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顶商人胡雪岩，大发国难财
海防和塞防，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1875年4月12日，当分巡苏松太兵备道冯焌光望着戒备森严的“英皇在中日高等法院”无奈长叹的时候，远在兰州城的陕甘总督左宗棠正在中军大帐奋笔疾书，他在给光绪皇帝写一份秘密报告。
左宗棠对总理衙门扩大会议的情况毫无了解，更对当天黑水洋的海难一无所知，他手上只有一份二月十二日收到的光绪皇帝的上谕，这是军机处以秘密的方式送抵西北的，这份密令在路上走了二十天。光绪皇帝要求左宗棠对海防跟塞防问题“妥筹密奏”，左宗棠顿时明白了紫禁城的焦虑。
清政府执政精英们一方面希望李鸿章的河豚之毒能够令大清还魂，另一方面希望寻求拔毒的第三方钳制力量。束带蛇具有遏制河豚之毒的功效，在清政府执政精英们的眼中，攻击性极强的左宗棠犹如束带蛇，是钳制河豚李鸿章的最佳人选。
可谁又能保证手握十万大军的左宗棠不会成为李鸿章第二呢？对此，清政府执政精英们早有筹划，将左宗棠这一条攻击性极强的束带蛇放在遥远的西北戍边。一方面，没有东南军饷的支持，即便攻击性再强，束带蛇也只能乖乖地趴在遥远的大西北；另一方面，北京朝廷打破祖制，给未入翰林的左宗棠以东阁大学士荣誉衔，利用身为汉族武装集团实力派的左宗棠分化李鸿章之权。
左宗棠在给光绪皇帝的报告中说，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在海防论者的眼中，国家财政困难，不宜将国防资金全部投入西边，应该严守边界，不必急图进取，可把用于西征的军饷划拨一部分用于海防；在塞防论者眼中，沙俄狡猾，应该全力注重西征，西边无虞，东南自固。左宗棠在报告中写道：“此皆人臣谋国之忠，不以一己之私见自封者也。”[1]
在左宗棠看来，海防派和塞防派都是忠臣，没有卫道士跟鬼奴之分。无论是西北还是东南，都是中华疆土，西边有沙俄虎视眈眈，东南有欧美炮舰相向；无论是西北陆军，还是东南海军，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捍卫帝国主权。
“泰西诸国之协以谋我也，其志专在通商取利，非必别有奸谋。”左宗棠认为，欧美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是通过向商人征收税赋，所以欧美商人到中国以占据埠头、海口来进行贸易，而不是图谋土地跟人民。因为欧美国家深知，图谋土地就要派兵防卫，管理人民就要增设政府机构，那种赚钱之法反而要付出更多的成本。按照商人赚钱的逻辑，他们不会采取图谋土地跟人民这种办法，他们只要设兵轮以通商，开设保险保护商人之权益。
难道自鸦片战争开始，海上来的军队不断地攻城掠地，欧美列强的真正目的仅为通商？左宗棠在给皇帝的报告中分析，列强每次占埠头、争海口都由公司开会商议出军费，然后才由政府派出远征军。埠头跟口岸现在已经开放，各国已经在源源不断地赚钱，那些已经获得利益的财团岂会轻易重启战端？一旦战端重开，战后重新谈判的过程也就是新的利益重组的过程，除了我们的主权利益遭到损失外，那些欧美的既得利益集团一样面临利益被新进入者瓜分的危险。
左宗棠说，自从国家推进军事工业改革，开始制造轮船枪炮。那些欧美曾经以此为要挟的装备，现在我们也都有了，再加上现在国家励精图治，在“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改革路线下，广求现代工业化改革经验，图谋国富民强，这些变化欧美国家都看在眼里，商人岂能不掂量轻启战端之利弊？现在，国有军工企业造枪造船越来越精进，可以将欧美购船的经费用于养船，海军人才可以从东南沿海招募水手，比重新训练勇丁实用，可减小军费开支。
在总理衙门的扩大会议上，海防派跟塞防派剑拔弩张，身为塞防主角儿的左宗棠却在西北为海防筹划。左宗棠的苦衷是北京那些亲王、大臣难以理解的。按照计划，十万西征大军的军费由东南沿海提供，按照预算需要军费八百万两，可是拿到手的不足五百万两，加上之前还有拖欠的八百万两军费。左宗棠在给皇帝的报告中抱怨，不少省份少则拖欠上千两，多则上百万两。在军费拖欠最困难的时候，左宗棠万般无奈之下只得挪用了抚恤银三十多万两。[2]
是一统新疆，还是遵循苗、瑶土司管理模式呢？左宗棠用了很长的篇幅向皇帝讲述祖宗基业。天山南北两路，旧有富八城、穷八城之说，乾隆皇帝时期先出兵准葛尔部，再剿灭回部大小和卓叛乱。嘉庆、道光、咸丰三朝均精选良将，兴办兵屯民屯，用富城之财供全疆防务。现在，沙俄跟英国争夺新疆，英国人要阻止沙俄进兵印度，沙俄要南下扩张，他们都将新疆当作殖民的战略要地，已经远非通商做生意那么简单了。
西边忙着清理门户，东边忙着建设布局
北京方面在给左宗棠的上谕中明确肯定了左宗棠的秘密报告，认为在沙俄跟英国人角力阿古柏期间，如果西征军停下来，对海军国防建设未必有益，对西北防务却是极为不利。为了解决东南沿海各省拖欠西征军费的问题，光绪皇帝下令陕西布政使专门经理西征军费，由陕西巡抚核办，最终向总司令左宗棠汇报。新疆战局瞬息万变，西征军政人事的变动将直接影响西北战局，为了军政大权平稳交接，兵部以六百里加急将皇帝命令送抵西北，让人事进行无缝交接。
就在光绪皇帝下达对西征军的军政命令期间，黑水洋海难的官司震惊了整个官场，英国人的言而无信与蛮横令大清官员瞠目结舌，朝廷命官的一条命竟如此卑贱，五十两白银最终只能由招商局自己掏，卫道士们的灵魂遭遇前所未有的羞辱。一个翻译之死，带来的是军舰大炮；24名帝国官员之死，却如此卑贱。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儒家世界观中，英国人对帝国官员的漠视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总理衙门迅速将扩大会议讨论的结果形成了书面报告，分析了中国内忧外困的局势：沙俄据伊犁窥视西北，英国占缅甸，法侵安南图谋帝国西南边陲，日本挟制琉球进窥东南。现在，无论是西北还是东南，各处的封疆大吏们都必须寸土必争地搞好辖区防务。总理衙门的报告以奕的海军方案为主，下令由海军督办大臣主导，派出精英学习欧美制造、管理技术，同时委派可靠之人购买一艘铁甲军舰回来操练、仿造。
5月30日，光绪皇帝发布人事任命：“南北洋地面过宽，必须分段督办；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所有练军、设局及招致海岛华人诸议，统归该大臣等择要筹办。其如何巡历各海口、随宜布置及提拨饷需、整顿诸税之处，均着悉心经理。至铁甲船需费过巨，着李鸿章、沈葆桢酌度情形，如实利于用，即先购一两艘。”[3]
6月2日，李鸿章给高升为两江总督的沈葆桢写了一封私信：“知执事晋擢两江，筹防六省，遗大投艰，非过人才力、老成德望，不足以副之。”李鸿章在信中对沈葆桢再度恭维了一番：“命下之日，朝野庆忭，岂维梓桑蒙庇，舟楫同心？鄙人诸务得有谘商，不至孤立无助，冀幸或免陨越，鼓舞欢跃，尤倍群情。”[4]
人事布局的成功令李鸿章非常高兴，与此同时，全面经济改革的窗口也已经打开。光绪皇帝在发布人事任命的同时，允许李鸿章、沈葆桢开采煤矿、铁矿。清政府执政精英们担心，开矿会刨祖坟动风水，所以要求李鸿章他们的冒险行动绝对不能出现在皇族龙脉附近。清政府执政精英们可不想让李鸿章他们的现代机器惊动了自己的祖宗，因而下令李鸿章他们将煤炭、金属的开采安排在河北的磁州跟台湾进行试点。
沈葆桢调任两江总督，意味着船政大臣的位子就要空出来，李鸿章可不想让马尾船厂再落到左宗棠手里，既然北京的王公大臣们要马尾船厂制造军舰，那自己就要牢牢地掌控马尾船厂。“船政一事，或择司道照料，遥为控制，尚无不可。”李鸿章已经推荐了丁日昌出任船政大臣兼福建巡抚。
钱是个致命的问题。身为大型的国有军工企业集团，马尾船厂一直依靠闽海关的关税，日本进兵台湾后，海关的关税一直无法到位，李鸿章在给沈葆桢的信中表示，自己对闽海关的四成税收不抱信心，淮军集团的资金链面临巨大的压力。改革全面推进的通道被打开了，可是架设电报线路、开采煤矿的资金却没有着落，李鸿章希望广东跟江浙的商帮们能够顾全大局，跟国家资本进行合作。事实上，远在肃州城的左宗棠更是寅吃卯粮，西征大军枪杆子的命脉全掌握在胡雪岩的钱袋子里，胡雪岩的窃国生意令左宗棠别无选择。
西征统帅整日为钱愁，借完东家借西家
肃州城的左宗棠心急如焚。
整个春天，他的心里都急得犹如烈火烹油。同治皇帝的去世令政局诡异莫测，沈葆桢跟李鸿章结盟，自己的福州基业将落入李鸿章之手。更令左宗棠忧心的是，北京的清政府精英们为了争权，对西征军的粮饷置若罔闻。1874年11月12日，左宗棠给北京写了一份筹借洋款的报告，说年终按照军队发饷的规定，数百营官兵应该发一个月满饷，年前三个月跟第二年春天应该发放的盐菜、粮价、马干正款，也要“及早筹算”，这两项费用共需要饷银三百万两。可是，两江、广东跟浙江的军费迟迟不到。无奈之下，左宗棠只有委托胡雪岩他们筹借洋款三百万两，将来再用江浙、广东的军费归还洋贷款。军机大臣在收到报告后，只是奉旨批示了“户部议奏”四个字。可是，一直到1875年4月，左宗棠还是没有等到户部的贷款批复。
左宗棠当时计划，一旦三百万两的洋贷款到手，可以先将拆借地方商人、挪用的抚恤金等一百二十万两还上，剩下的一百七十多万两可以用于西征军的冬季军饷，不够的让胡雪岩他们再行筹借。胡雪岩代表左宗棠在上海跟英国丽如银行、怡和洋行商洽了贷款细节，贷款期限为十年，年利率为八厘，贷款以欧洲现行汇率，用烂洋圆作足纹银抵付，还款时按照现行汇率以足纹银折算。
胡雪岩贷款的条件让左宗棠觉得不对劲儿，根据以前在闽浙跟洋人交往的经验看，借钱年月久应该利息低，借款额度高利息可以减少。在动荡的政局中，贷款风险高，放贷人会将期限压缩。左宗棠很疑惑洋人为啥要将贷款期限定为十年？左宗棠以六百里加急飞函胡雪岩，提出：十年时间太长了，资金成本太高，最好是贷款期限缩短为三年，利息依然按照八厘计算，不能以烂洋圆抵付。
4月12日，也就是给光绪皇帝写秘密报告的那一天，左宗棠还向光绪皇帝详细汇报了跟胡雪岩商议贷款的经过。胡雪岩跟怡和洋行商议，贷款一百万两，光绪元年三月初一可以在上海提取现银；向丽如银行贷款两百万两，四月十五日可以提取现银。左宗棠压缩了贷款期限，等胡雪岩到上海再次跟银行方面商议时，怡和洋行跟丽如银行又变卦了，这两家银行都不约而同地提高了贷款利率，年息为一分零五厘。
当时，身为分管财政的常务副部长，袁保恒到肃州跟左宗棠详细谈了贷款利率问题，希望西征贷款能够将利率再压低一点儿。拥有进士文凭的袁保恒文武双全，曾经跟随其父袁甲三在剿灭太平军、捻军的过程中屡立战功，后一度担任同治皇帝的老师。自1868年8月开始，调到左宗棠军营办理西征粮务，在1874年省亲结束返回军营的时候，还带上侄儿袁世凯到军中历练。拥有一品顶戴、内阁大学士衔的袁保恒更有“专折密奏”之权。
这让左宗棠感到相当被动。
在跟左宗棠商量贷款利率的时候，袁保恒作为中央直管高级干部，自然要压低西征军的融资成本。袁保恒跟左宗棠就贷款问题讨论的核心是：利率过高。在1867年、1868年这两年期间，左宗棠通过胡雪岩向外国银行先后进行了两次贷款，第一次贷款一百二十万两，贷款期限为六个月，月息一分三厘；第二次一百万两，期限十个月，月息同样为一分三厘。总理衙门曾经发红头文件点名批评，认为胡雪岩的贷款利率太高。[5]第三次贷款迟迟不批跟前两次的高利率也有直接关系。
袁保恒的话让左宗棠觉得很刺耳，两笔贷款都过去七八年了，现在袁保恒旧事重提，说利率太高了，什么意思？当然，左宗棠是个绝顶聪明的人，袁保恒的话是在暗示他，贷款有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左宗棠在遥远的大西北，信息闭塞，对上海滩，甚至对更遥远的欧美金融的情况没有任何了解。国际金融界的借贷利率到底是多少，左宗棠一无所知，他所获得的信息全部来源于代理人胡雪岩。很显然，袁保恒的矛头指向了胡雪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