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代尔在怡和洋行如坐针毡，一个集团的转型可不像当年贩鸦片那么简单，这对于唐廷枢来说是一个好机会。唐廷枢为惠代尔出谋划策，建议怡和洋行要在上海滩搞多元化经营，资金链就不能受制于人。惠代尔听了唐廷枢的建议，迅速在上海滩开设了当铺。唐廷枢同时联手怡和洋行的老相识林钦，开设了茶庄。林钦是唐廷枢在怡和洋行的前任，唐廷枢到怡和洋行，林钦是介绍人，两人关系相当亲密。为了跟怡和洋行的生意对接，唐廷枢跟林钦还投资了三家钱庄。
惠代尔的多元化战略在航运业遭遇重创。旗昌轮船的掌门人保罗一反欧洲人对华商的傲慢，反而联手广东、江浙的商人入股轮船公司，福布斯家族持股的比例仅有30%。在跟怡和洋行竞争的过程中，保罗将浙江南浔巨商顾福昌拉入旗昌轮船，成为旗昌轮船的股东。惠代尔的信心立即遭遇空前的打击。
顾福昌家境贫寒，早年以摆地摊为生，后来靠经营布店、蚕丝发家，生意做大后跟洋人交往甚密。顾福昌眼光独到，洋人还没有涌入上海滩的时候，他就买下了深水码头金利源，并将其开发成为上海滩唯一的洋轮码头。保罗邀请顾福昌入股旗昌轮船，顺势将金利源码头跟货栈收入囊中。有了码头跟货栈，旗昌轮船一举购入5艘轮船。当时长江航线上仅有12艘货运轮船，有了航运控制权，保罗开始疯狂地打价格战。
旗昌轮船的价格战立即让怡和洋行、宝顺洋行、琼记洋行这些老牌洋商的轮船陷入亏损状态。三家洋行反复磋商对策，琼记洋行甚至提出了三家组建联合轮船公司，那样将无敌于世界。怡和洋行跟宝顺洋行有世仇，惠代尔当即拒绝，宁可自己经营。到了1867年，伦敦爆发金融危机，宝顺洋行迅速倒下。怡和洋行担心价格战会拖垮公司，决定跟旗昌轮船签署合约，约定怡和洋行十年之内不得进入长江航线，旗昌轮船不得进入上海以南的航线。
怡和洋行跟旗昌轮船签约后，旗昌轮船成为长江航线的绝对垄断者。当一个市场形成了寡头态势，那么这个寡头就拥有了市场的定价权。长江航线低价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宝顺洋行破产后，买办郑观应自己创业，开设茶庄，为了摆脱旗昌轮船对长江航线的垄断，郑观应决定联合一帮广东商人组建华商轮船公司。
郑观应瞄上了轧拉佛洋行的“惇信号”轮船。这艘轮船真正的老板是中国人，只是挂靠在轧拉佛洋行名下，更为重要的是他拥有在长江航线运营的权利。郑观应担心旗昌轮船打压，决定联手唐廷枢。唐廷枢有一次从香港返回上海的途中，发现轮船上每天给羊供应满桶水，而乘客只有一磅水，[8]唐廷枢当时就义愤填膺，决定自掏腰包10万两白银搞轮船运输。唐廷枢有钱有决心，更为重要的是怡和洋行怎甘心退出长江航线？他们一定会暗中支持唐廷枢的行动。
惇信号轮船的老板很快就成为郑观应、唐廷枢两人的合伙人，为了成立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轮船公司，唐廷枢跟怡和洋行上海总经理约翰逊（F.B.Johnson）商议，希望怡和洋行能够出售一艘轮船。约翰逊很爽快地将“罗纳号”轮船出售给唐廷枢他们。有了两艘轮船，郑观应跟唐廷枢立即成立了公正轮船公司，[9]注册资本17万两白银。为了避免大清帝国官员的盘剥，公正轮船公司依然挂靠在轧拉佛洋行下。
公正轮船的成立让保罗很是紧张了一阵。因为公正轮船的股东中还有一位广东商人，即宝顺洋行的大买办徐润，这样一来公正轮船就有了两位宝顺洋行的老伙计，难道是怡和洋行跟宝顺洋行的人联手了？更让保罗担心的是，无论是郑观应、唐廷枢还是徐润，都经营茶庄，他们的运费可以自行调节，跟旗昌轮船在运费方面可以血战到底。
约翰逊一直在找机会反击旗昌轮船独霸长江航线，公正轮船公司的成立给了约翰逊制造舆论压力的机会。保罗很快就听到长江航线需要竞争的说法，旗昌轮船只能容忍公正轮船在长江航线上继续运营。出于对价格战的担心，旗昌轮船立即找到公正轮船，希望签署齐价合约，运费双方一样，并且公正轮船不能增加船只。
唐廷枢、郑观应他们很快就发现了一个问题，长江航线因为没有了太平军，经济迅速复苏，生丝、茶叶的销量逐年增加，旗昌轮船操控了广东商帮、江浙商帮的大宗贸易，公正轮船要想在长江航线站住脚，一定要扩大规模争夺市场。公正轮船董事会决定新购轮船。身为怡和洋行买办的唐廷枢从约翰逊那里了解到，怡和洋行要出售旧船“格兰吉尔号”，双方迅速就购船交易坐到了一起。
怡和洋行为了搅乱长江航线，内部商议可以通过给公正轮船贷款的方式，将“格兰吉尔号”高价卖给公正轮船。约翰逊在给怡和洋行创始人渣甸外甥女之子、怡和洋行上海CEO威廉姆·凯瑟克（William Keswick）的信中这样写道：“我认为，他们（公正）有了我们的资助，明春以前，力量将会大大增强，到时可打一场胜仗。如果能以好的价钱将‘格兰吉尔号’卖给公正，同时在长江上建立一支真正的对抗力量，那我们便如愿以偿了。”[10]
唐廷枢他们不想高价接盘怡和洋行的旧船，尽管约翰逊承诺提供贷款，可是双方的讨价还价没完没了，直到1869年3月才完成交易。那个时候英国人赫德正在撺掇法国人在马尾船厂闹事。美国的福布斯家族决定不给英国人机会，发誓要灭了怡和洋行资助的公正轮船，旗昌轮船再度祭出价格战屠刀。唐廷枢他们相当清楚英国人是用中国人当棋子的诡计，公正轮船跟旗昌轮船死磕的下场就是关门。
公正轮船立即调整战略，将“罗纳号”轮船撤出长江航线，依然保持双方约定的两艘。怡和洋行见中国商人跟旗昌轮船重归和睦，收回给了公正轮船的贷款，实实在在将格兰吉尔号卖给了公正轮船，后续的资金支持计划也是一拖再拖。经过价格战血洗，公正轮船的营业收入大幅度下降，轧拉佛洋行元气大伤，唐廷枢他们不得不另寻出路。
洋行厮杀全面升级
唐廷枢联合同孚洋行
唐廷枢一行走进了同孚洋行会客厅。
同孚洋行老板奥立芬（D.W.C.Olyphant）跟旗昌洋行老板保罗一样，都是美国人，但和福布斯家族不一样，他更热衷于宗教传播跟掌控舆论。奥立芬资助美国第一位到中国的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创办《中国丛报》，成为美国政界、商界了解大清帝国的窗口，同时也为美国政府收集了大量的中国情报。
唐廷枢跟同孚洋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早可以追溯到1839年，奥立芬联合怡和洋行资助马礼逊教育协会开办了基督教在华的第一所学校，即马礼逊学校。唐廷枢有幸就读于马礼逊学校，跟哥哥唐廷植、老乡容闳成为帝国早期就读于洋人学校的学生。
同孚洋行跟旗昌洋行不一样，奥立芬一直反感走私鸦片，他希望通过影响华盛顿政界跟军界，在大清帝国谋求更多的贸易机会。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奥立芬就赞助传教士医生彼得·帕克（Peter Parker）前往华盛顿，游说美国总统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和国务卿约翰·福塞思（John Forsyth），建议美国政府介入中英冲突，调停双方矛盾。
同孚洋行的华盛顿之谋尽管没有得到总统的支持，却深深地吸引了颇具影响力的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同孚洋行给帕克准备的报告中强调，中国政府只是期望通过一种“保留颜面”或“声誉”的合约方式来恢复中英商业贸易关系，同时又能达到终止鸦片贸易的目的。丹尼尔对同孚洋行的观点表示出极大的兴趣。
奥立芬跟美国政要说：“我之所以要谴责鸦片贸易，是因为它犹如一座分隔基督教和世界上四亿人民的坚硬壁垒，是那些商品市场的破坏者。”
同孚洋行游说美国政府禁绝商人鸦片贸易，奥利芬甚至还利用裨治文跟帕克草拟《望厦条约》底稿的机会，将禁烟条款写进了合约中：任何美国公民凡有擅自向别处不开关之港口私行贸易及走私漏税，或携带鸦片及别项违禁货物至中国者，听中国地方官自行办理治罪，合众国官民均不得稍有袒护；若别国船只冒合众国旗号做不法贸易者，合众国自应设法禁止。
大清帝国的道光皇帝一辈子禁绝鸦片，没想到最后因禁烟跟英国人打了一仗，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鸦片贸易更是在合约的保护下合法化了。道光皇帝没想到耆英签署的《望厦条约》里，洋人居然主动禁烟，道光皇帝一高兴，赏赐了耆英“有守有为”四个大字，赞扬耆英忠诚有为。道光皇帝赞誉耆英的背后，奥立芬功莫大焉。至此，同孚洋行跟帝国政要建立了一张隐秘的关系网。
公正轮船挂靠的轧拉佛洋行陷入危机后，唐廷枢决定跟同孚洋行合作，一方面是同孚洋行跟北京、华盛顿政局有良好的关系，另一方面是自己跟同孚洋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唐廷枢深谙同孚洋行跟怡和洋行在基督教方面有着深厚的合作基础，加之1865年旗昌洋行虽然将同孚洋行挤出长江航线，但后来长江航线没有禁止同孚洋行行动的约束性条款，公正轮船如果可以挂靠在同孚洋行，依然可以争夺长江航线的生意。
唐廷枢的到来令同孚洋行的股东们很振奋，身为怡和洋行的总买办，唐廷枢在公正轮船中尽管不是大股东，可他身后是一干广东商人，只要将公正轮船收归麾下，同孚洋行就可以借机重返长江航线，以雪当年被美国同仁旗昌轮船挤出长江航线的耻辱。双方可谓一拍即合，公正轮船也通过依附同孚洋行，由之前的中英合资企业摇身一变，成为中美合资企业。
公正轮船资本变性后，旗昌轮船发现身为美国商家的同孚洋行跟轧拉佛洋行是一路货色，他们并没有站到美国人一边，而是为了报当年被挤出长江航线之耻，跟怡和洋行的合作更为紧密。唐廷枢身为怡和洋行买办，经营着大宗的生丝、茶叶生意，自己又开着钱庄，向同孚洋行提供着流动性支持，怡和洋行甚至将长江航线的货运业务委托给公正轮船。旗昌轮船在长江航线的垄断地位继续受到怡和洋行的暗中挑战。
福布斯家族意识到了怡和洋行的鬼把戏，他们是利用中国资本寻求外资庇护作为争夺长江航线的筹码，同孚洋行正好利用怡和洋行的算盘，来争夺长江航运市场，唐廷枢他们则一边当着买办，一边在欧美资本之间挑拨离间，他们没有政府的强权支持，只能利用手中的资本来跟欧美商人较量。唐廷枢他们挑起的航线战争背后，矛头直指旗昌洋行的总买办陈煦元，这是一场洋行外衣下的中国商帮内战。
丝业领袖陈煦元
“一个掌握钱财的人，我们要向他磕头求拜。”[11]美商琼记洋行的老板候德（A.F.Heard）对陈煦元敬畏有加，琼记洋行跟旗昌轮船竞争之初，陈煦元是琼记洋行的重要战略股东，投资琼记洋行旗下“火箭号”7200两、“山东号”69700两、“江龙号”7200两白银，一旦陈煦元撤资，对于仅有三艘轮船的琼记洋行来说，将立即在航运领域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陈煦元，字竹坪，清末浙江乌程（今湖州）南浔镇人。南浔是丝绸之乡，陈煦元的祖辈在南浔开设裕昌丝经行，以经营蚕丝起家，在南浔镇上堪称望族。
陈氏家族到底有多少钱？欧美洋人不知道这位做丝绸贸易起家的中国人到底有多少银子，只知道这位江浙商人很聪明，在19世纪50年代初上海开埠不久，就一个人到上海来创业了，开设裕昌丝栈，专营湖丝销售，洋人叫陈煦元的丝栈陈裕昌。陈煦元学习能力很强，到上海没多久就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成为上海著名的“丝通事”。
陈煦元在上海仅用了十年就让陈氏家族的丝绸生意声名远播，陈煦元由此成为上海最有名的丝绸商。1860年，陈煦元参与发起成立上海丝业会馆，并且是早期丝业会馆的历届董事。陈煦元在丝业界信誉很好，无论是中国商人，还是欧美洋商，都很敬重陈煦元，都奉其为丝业领袖、商界长城。[12]
1862年，旗昌轮船刚成立的时候，旗昌洋行财务紧张，总经理金能亨不得不请老朋友吴健彰出面。身为帝国官员的吴健彰认购了旗昌轮船股票，随后广东商帮踊跃入股旗昌轮船。身为江浙商人的陈煦元，有大宗的丝绸需要运输，一旦成为有帝国官员撑腰的旗昌轮船的股东，将来丝绸运输将赢得先机，于是陈煦元掏出了13万两白银，一举持有旗昌轮船13%的股份，成为单一大股东。
陈煦元的出手顿时在商界引起震动，欧美商人纷纷找机会跟陈煦元建立商业合作关系。琼记洋行的老板候德眼看旗昌洋行起死回生，决定将旗下的“山东号”控股权出售给陈煦元。陈煦元身为上海滩丝绸贸易的老大，为了跟琼记洋行这样的大佬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立即掏了69700两银子，成为“山东号”的实际控制人。候德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山东号’的盘出真是一大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