，大清帝国外税收入才真正有了国家账目。奕的算盘已经非常明了，那就是让广东、上海、厦门、汉口、宁波等对外贸易口岸的外税，都通过赫德之手，流向自己掌握的军队之中。这样就可以一举通过赫德之手，将盘踞在上海的浙商、广东帮、福建帮纳入自己的麾下。
当大量的官票冲击着大清帝国金融体系的时候，奕通过组建海军舰队，还要一举整肃山西商帮。在1861年的金融危机中，山西票号纷乱庞杂，出现抗风险能力弱的劣势，一旦将江浙跟南方的商帮划归到自己旗下，那么商业贸易这一根牛鼻子自然就会将山西票号牵引到自己的战舰之上。
帝国凋敝，金融危机。
上帝之手都难以拯救死亡边缘的清政府帝国。瘦削的奕尽管有点近视，[17]但是在大清帝国最艰难的关键时刻，他却有着满洲亲贵少有的“超凡的才智和勇气”。[18]他将帝国税制从皇帝腰包里掏出来，利用政府税收的无形之手，抛弃腐败的帝国官僚，又利用现代化的海关管理制度，将南北商帮的财力集中起来，通过组建帝国海军舰队重振清政府八旗军威，重塑清政府执政集团的威权，挽回清政府执政的合法性，从而通过一场前无古人的经济改革来复兴爱新觉罗王朝的昔日荣光。
当奕拿到咸丰皇帝的上谕，心里非常清楚咸丰皇帝与肃顺的心思，他们一定认为财政改革跟军事改革是一场勾结洋人夺权的阴谋。咸丰皇帝的上谕击碎了奕苦心谋划的棋局，但是十天之后，咸丰皇帝在烟波致爽殿龙驭上宾，一场血腥政变随后秘密酝酿。而远在伦敦的李泰国收到了海关税务总司赫德的一封绝密书信，这封书信将改革前夜的大清帝国搅得天翻地覆。
洋人“请君入瓮”，帝国舰队傻做“梦”
皇帝的“非正常死亡”？
东堂子胡同49号。
一匹快马如旋风般穿越深深的胡同，刚刚走进办公室的总理衙门大臣奕就听到咸丰皇帝驾崩的奏报。奕顿时目瞪口呆，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桂良闻讯赶到奕的办公室。看着悲切的奕，他们还是将刚刚得到的另一个信息告诉了奕。
这一天是1861年8月22日，奕的哥哥咸丰皇帝在凌晨卯时宾天了。奕脑子里不断闪现出最后一次面见皇帝哥哥的情景。按照咸丰皇帝的计划，在承德将身体调养好后，秋高气爽的时候就能回到北京，怎么这么快就死了呢？文祥他们的另一个消息令奕相当错愕——咸丰皇帝临终前任命了八大辅臣，亲弟弟奕居然没有份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