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树立“开创者”形象的转型之战
直隶总督洋洋洒洒的一封信，立即令盛宣怀热血沸腾。盛宣怀在给李鸿章的回信中写道：“阳城山乃武穴一隅，民向不资以为生，则官为开采，不夺其生计；民情虽亦浮动，尚堪动之以利，结之以义，用洋匠设机器，不致决裂；武穴实为吴楚咽喉，滨江一水可通，轮船径运上海，无须火轮车路，无须开浚河道，等洋法一有成效，近悦远来，相率观法，为海内开风气之先。”[35]
很快，盛宣怀拿出了《湖北煤厂试办章程八条》。盛宣怀在这份章程中详细分析了民、商、官三者的问题：“责之民办，而民无此力；责之商办，而商无此权；责之官办，而官不能积久无弊。”盛宣怀希望仿照轮船招商局“官督商办”模式进行：“商集其费，民鸠其力，官总其成，而利则商与官、民共之。”[36]盛宣怀为自己留了一手，一旦煤厂开办，督办的官职自然就落到自己头上了。
官山煤铁属于垄断资源，一旦商业资本进入，势必会涉及利润分配问题。盛宣怀在招股书中也提出了利润分配原则：商人投入大量的资本，开发政府的垄断资源，商人以资本获余利六成；政府拿出垄断资源以供商业资本开发，政府自然要征收资源税，税赋占余利三成；民众在矿厂开采期间需要贡献劳力，除了工资福利之外，矿厂要拿出余利的一成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为民众谋福利。
政府拿出垄断资源招商引资，立即引起了商人们的兴趣。盛宣怀在给李鸿章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十万巨资一呼而就。面对商业资本的积极涌入，有官员就给李鸿章提出新的建议，湖北煤厂的煤将来要靠轮船招商局运输、消费，干脆将煤厂合并到轮船招商局，将轮船招商局打造成一个多元化的控股集团。只是，一旦合并建议被采纳，官督的决定权就在轮船招商局，与盛宣怀再无关系，他的官督谋划也将落空。
于是，盛宣怀给李鸿章写信，嘲笑多元化控股集团的设想：“西洋办一事即开一事之公司，未闻以一公司而能包罗一国之利权，以一人而能毕天下之能事。”[37]很显然，盛宣怀是不愿意由广东商帮控制的招商局来控股湖北煤厂。他还在信中试探李鸿章的口风，如果是李鸿章的主意，没有人敢不遵从。他也不确定，到底是湖北一省的煤矿合并，还是全国煤铁矿都并归轮船招商局？
盛宣怀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资源开发是中国改革的关键一步，湖北煤厂的招股书都发布了，股票都卖出去了，这个时候突然冒出个并归轮船招商局的提议，政府怎么向那些购买股票的商业资本交代？盛宣怀警告那些提出并归湖北煤厂动议的家伙，“失信于人是小事”，更严重的后果是，“使富强大举有始无终”。
李鸿章显然不允许自己的改革宏图有始无终。
轮船招商局就是一个资本江湖，广东商帮、漕帮、江浙商帮之间暗流涌动。盛宣怀代表了以李鸿章为首的官方势力，但他却在轮船招商局遭遇广东商帮的排挤。盛宣怀一直游说江浙商帮离开招商局，独立创业。湖北煤厂的招股书发布之后，盛宣怀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在江浙招募商股。
江浙商帮的领袖人物是胡雪岩，如今已经获得了一品封典。而在科举道路上一直不顺的盛宣怀，仅仅是李鸿章的亲信角色，尽管有一帮高官朋友，可在商人们眼中只是一个秘书而已。所以，盛宣怀也决定利用光绪皇帝登基元年的机会，弄个品级高的名誉官衔。他捐了两千两银子，获得了一个从一品覃恩封典。封典到手，盛宣怀自然要乘煤矿招商之机，通过资本将江浙商帮团结在自己周围。
湖北煤矿是盛宣怀拉拢资源跟资本的试验场，更是一次自己向官商的转型之战，盛宣怀需要向天下的商帮证明，他不是一个秘书，而是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开创者。轮船招商局要合并湖北煤厂，盛宣怀岂能善罢甘休？以唐廷枢为首的广东商帮隔岸观火，观望着盛宣怀在江浙融资，抢占资源跟资本。盛宣怀的举动对胡雪岩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不过，两人的交战才刚刚开始。
打仗没银子，主帅连发七封要钱信
“奏借洋饷，随到随罄。”1875年9月24日，左宗棠很艰难地给光绪皇帝写了一封奏折，希望朝廷能够为西征军的粮饷排忧解难。[38]
现在，西征军屯兵兰州城，可是各地的军费迟迟不到，1875年5月北京批准的洋贷款到兰州也只有一百七十多万两。剩余一百二十多万两的洋贷款被胡雪岩他们截留了，因为在洋贷款到账之前，左宗棠曾委托以胡雪岩为首的亲信，在上海、湖北跟陕西等地筹借军饷。洋贷款一到，之前借出军饷的商人们就连本带利截留了洋贷款。加之出征在即，大量征调马匹跟运输步兵，西征军一下增加了十多营，总计超过一百三十营。洋贷款被截留，再加上军队大量的扩编，左宗棠对各地军费的渴求之心可想而知。
西征军后勤的财务数据相当糟糕，各地军费总计送来一百四十多万两，扣除北京户部划拨的五十四万两，各地的军费实际划拨只有八十多万两。江苏、浙江、广东三省本该提供五百多万两的军费，可是三省一直拖着不给，导致西征军入不敷出。
打仗没银子，左宗棠想出了一招：期票。
西征军将士出关，付出的将是鲜血跟生命，如果出征前军饷都拿不到，将士们还有什么士气可言。左宗棠向皇帝汇报，为了稳定军心，鼓舞士气，他只能将期票跟银票混搭在一起，等到各地的军费押运到西北，士兵们拿着期票统一兑换现银。
左宗棠当天向光绪皇帝写了七封信，其中三封信是针对各地严重拖欠西征军军费而表示不满，其中两江从提出组建海军开始就再也没有向西征军提供过一两银子的军费。更令左宗棠耿耿于怀的是福建，当初自己好意提出将福建押解西征军费的三分之二划拨福州船政，可是福建方面一拖再拖，到1875年7月，已经拖欠了三百一十二万两。[39]
李鸿章为了操控福州船政，一直将淮军集团的干将推到福建巡抚的位置上，意在把控福建财政。左宗棠在给光绪皇帝的信中语气显得出奇地愤怒，没想到自己为海军建设让步，福建官方却得寸进尺，实非意料所及。左宗棠希望北京方面能够亲自出面催收拖欠的军费。
左宗棠的信送抵紫禁城，慈禧太后实在看不过去了，立即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将左宗棠的七封信朱批给户部、军机处。10月5日，慈禧太后召集军机大臣和户部高级官员开御前会议，大家在会议上一致同意：南洋跟北洋各省不得借口海防而拖欠西征军费，福建立即押运三百多万两拖欠军饷到西北，其余各省在1875年内先押运一半，余下一半随每月押运军饷陆续补齐。[40]
御前会议的决议以五百里加急传谕各地。左宗棠接到北京的决议后，长舒一口气。根据御前会议的决议，要求各地督抚、将军，从本年开始，每个月必须按时结清西征军费，不准再有丝毫拖欠，免至贻误剿匪战机。
清政府执政集团之所以在御前会议上如此强硬，是因为他们要通过左宗棠这一条束带蛇来钳制李鸿章这一只河豚。淮军集团通过迅速布局资源开采跟信息网络建设，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改革新兴阶层，改革阶层的兴起将直接威胁到清政府执政集团的核心利益。
左宗棠在给皇帝的信中泄露了汉族武装集团内部的玄机。他在信中说，海疆军火、器械随地可办，边塞所需却要水陆万里才能送达军前。用兵越久，官私耗竭，只能仰仗商人进行腾挪。可是，西北地处贫瘠，没有什么大商人，东南沿海商人们做生意很容易赚钱，军费紧张时只有向东南沿海的商人借钱。
胡雪岩是左宗棠在东南沿海向富商集资的总代理，可是，以盛宣怀为首的淮军集团干才也通过开矿不断招募商股，面对实业跟战争，东南沿海的商人们自然会选择按照现代公司治理的实业。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公司章程来规划自己的回报，而战争瞬息万变，借款的回报率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在南洋跟北洋各省拖欠西征军费的情况下，大量的商业资本又被吸纳到实体经济之中，胡雪岩腾挪乏术。
湖北开矿忙，兰州纺织欢
北京的五百里加急送到了福建巡抚丁日昌、两江总督沈葆桢等一干督抚手上，御前会议的决议犹如一把利剑，直刺他们心口。丁日昌早已厌倦了福州官场，沈葆桢万万没有想到，刘坤一离开两江的时候，留下了西征军费的窟窿。李鸿章一眼就洞穿了清政府执政集团的心思，他们就是要让汉族武装集团两大政治派系相互钳制，然后利用权力继续垄断集团利益，进而蚕食改革成果。
盛宣怀在为湖北煤矿招募商股期间，发现胡雪岩跟德国商人关系密切，而且他们洽谈的不再是军火采购，而是机器采购。
德国东亚远征队的地理学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 Ferdinandvon）在给上海欧美商会的一封信中透露了左宗棠跟胡雪岩在西北的野心。
“这城里有一个机器局，局里在制造大量的新式枪炮所需要的子弹和火药；制造的工人是宁波人，都曾在上海、金陵两制造局受过训练。”[41]李希霍芬信中的机器局就是兰州制造局，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两次通过胡雪岩进行洋贷款，名义上是为西征军筹措军费，实际上都流入了兰州制造局。
左宗棠对胡雪岩从上海洋行采办来的洋枪洋炮的价格很不满意，所以他一定要在自己的防区内创办军事工业。兰州制造局犹如一个无底洞，尽管制造局成功仿造了德国的枪炮，可是始终面临资金困难的窘境。面对沿海各省拖欠军费的情况，左宗棠只有仰仗胡雪岩在两江进行融资。而以盛宣怀为首的淮军集团幕僚们通过招募商股，使胡雪岩的融资越来越困难。但沙俄游历官索斯诺夫斯基的到来令左宗棠眼前一亮，他想起了西北曾是帝国通往欧洲的丝绸之路。
左宗棠在给总理衙门的报告中，描绘出一幅绚丽的丝绸之路画卷。他希望通过胡雪岩在上海采购机器，尽快将西北的羊绒进行产业化。西北盛产羊绒、驼绒，生产出来的产品比直接销售原料附加值高，运输也更为便捷，还可以直接由古丝绸之路进入欧洲。可是，在进行机械化纺织生产的背后，势必需要煤炭、运输系统的支持。[42]左宗棠已经勾勒了一幅庞大的产业蓝图，通过纺织轻工业来推动开矿、铁路等一系列重工业全面发展。
胡雪岩是个商人，他早有自己的算盘。
淮军集团对电报信息网络、煤铁矿产资源的布局刺激了胡雪岩。江浙商人们大量的资本涌向了煤铁矿，很多商人买入了轮船招商局的股票。一旦煤铁矿产业化，淮军集团对资本的聚合效应将进一步扩大。胡雪岩现在面临一个尴尬的问题，随着制造局仿造军火的规模逐渐扩大，暴利的军火采购生意将越来越难做，自己的财路只能转向战争贷款，可是北京方面对贷款又太过严苛，留给自己的出路只有跟盛宣怀争夺资源，争夺改革的红利。
只要西征军的战事一天不停止，兰州的工业就可以依附在军事工业名下大干快上。兰州的轻工业跟军事工业规模越大，西征军的军费开支就越大；地方督抚拖欠的西征军费就越多，洋贷款的规模也就越大，胡雪岩旗下的钱庄票号就可以挪用更多的军费进行大规模扩张；左宗棠的期票发行规模越大，自己钱庄票号的杠杆就可以放得越大。在轻工业的推动下，胡雪岩就可以通过金融操控西北的矿产资源。
兰州的谋划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胡雪岩在上海跟德国商人接触的消息立即传遍了沿海官场。令左宗棠意想不到的大麻烦来了，除了老部下浙江巡抚杨昌浚将七万两军饷押运到兰州，福建、两江大宗的西征军费依然迟迟未到兰州，北京方面的五百里加急在地方督抚们眼中只是一张废纸。
从李鸿章写给沈葆桢的一封信中可以窥见沿海督抚们的心思：“户部所拨海防额款，本为搪塞之计；各关四成，惟粤海、浙海可稍匀拨，而为数无几，其余各有紧饷。各省厘金，惟江西、浙江可稍匀拨，亦断不能如数。其余皆无指望。统计每年实解不过数十万，而总署与户部又将南、北洋筹备专款，与各省之目顾门户者，比而同之。”[43]
现在，各地督抚大员们各怀心思，汉族武装集团中除了湘军跟淮军，还有在剿灭太平军时崛起的地方团练武装，这些人均为一方枭雄，各自为政。令李鸿章头大的是，淮军集团内部也开始出现派系，除了以刘铭传为首的安徽嫡系，还有在镇压捻军过程中新收编的地方系。太平军跟捻军战事结束，安徽嫡系继续驰骋于台湾等前线，而地方系则以地方督抚之名为安徽嫡系输血。
随着改革的推进，淮军集团内部派系之间的明争暗斗开始升级。眼见盛宣怀这样的秘书都忙着抢占资源，地方系自然也开始谋划割据利益，这些人在山东等地以“求富自强、靖海安边”[44]为名，建立了以山东机器局为首的一批军工企业。无论是李鸿章谋划中的海军国防，还是左宗棠的西征塞防，各地的督抚们总有借口将北京的圣旨当成废纸。
盛宣怀在湖北为淮军集团开拓矿产资源，胡雪岩谋划利用兰州扩大自己的商业帝国。德国人看准了汉族武装集团的内斗，李希霍芬秘密致函德国首相俾斯麦，将他对中国矿产调查的情报进行了详细汇报，希望德国能够强化对中国资源的控制权：“有必要发展海军以保护这些重要的利益和支持已订的条约；要求在万一发生战事时德国的商船和军舰有一个避难所和提供后者一个加煤站。”[45]