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一改往日的犀利，他认为，现在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他们盯住的是中国丰富的资源。当前，北京方面已经很难阻挡西方列强通商的势头，这就势必需要按照国际公法进行外交。两次鸦片战争已经证实：弱国无外交。要想得到平等的外交、通商之权，就一定要国富民强，也只有国富民强了，国势才能得到伸张。郑观应理想中的议会民主才是富国之正途：“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27]
李鸿章对文祥的政治改革方案没有商人跟思想家设想得那么乐观。在给沈葆桢的一封私信中，李鸿章讨论了文祥在英国订制铁甲船的计划，这个计划跟沈葆桢之前的提议如出一辙，不过海防问题并非购买铁甲船那么简单，而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李鸿章感叹到，现在虽由文祥主持国防改革之论，但是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可能只是为身后立下改革牌坊的空谈而已。[28]
不当棋子当河豚，李鸿章的鲜美与致命
打动慈禧、拉拢奕，李鸿章左右逢源
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初六，李鸿章坐在书案前，凝眉沉思。
春节之前，不少督抚大臣向紫禁城上书，公推李鸿章为即将组建的帝国海军的统帅。这些人赞誉李鸿章可以“竭股肱之力，济之以忠贞”[29]，认为他会将大清帝国的海军打造成国际一流的威武之师。直隶总督作为“八督之首、疆臣领袖”，做得好是一条通向中央权力中枢最后一公里的快车道，若做不好，就是中央放在京畿大门的傀儡，会成为一根平庸的帝国盲肠。李鸿章岂甘心成为盲肠？不过，督抚们的赞誉足以令清政府执政精英们坐卧不安。
当时，文祥推动的海军组建改革正处于关键时刻，李鸿章给文祥写了一封密信，很谦虚地说督抚们的公推只是片面地听取了“廷臣会议之说”，“不察其所以然，言之不免烦冗”，李鸿章此举意在缓释清政府执政精英们的不安。与此同时，李鸿章还不断给慈禧太后写报告，希望进京叩谒梓宫。慈禧太后感动于李鸿章的真诚，允许其进京吊唁。
李鸿章叩谒梓宫之前，拜见了恭亲王奕。当时，清政府执政精英中有不少人担心奕会抢班夺权，于是以病休为名对奕实行软禁。在清政府执政集团中，以奕、文祥为首的政治联盟相对开明，所以，取得奕的支持，是李鸿章获取万里海疆统兵大权的重要筹码。李鸿章跟奕会面时，详细讨论了组建海军时有关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个方面的方略。
慈禧太后召见李鸿章时，李鸿章痛心疾首地说：“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30]他还认为，欧美列强之所以敢欺凌中国，是因为他们的背后有现代化的工业、强悍的军事支持，“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
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身为清政府执政集团中的领军人物，慈禧太后对欧美列强的欺凌有着切肤之痛。可是，现在国家财政困难，人才匮乏，又多拘于成法，牵于众议，虽有图强之想法，却无图强之远谋。李鸿章给慈禧太后开出的药方为：变法与用人，否则“别无下手之方”。李鸿章认为：“讲求军实，造就人才，皆不必拘执常例，而尤以人才为亟要，使天下有志之士无不明于洋务，庶练兵、制器、造船各事，可期逐渐精强。”[31]
李鸿章在叩谒梓宫期间，北京城暗流涌动，光绪皇帝继位以及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合法性受到祖宗家法的挑战。按照祖宗家法，身为同治皇帝堂弟和表弟的爱新觉罗·载湉在法理上不能继承皇位。皇位应该由过继宗族中同治皇帝下一辈男子来继承，以确保皇族的延续性。如果继承者年幼需要太后垂帘听政，只能由同治皇帝的皇后垂帘。在子嗣继承跟垂帘听政的皇权准则之下，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执政集团为了操控皇权，继续玩一场俄罗斯套娃游戏，反对者甚至闹出自杀尸谏的惊天之举。
慈禧太后被反对者搞得焦头烂额，于是召集一帮王公大臣进宫召开秘密会议。慈禧太后开门见山地提出，希望满蒙亲贵们支持自己再度垂帘。当时，有奕的政治盟友站出来反对，希望慈禧太后遵守祖宗家法，以宗社为重，择贤而立。但慈禧太后反驳说，同治皇帝没有孩子，立年长者不听话，年幼者则可以不断教育，并当场宣布立载湉为帝。为了完成垂帘听政的合法化，光绪皇帝登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恭请太后垂帘听政。
在政权交接的波谲云诡背后，清政府执政集团出现两极分化。慈禧太后打着维护政权稳定的招牌，禁止封疆大吏们进京吊唁，由此可以窥见她内心的焦灼与不安。对于李鸿章来说，这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奕希望得到封疆大吏们的支持，慈禧太后希望封疆大吏们顾全大局，在这微妙的交接班期间，双方都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政治力量。李鸿章提出海防宏论，统率海军的大权自然成为清政府执政精英们送出的最佳筹码。
在三次召见过程中，慈禧太后都相当认真地听取了李鸿章筹建海军的方略，甚至询问了不少细节措施。令李鸿章意想不到的是慈禧太后的举动。在李鸿章奔走于清政府执政精英两派之际，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授李鸿章文华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可以辅助皇帝管理政务，统辖百官，在光绪皇帝发布此诏书之前，爱新觉罗家族还从未将文华殿大学士职衔授予汉人。不甘心做盲肠的李鸿章跑步进入了帝国权力中枢。
政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力争夺。身为淮军集团的领袖，李鸿章曾向曾国藩询问他对当朝人物的评价，曾国藩认为，身为清政府精英中的领军人物，慈禧太后“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在执掌重权的军机处诸大臣中，恭亲王奕极为聪明，但受慈禧猜忌，“晃荡不能立足”；文祥此人“正派而规模狭隘”，不知道广纳贤良辅助自己；倭仁操行尚好，特立独行，“然才薄识短”，其余的人就更是庸碌，不值一提了。
进京叩谒梓宫期间，李鸿章向奕提出了修筑铁路的建议，奕赞同他的看法，但说道：“无人敢主持。”李鸿章“复请其乘间为两宫言之”。奕则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现在，李鸿章统辖百官，对于无能的清政府执政精英来说，他就犹如鲜美而致命的河豚。
清政府执政精英们现在对大清帝国已经是回天乏术，自然希望有一只鲜美的河豚来“还魂”，可是，他们也担心李鸿章这一只掌握枪杆子的河豚会黄袍加身，最终令大清帝国在还魂过程中中毒死亡。
李鸿章相当清楚自己的角色。奕将其视为政治盟友，视为改革的先锋，希望他能为自己在北京朝廷中争取更多的话语权，甚至能帮助自己取代慈禧太后成为清政府执政集团的领袖。慈禧太后尽管才智平常，但对使用权力制衡这种政治手段相当娴熟。李鸿章跟左宗棠错综复杂的关系一直是慈禧太后制衡的法宝，当左宗棠屯兵玉门关之时，用李鸿章分奕之权，外可掣肘手握雄兵的左宗棠，内可制衡清政府执政集团内部的反对力量。
拉帮结派，压制异己，打造帝国海军
政治犹如一场棋局，注定了做一枚棋子的命运是悲剧收场。做一枚棋子还是冒险做一只河豚？李鸿章岂能甘心成为悲剧的棋子？他要做一只鲜美而致命的河豚，要让清政府执政精英们敬畏有加。现在，文祥提出了宏大的政治改革方略，如果自己没有强大的政治联盟，经济改革必将步履蹒跚，到时候，自己将吞食河豚之毒。于是，李鸿章决定组建自己的政治联盟，他在给光绪皇帝的一封关于海防的报告中提出，南北洋滨海七省，万里海疆须联为一气，方能呼应灵通，需派统率责成经理及遴派得力提镇将领为之分统。
身为统辖百官的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自然不会露骨到直接索权。他在报告中强调，海疆线太长，事体繁重，一人精力断难兼顾，各督抚未必皆深知洋务兵事，意见尤不能尽同。为了打消清政府执政精英们对他弄权的疑虑，他在报告中流露出对统帅专权的担心。李鸿章后来很委婉地说，当年在围剿太平军跟捻军的过程中，自己虽身为剿匪统帅，可饷权疆政不在自己控制之下，统帅只是一个虚名，各督抚不断插手兵事。所以海防军机一旦会同各省商筹，到时候又会出现推诿贻误。
海防兵事是帝国军机大事，海防兵事上的人事安排是一门技术活儿，更是李鸿章政治联盟的全新布局。李鸿章在给皇帝的报告中提出，在北洋三省设一统帅，这个人的能力一定要超越自己。南洋四省口岸多，设置一个统帅管不过来，可以责成地方大员经理。北洋统帅的具体人选，李鸿章显然是为自己留下的，南洋那边的人选他也替皇帝想好了，他认为沈葆桢主办船政事宜、处理台湾事务有功，可委以重任，加上熟悉现代工业的前江苏巡抚丁日昌，南洋兵事可定。
这是李鸿章给沈葆桢送的一份厚礼。
李鸿章知道，自己现在是王公大臣们眼中美味的河豚，爱新觉罗王朝迷失于万里海疆，督抚们公推自己作为海军统帅，其实是在为自己的固有权力寻求一道保护墙。自己是成则为君分忧，败则声名俱毁。紫禁城将李鸿章当成了分权维稳的棋子，分权制衡的过程实则也是对李鸿章这只河豚拔毒的过程，淮军现在拥有最精锐的装备，身为统辖百官的文华殿大学士岂能拥兵自重？
帝国海疆万里，没有铁杆的政治盟友，文华殿大学士空有其名，海军统帅也只是一具僵壳。沈葆桢，李鸿章的同科，岂能成为左宗棠的棋子？李鸿章为了彰显自己对沈葆桢毫无戒心的诚意，决定将筹办海军的报告誊抄一份给沈葆桢。这份海军报告详细地提出了练兵、造船、筹饷等多方面的计划，是李鸿章鼎定海军统帅的一份考卷。在筹建海军的过程中，拥有造船经验跟对日外交经验的沈葆桢是不可多得的政治盟友，海军报告是李鸿章送给沈葆桢重要的诚信之物。
海军报告只是彰显李鸿章的诚意而已，将沈葆桢推向南洋统帅之位才足以成为李鸿章与其结盟之筹码。在给光绪皇帝的报告中，李鸿章将沈葆桢作为南洋海军统帅的预备人选推荐给皇帝，理想的职位是两江总督。剿灭太平军后，两江总督基本被湘军跟淮军集团垄断。现在代理两江总督的是湘军宿将刘坤一，此人跟左宗棠同为根正苗红的湘军楚勇派，是左宗棠坚定的政治盟友。
李鸿章在叩谒梓宫期间，游说北京的王公大臣们支持沈葆桢出任两江总督。日军进兵台湾期间，沈葆桢提出了组建帝国海军的原始动议，加之其亲领淮军精锐在台扬威，给文祥他们的北京谈判增加了筹码。李鸿章在北京的游说自然得到了以文祥为首的清政府执政精英的支持。就在正月初六这天，李鸿章给沈葆桢写了一封私信，他透露北京方面会在春天批准海军筹建事宜。李鸿章在信中向沈葆桢暗示，自己已经向北京方面推荐他出任两江总督，朝廷的调令很快会下来，“南洋数省提挈纲领，舍我公其谁与归？”[32]
在遥远的肃州城，左宗棠坐在中军大帐中，满脸惆怅。
文祥主持的海防改革才刚刚开始，左宗棠就听到有督抚向朝廷提议西征暂缓。尤其是李鸿章，他在给皇帝的一份报告中说，新疆自乾隆年间归化王土，每年国家要花三百多万两白银用于戍边，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现在，沙俄跟英国都对新疆虎视眈眈，相互派遣军事指挥团前往，事实上已经形成一种均势。北京方面可招抚伊犁、喀什、乌鲁木齐等地酋长，以苗、瑶土司的治理模式对新疆进行管理，这种处理方式也不会伤及帝国元气。
李鸿章在给皇帝的报告中还说，现在国家财政极度紧张，欲图振作，必统天下全局，通盘合筹，而后定计。如果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到那时东西两边都会因为财政而出问题。“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李鸿章给皇帝算了一笔账，开办海防，约计购船、练兵、简器三项，至少先需经费一千余万两。
渔翁的心思，就是要看鹬蚌相争
清政府执政精英一直在寻求机会分化汉族武装集团，但如果北京方面直接出手，容易导致汉族武装集团出现抵制情绪。在汉族武装集团内部，左宗棠手握十万雄兵，驻守西陲。新疆为帝国北大门，一旦被阿古柏拿下，北京就危险了。可是，历次令大清帝国伤筋动骨的危险却来自海上的坚船利炮。现在李鸿章总督直隶，多跟来自海上的欧美列强打交道，督抚大臣们又都公推李鸿章为海军统帅。现在，如果真的将左宗棠领导的西征停下来，让李鸿章一枝独秀，到时候这只手握海军大权的河豚就真的对清政府执政精英造成致命威胁了。
清政府执政精英很快就看到了一个机会。
英国女王维多利亚派了一个军事指挥团到新疆跟阿古柏合作，这个军事指挥团同时带去了陆军专用的大炮和一万支步枪。[33]维多利亚还开出支票，答应只要阿古柏跟英国建立独家合作关系，英国就可以派一个领事和一两万名武装士兵驻扎在喀什保护阿古柏，军费由双方共同支付。英国人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阻止沙俄南下印度。与此同时，沙俄也迅速派出代表，并出兵占领了整个伊犁地区和伊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