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计就计，大搞西部开发
索斯诺夫斯基的幼稚行为让左宗棠很快有了一个大胆的构想。在给光绪皇帝的报告中，左宗棠提出，既然沙俄号称要开辟西北茶路，国家可以制定一个规范性的行业章程，禁止商人从西北私贩茶叶出口，将茶叶经营的控制权收归政府，政府给商人颁发专营许可证。如此可以有效地通过商业贸易的方式跟沙俄结盟，在茶叶贸易的利益驱动下，还可以避免刀兵之祸。左宗棠认为，西北茶叶贸易不仅可以驭边怀远，还可以在政府主导下成为财税大宗，缓解地方财政紧张的局面。[14]
左宗棠给光绪皇帝的报告中说，在此之前，恰克图是帝国北方唯一对沙俄开放的通商口岸，漫长的运输商路造成沙俄商人的成本高企，沙俄的军队会在商人利益的驱动下不断骚扰中国边境。自从康熙皇帝时期，沙俄就觊觎北方漫长的边境线，沙皇派出索斯诺夫斯基探访西北，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沙俄政府希望能够为商人们谋求更低成本的通商之路。左宗棠有着自己的算盘，商人的目的是赚钱，和平结盟的成本当然是最低的。更为关键的是，在方便沙俄在沪商人进行茶叶运输的同时，可以将上海的资金分流到西北，到时候，西北的军事工业跟民用工商金融业也将得到迅猛发展，兰州将成为西北最具资本跟技术聚合力的国际之都。
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一直没有放弃军事工业改革跟商业改革的谋划，福州船政的所有报告都需要左宗棠联合署名，否则北京方面不予以认可。左宗棠相当清楚自己的政治处境，身在遥远的大西北，如果没有强大的财力支持，十万雄兵就好似压在自己身上的一座火山。现在，淮军统帅李鸿章已经成为长江南北的封疆大吏，广东商帮、江浙商帮也在不断地向李鸿章聚集。淮军集团已经成为清政府执政精英们眼中的河豚，而自己只是钳制河豚的一条束带蛇、一枚棋子。因此，左宗棠认为，自己必须获得稳健的财力支持，组建一个强大的政治联盟，才能在清政府执政集团跟淮军集团之间获得一定的政治空间。
西征军的军费问题随着日军进兵台湾而日趋紧张，向洋商申请的贷款又在北京遭遇一拖再拖的尴尬局面，在给朋友们的书信中，左宗棠犹如一位怨妇，喋喋不休地抱怨着：这样的局面需要改变。在剿灭回民叛乱后，左宗棠将记名提督赖长调到兰州主持制造局工作。赖长这位出身行伍的广东人，对西洋枪炮制造技术很有研究，跟广东商帮也渊源颇深，一度在福州船政局仿造洋枪大炮。曾任闽浙总督、福建巡抚的卞宝第就大赞过赖长仿造的枪炮“不亚于外洋的军器”。[15]赖长不仅自己来到了兰州，还带来了大量的广东、福建的技术人才。他督造的七连发洋枪令索斯诺夫斯基都大为惊讶。
兰州制造局是一个全国资的军事工业机构，赖长不断地仿造及改进欧洲枪支弹药，由他督造的重炮、德国七连发火枪、劈山炮、开花子弹都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当胡雪岩在信中透露，德国人有一万多枝七连发火枪，愿意降价卖给西征军的时候，却被左宗棠回信拒绝了。在回信中，左宗棠对兰州制造局赞不绝口，甚至将索斯诺夫斯基惊讶于赖长的仿造及改进技术的细节都一一告知。左宗棠还对胡雪岩说，现在西征军费用紧张，要为西征军缩减开支，为国家节约外汇，而且兰州制造局的技术精进，就不用进口德国人的七连发火枪了。
军事工业在兰州的迅速发展令左宗棠相当激动。更令左宗棠高兴的是，赖长是一个工业技术方面的奇才，他不仅仅会造枪造炮，对纺织一类的现代工艺也颇为娴熟。在索斯诺夫斯基到达兰州前，左宗棠已经在谋划发展纺织工业，胡雪岩接到左宗棠的回信之后，又开始跟德国人商洽纺织机器的采购事宜。左宗棠的想法很简单，甘肃盛产羊毛，可以利用现代机器对其进行规模化生产，这样一来，既可以跟欧美商人争夺纺织市场，又可以用民用利润反哺军事工业，更重要的是可以缓解西征军的财政困难。
胡雪岩在上海向德国人采购纺织机器的行动引起了英国人的警惕。英国人嘲笑俾斯麦政府主导下的工业技术非常稚嫩，根本不可能生产出好产品。左宗棠对德国人跟英国人之间的口水战毫无兴趣，他现在需要现代化的机器为西征军创造利润，管它是英国的机器还是德国的机器，只要能够将甘肃的羊毛加工成国际纺织产品，这些产品就可以迅速占领西北市场。在给胡雪岩的书信中，左宗棠热切希望德国人还能够进行技术支持，最好能够派出技术人才到兰州，协助赖长组建工厂跟改进设备。[16]
索斯诺夫斯基在兰州停留了一个月，这期间伦敦的枪支已经运抵阿古柏兵团，英国的这种行为威胁到了沙俄在中亚的利益，左宗棠认准这是一个商贸结盟的机会。左宗棠就茶叶贸易与索斯诺夫斯基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左宗棠在给光绪皇帝的一份报告中建议，一旦收复边疆，陕甘总督将亲自主持茶马商贸，希望总理衙门能够全力支持自己的商业计划。左宗棠万万没有想到，在索斯诺夫斯基游历玉门关内的背后，圣彼得堡的手已经伸向了福建，沙俄皇室布下了一张更大的网。
建立中国自己的顺风耳，海防派的电报大业
日本进兵台湾期间，带兵入台巡视的沈葆桢深感传统交通的落后，并向总理衙门提议建设台湾至福州的电报。电报是一门现代技术，更是一项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早在同治皇帝登基当年，沙俄就想在天津架设电报线，当时北京政权正值交接时期，清政府执政集团内讧，于是以担心帝国子民破坏，容易引发外交争端为由，拒绝了沙俄架设电报线的计划。
北京方面批准筹建海军的同时，也将以采煤开矿为首的重工业纳入改革计划之中，重工业改革理应包括架设电报线。沈葆桢调任两江总督，李鸿章在写信祝贺的时候还不忘关注福州的电报问题。当时，他希望沈葆桢能够加快架设福州至厦门、台湾的电报线，甚至还委派轮船招商局的总经理唐廷枢去福州协助。李鸿章在信中问：“由福州至厦、至台，实费几何？雇用何人？”电报到底有多大魅力？1866年欧洲考察团团长斌椿在报告中说，欧洲人用一根铜线作连接，可以在千里之外收到一模一样的文件，简直就是中国神话中的“顺风耳”。欧洲的商人们可以通过铜线瞬间掌握商品交易价格，在战争时期可以第一时间掌握胜负消息。日本进兵台湾，一直负责跟沈葆桢细商调兵的李鸿章深感信息不灵通产生的不便，两人从商量调兵到部队开赴台湾，足足花了三个月时间。李鸿章在给皇帝的报告中提出，在加快修筑铁路的同时，一旦架设电报线，北京方面的最高指令可在顷刻之间传达到千里之外。[17]
身为改革总设计师，李鸿章认为，无论是天津还是上海，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规模越来越大，机构臃肿、腐败成风，一旦价格不能在第一时间控制，就容易成为清政府执政集团指控贪墨的证据。更为重要的是，改革全面推进之后，民用工业与金融业将跟欧美财团直接竞争，没有电报，就不能掌握第一手市场信息，中国的工业跟金融改革终将被外资打败。李鸿章非常清楚，架设电报线非旦夕之功。为了掌控大清的第一条国有电报经营权，李鸿章希望能看到沈葆桢的详细计划。
李鸿章对电报早有安排。唐廷枢跟洋商们交往密切，对电报非常了解，加之此人当时正在香港，可以命其直接前往福州，协助福建方面先试点架设台湾到福州的电报线。李鸿章的人事调遣刚刚开始，总理衙门就收到了沙俄驻华公使布策的外交照会，要求总理衙门按照1862年的外交承诺，只要允许外国公司在中国架设电线，就要让沙俄第一个架设。很快，德国、法国、美国、丹麦驻华公使纷纷向总理衙门提出了一模一样的外交照会。[18]
面对突如其来的多国外交照会，总理衙门顿时乱作一团。
就在这个非常时刻，工科给事中陈彝向光绪皇帝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说：“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灌，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必所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19]陈彝出生官宦之家，进士考试的时候高中第四名，曾经向慈禧太后控告同治皇帝的老师王庆祺带皇帝嫖妓。慈禧太后一怒之下罢免了王庆祺的帝师职务，还摘掉了其副部长的乌纱。正因为此，陈彝在清政府执政精英眼中是一位敢言的忠臣。这一次，陈彝向总理衙门举报，沈葆桢一直向北京方面申请办理的电报，现在已经由一个有问题的小吏私自跟洋人签订了合约，也就是说，福州至台湾的电报经营权已经落入洋人之手。
陈彝的报告犹如一枚炸弹，令一头雾水的总理衙门终于弄明白驻华公使们的逼宫缘由，福州的电线已经卷入一桩错综复杂的国际交易之中。陈彝在报告中说，因为按照当年沈葆桢的计划，应由政府全资架设福州通往台湾的电线，可事实是福州候补知府丁嘉玮已经私自跟丹国公司签订了合约，丹国公司负责这一段电线的架设经营，现在搞得福建省人心惶惶，“如此办理洋务，何异为虎傅翼？”
陈彝的重点不在电线，他瞄准了闽浙官场跟清政府执政集团之间的敏感点，丁嘉玮就是引爆这个敏感点的导体。陈彝在报告中说：“闻丁嘉玮系曾经参革‘永不叙用’之员。”陈彝故意将问题甩给闽浙官场：“未知确否？惟有吁请饬下该省督、抚查明。”
电报签约案中的小炮灰，重掀汉族武装内部矛盾
丁嘉玮，顺天府大兴县人，凭借祖上荣荫，道光年间在国子监读了几年书，领取了荫生出身后到福建当了一名知县。咸丰年间，太平军席卷福建，已经官拜同知的丁嘉玮宁死不降，咸丰皇帝于1859年钦赏丁嘉玮顶戴花翎，承诺有空缺一定优先录用。[20]左宗棠调任闽浙总督时，丁嘉玮已经升任福宁知府，从此开始了跌宕起伏的官场人生，也成为清政府执政集团跟汉族武装集团之间的火药桶。
陈彝的报告剑指刚刚调任两江总督的沈葆桢，更是重新挑起了左宗棠跟清政府执政集团开明派的尘封恩怨。左宗棠此前在福州组建自己的幕僚团队时，看好丁嘉玮，跟同治皇帝打报告说希望将丁嘉玮调任福州知府，可是主管人事的吏部说不行，称福宁知府直接调任闽浙首府任知府没有先例。左宗棠不甘心，再向同治皇帝打报告。1866年9月的一天，同治皇帝向慈禧太后请安，提起左宗棠的人事报告，慈禧太后当天心情大好，当时就准了左宗棠之请。[21]
左宗棠在给同治皇帝的报告中夸奖丁嘉玮，称他才识通达，干练勤能，于闽省情形最为熟悉。慈禧太后在给内阁的人事命令中批复：“该督抚自系为人地相需起见。”一直在福建官场打拼的丁嘉玮开开心心地到福州上任。可是不久之后，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新来的总督吴棠是奕的政治盟友。吴棠到福州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将马尾船厂管理大权抓到手，这是以奕为首的清政府执政精英巩固第二权力中心——总理衙门的经济筹码。
吴棠一到福州，立即掀起了一场福州官场大清洗，凡是左宗棠举荐的官员都成为其重点隔离审查的对象，左宗棠两次保举的丁嘉玮自然成为重点中的重点。一番审查，吴棠没有抓住丁嘉玮的把柄，只好在鸡蛋里挑骨头。1867年8月的一天，吴棠在给同治皇帝的报告中说，丁嘉玮善伺意旨，以致庸员趋附，且任内积压发审案卷一百余起，吏治废弛已极。
吏治废弛虽是官员无能的表现，却还不足以将丁嘉玮彻底搞垮。为了拔掉左宗棠安插在闽浙首府的这枚钉子，吴棠可谓是煞费苦心。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吴棠将弹劾丁嘉玮的报告跟延平知府李庆霖送小妾跑官一案写在一起。同治皇帝一看，福建官场简直就是乌烟瘴气，于是皇帝在给内阁的一道命令中语气非常严厉：“丁嘉玮革职，勒令回籍，不准在福建地方逗留，以肃官方。”[22]
吴棠在闽浙官场的清洗行动令左宗棠跟船政大臣沈葆桢非常不安，两人联手将吴棠挤出闽浙官场。一直跟左宗棠关系密切的福州将军、署闽浙总督英桂立即对福州官场进行平反，并在给同治皇帝的一份报告中提到，说丁嘉玮是被诬陷的，吴棠当年的审案指控都是子虚乌有，自己经过密访舆论，发现此人精明强干、熟悉洋情，希望能将丁嘉玮调任福州，分管厦门与台湾高雄之间的通商事务。[23]
丁嘉玮的命运随着英桂的这份报告再次发生转变。1869年8月9日，同治皇帝给军机处下了一道人事任命，由于洋务日繁，令兵部派出快马到大兴县找丁嘉玮，并日夜兼程护送丁嘉玮到福州，以供差遣。丁嘉玮到福州后一直负责通商事务，自然包括福州船政方面的国际事务。沈葆桢奏请架设电报线，丁嘉玮成为办理电报项目的不二人选。令沈葆桢吃惊的是陈彝的指控，他在给皇帝的报告中居然说自己用的是一个“永不叙用”有前科的官员。
沈葆桢立即意识到麻烦来了，陈彝的目标非常明确，左宗棠、英桂力保过丁嘉玮，奕的政治盟友吴棠弹劾过丁嘉玮，丁嘉玮负责的电报项目是沈葆桢力主的。在政权交接之际，陈彝以电报威胁到子孙基业为由，将丁嘉玮在吴棠时期卷入的闽浙官场案再次掀开，甚至将福州的电报事业上升到道德跟祖宗基业层面，这令汉族武装集团及以奕为首的开明派都相当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